在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的不斷提速戲劇性地改變了全球的疾病譜。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催生並加快了各種社會與經濟鉅變。經濟一體化、工業化、城市化、大規模人口遷徙、社會分化、環境退化乃至氣候變暖等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使當今世界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公共衛生風險。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亦稱慢性病）的發展變得越來越複雜化。伴隨因傳染病身亡者人數的急劇下降，更多人得以邁入老年期；伴隨人口老齡化的推進，心臟病、中風、癌症和糖尿病等發達國家常見的疾病，也開始在發展中國家滋生並攀升。
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的全球化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世界緊密交往互動的今天，一些疫病屢屢經由國際航線迅速蔓延擴散。每年搭乘全球航空公司航班的乘客多達20餘億人次，而病毒也得以在極短時間內快速由一國傳播到另一國，因而可能將疾病和死亡風險帶到地球每個洲的每個角落。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各種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頻繁造訪人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發傳染病快速國際傳播的又一例證。恰逢歲末年初這個時間節點，大規模人口遷徙疊加便捷的國際旅行，疫情藉由全球化的交通運輸網絡急速波及世界上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再一次警示人類，迎戰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將是長期的挑戰。
傳染性疾病的威脅
由於數十年堅持不懈的公共衛生干預，全球範圍內傳統傳染病的發病和死亡負擔已大為降低。雖然人類曾長期慘遭天花、流感、瘧疾等古老病種的蹂躪，但自20世紀中葉以來，一些新疫苗相繼問世。20世紀50年代小兒麻痺症疫苗問世。20世紀60年代有了麻疹疫苗。到1979年，人類終於將天花趕出了地球。通過各種大張旗鼓的計劃免疫活動，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兒童受惠於疫苗的免疫保護，其中主要包括卡介苗、脊髓灰質炎、麻疹、腮腺炎、風疹以及百白破三聯疫苗（百日咳、白喉、新生兒破傷風三種疫苗的聯合制劑）等。具有神奇功效的疫苗成為遏制傳染病並造福全人類的最為有效的公共衛生干預之一。同時，抗生素的發明和普遍使用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儘管如此，一些傳統的傳染病並未在地球上絕跡。譬如，人類迄今仍未攻克結核耐藥性（含耐多藥結核和廣泛耐藥結核）的挑戰，耐藥患者的醫療負擔依舊十分沉重；全球每年還約有100萬人死於瘧疾，但至今尚無新疫苗可以徹底根除該頑疾；此外，病毒性乙肝和丙肝等的侵擾亦不容忽視。
除了結核病和瘧疾等傳統傳染病，諸如艾滋病、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及禽流感等更具傳播力的新型傳染病，也有可能從地方性瘟疫演變成為全球災難，從而對全人類構成更大的威脅。導致艾滋病（AIDS）的HIV病毒便是當代新發傳染病跨境越洋傳播的一個典型例證。1982年，HIV在美國首次被發現，艾滋病的觸角逐漸深入世界各個角落。儘管控制HIV病毒傳染及防止HIV轉化為AIDS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應運而生並獲取了許可，但艾滋病每年仍奪走數十萬人的生命。人口的全球流動為傳染性疾病的傳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突發公共衛生危機
更令人憂慮的是，重大突發性新型傳染病的大舉進犯依然難以逆料。無國界的病毒會藉助於四通八達的環球航線漂洋過海，傳遍所有大陸。2002-2003年蔓延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SARS疫情引起全世界的警惕。此後，世界衛生組織專門特設了國際專家構成的《國際衛生條例（2005）》突發事件委員會。繼SARS之後，H7N9禽流感、甲型H1N1（即“豬流感”）及埃博拉病毒等接踵而至。除了正在持續肆虐的新冠肺炎之外，自2009年以來的短短十年時間裡，世界衛生組織先後宣佈過五起重大的“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它們分別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2015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以及2018-2019年首發剛果的埃博拉疫情。
與新世紀之初不同的是，如今，全球各地往來更加密切，緊密依存，國際旅遊和商務活動愈益頻繁。以我國為例，據國家移民管理局官方數據，2019年，中國邊檢機關檢查的出入境人員高達6.7億人次——這與17年前SARS疫情時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波及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全球數千人死亡。其中，韓國、意大利、伊朗成為中國境外疫情最嚴重的三個國家。瑞士也發現了確診病例，這意味著疫情已來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家門口”。
即便人口的國際流動大幅減少之後，病毒的全球化傳播依然還在路上。頗為詭異的是，疫情還有可能在各國之間折返“倒灌”、交叉感染。世界衛生組織已將全球風險評估的級別調為“非常高”。
凡此種種皆表明，疫病的“幽靈”一直在我們的“地球村”遊蕩。在全球化的世界裡，這些人類共同“敵人”的突襲變得愈發頻繁莫測，而跨境跨國延燒也越來越難以避免。
非傳染性疾病的挑戰
非傳染性疾病的威脅伴隨著全球化進程也逐漸趨同。諸如心腦血管疾病、肥胖症、癌症、中風、糖尿病等原本被視為富裕社會才有的慢性病，也開始在資源匱乏、衛生系統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滋生蔓延。精神疾患、暴力及傷害等風險亦不斷增多。據WHO的官方數據，非傳染性疾病業已取代傳染病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主要“殺手”。
2016年，在全球5700萬死亡人數中非傳染性疾病佔71%，其中五分之四發生在中低收入國家。細分一下我們可以看到，心腦血管疾病佔31%、癌症佔16%、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為7%、糖尿病為3%，孕產婦、圍產兒及營養狀況致死總計為20%，傷害佔9%，剩下的慢性病佔14%。全球疾病與死亡模式的轉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環境衛生、醫療服務和糧食供應的普遍改善。這也表明提升疫苗接種覆蓋面的公共衛生運動獲得了斐然成就。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人們的生活條件、生活方式、職業選擇、消費行為與觀念以及行為模式等健康決定因素都悄然發生了深刻變化。互聯網快速普及，消費文化擴張，全球採購和商品營銷盛行，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已經並將繼續受到垃圾食品和含糖飲料的負面影響。
公共衛生干預的全球化
自1948年成立以來，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在引領全球公共衛生運動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關鍵性作用。過去數十年，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在全球範圍內倡導並推動各種公共衛生實踐，其中包括疫苗接種，講究個人衛生和良好的生活習慣（如肥皂洗手、戴口罩），搞好環境衛生（像改水改廁）、強身健體，母乳餵養，及改變不良習慣（如抽菸酗酒、隨地吐痰、不戴避孕套及不繫安全帶）等等。作為擁有194個成員國的多邊國際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也與各個成員國攜手應對傳染病和慢性病等健康挑戰。
邁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疾病的全球化也呼喚公共衛生干預的全球化。每當重大傳染性病魔降臨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能獨善其身或孤軍抗擊疾病的入侵和蔓延。一些公共衛生體系薄弱，衛生籌資能力有限的發展中國家則更易被“攻陷”。有鑑於對全球化直接和間接健康威脅的新認知，加上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一次次地敲響警鐘，全球衛生治理與公共衛生領域的國際集體行動也在不斷升級。所幸的是，國際專業知識、信息和人員的全球流動，也有助於各國同舟共濟攻克病魔。
鑑於全球化時代全球直面重大傳染病侵襲的共同脆弱性與強化集體行動的必要性，重大傳染病的防控被提上國際議程並走上法制化軌道。早在1969年，世界衛生大會就推出了首個《國際衛生條例》。該條例的出臺當時主要是為了成員國一起監測並控制六種嚴重傳染病，即霍亂、鼠疫、黃熱病、天花、迴歸熱及傷寒。
為預防和應對全球化時代的公共衛生威脅，世界衛生大會2005年專門修訂了《國際衛生條例（2005）》。在管控突發性公共衛生問題急速國際傳播方面，這個凝聚了國際共識的全球立法框架堪稱促進國際公共衛生合作的里程碑。據此，世界衛生組織被賦予了檢測、預防和管理傳染性疾病的新權威；而各成員國則負有遏制傳染性疾病國際傳播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律義務。WHO負有就重大流行病做出決策並提出全球應對措施的責任，而且要確保各國履行國際衛生法規的義務。例如，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發，在病毒的瘋狂肆虐之下，WHO調派了數千技術專業人員馳援並提供不少相關醫療設備。
邁入21世紀之後，應對非傳染性疾病的國際干預也不斷升級。鑑於菸草是全世界可預防的一個主要死因，早在2003年6月，世界衛生大會就通過了《菸草控制框架公約》。這個國際多邊協議於2005年2月正式生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衛生條約，併成為聯合國歷史上得到最廣泛接受的公約之一。其主要目標是“保護當代和後代免受菸草消費和接觸菸草煙霧對健康、社會、環境和經濟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像《國際衛生條例（2005）》一樣，這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也描繪了公共衛生領域國際合作的新藍圖。此外，聯大2011年通過了《預防和控制非傳染性疾病的聯合國大會高級別會議政治宣言》。世界衛生大會據此在2013年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負責起草的《預防和控制非傳染性疾病的全球行動計劃（2013-2020年）》，設定了預防和控制心臟病、糖尿病、癌症等非傳染性疾病的全球目標。為了應對日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世界衛生組織先後開發了“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政策框架。
在全球化的時代，每個國家甚至每個人在重大公共衛生危機面前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到了21世紀的今天，面對公共衛生領域不可預見的“黑天鵝”和極有可能發生的“灰犀牛”，人類依然顯得十分無力。
公共衛生事業的建設需要國際社會、國與國之間以及地方社區的通力合作。唯有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守望相助”，才能不斷戰勝各種傳染病和慢性病的全球蔓延。
加強國際公共衛生合作理應成為國際發展政策的優先關注領域，世界各國都應該以更開放的心態更積極地參與全球衛生治理與國際合作，以便相互汲取和吸納前沿的健康新知、干預舉措以及更專業化的危機處理與應對經驗。唯其如此，才能在公共衛生的共同敵人面前，不斷取得人類共同的勝利。
（作者：胡玉坤，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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