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作家和世界的痛能夠感同身受的時候，可能就會真正觸及文學的一些本質的東西了。
——遲子建當你與世界的痛苦感同身受
口述|遲子建 採訪、整理|孫若茜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寫了30多年了。如果一定要在我的寫作裡找一道分水嶺，那就是2002年，儘管我多麼不願提及。我愛人因車禍離世對我的迎頭痛擊，毀掉了我的俗世幸福，卻對我的文學成長，起到了一種催生作用。
2003年和2004年，對於我的寫作是非常重要的兩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額爾古納河右岸》，還有短篇《一匹馬兩個人》等，都寫於這個時期。長篇、中篇、短篇都有，從作品的數量上來講是夠大的，從質量來講，不管我未來是否會寫出更加令自己滿意的作品，我必須承認這些作品的氣質，在我個人的創作史中，是不會被自己忽視和遺忘的。這些作品裡，有一個人和世界的關係，有一個人對待死亡的態度，有一個作家應該懂得的生命的重量該是什麼。
我的出生地，包括我現在常回去的地方，至今仍然是中國的邊疆，經濟欠發達，但自然無比壯闊。命運讓我出生在這樣一個地方，一個四季如此分明，能夠感受漫長冬天的地方，使我從小就會有一種特別感傷的東西。
生命作為生命體單純存在的時候，總會渴望美好的、恬靜的事物。可是在那裡，我感受到的卻恰恰相反，很早就看到永別，有大自然中生命的永別，也有人的永別。小時候我去山上拉燒柴，採野果採蘑菇，在跟大自然的生機相逢的時候，看到的死亡也比比皆是。花落了，草枯了，蝴蝶死了，再尋常不過。有時還會看到鳥兒殘缺的翅膀，它可能被天敵吃掉了，但它的羽毛還在林地，跟著秋葉在風中瑟瑟發抖。有時獵人在森林裡設圈套，結果自己都忘了，被捕獵的動物就死在了套裡，被老鷹等食腐動物吃掉，剩下乾枯的頭顱和骯髒腐爛的皮毛。我至今都能想起那樣的畫面，那種無言的蒼涼。在詩情畫意的地方，你也隨時有可能和死亡相逢。也許你正站在一片野花叢中，但看到聚堆的綠豆蠅發出強烈的嗡嗡聲，便明白它們身下可能就是一隻死狍子或者死兔子。
慢慢地，你會用漸長的生命瞭解到，大自然的永別，那冬天時看上去完全死寂的大地，第二年還會有生機。可是人呢？為什麼去了另一世界就不再甦醒了呢？你從少年時代，就會朦朦朧朧追問人的去處。而我耳聞的神話故事，似乎告訴了我們人死後所去的地方，但這又難以說服人，那麼人之死是什麼？是生命的終結還是誕生？從最初的作品到現在，我始終在探討。它不是哲學意義上對死的解析，也不是宗教對靈魂歸屬的指向，不是對死亡的一種溫情的消解，而是一個作家在童年就開始感知死亡，發現死亡與炊煙一樣生生不息後，從生中望見死，也從死裡看到生。
我過去住的小鎮大概100戶人家，那時多子多女，三代同堂的也多，差不多就有近千人，幾乎每一戶人家彼此都認識。死亡的事件經常發生，一年四季，你會眼見這個人家支起靈棚哭喪了，那個人家的棺材又被老人用上了。一些突然暴病離世的人，會倉促打棺材，小鎮迴盪著木匠打棺材的聲音，而沒成年的孩子夭折，連棺材都不會有，就在山上找個地方埋掉了。
我看到的這些死亡及後來父親在盛年去世，都讓人格外悲痛。可是直到2002年，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人突然離去，才讓我覺得死亡一直潛在地跟隨，在用各種方式提醒著我它的存在，讓我不得不真正地去思考和麵對，人是什麼，死亡是怎麼到來的，人在一生當中究竟該做什麼，甚至於寫作，哪些東西是你真正應該寫的，哪些東西本來是輕的被你寫重了，哪些東西本該是重的被你無意化解了。那個瞬間，一個世界在我的文學天地裡重新洗牌了。
我愛人是那一年5月去世的，5月底料理完喪事，我從大興安嶺回到哈爾濱，眼裡是沒有春天的。當一個人陷在悲傷、孤獨、絕望中的時候，過的就是冬天。我那時候不出門，甚至連書也不想看。我覺得特別委屈，因為我是一個特別循規蹈矩的女人，一個如此熱愛生活又喜歡家庭的人，還沒給愛人做夠飯呢，還沒聽夠他對我做的飯的讚美呢，上帝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直到6月份，黑龍江發生了一起很大的礦難，死了100多人，我開始關注這個事件。當我看到電視畫面中遇難者家屬那種無淚的絕望的眼神，真是痛心。那種眼神很難描繪，像冬天蒼茫的天空，聚集了很沉很沉的濃雲，卻沒有一道閃電，能讓濃雲得到釋放沉悶。
遇難的那100多人都是男人，會有多少人一夜之間變成寡婦？她們面臨著礦難賠償的官司，一輪一輪的談判，得有多揪心？之後要面對多少生計的問題？老人孩子怎麼辦？未來的生活怎麼辦？我那時正在寫《越過雲層的晴朗》，一個知識分子至少還可以用一支筆寄託哀思，而她們呢？我突然覺得我的痛苦和這些人相比要輕得多。
我很自然地開始向自己發問。為什麼一定要誇大自己的痛苦？為什麼覺得命運對自己不公？在死亡面前沒有一個人有豁免權，為什麼他不可能是你的摯愛親人？為什麼當死亡降臨到別人身上的時候，不會問詢不公？一個人，尤其一個作家，不要覺得自己是上帝的寵兒，生來就是吃蛋糕的。不，作家不是，作家可能生來就要去學會承受自身以及社會的種種苦難，並把它跟你的筆聯繫在一起，去探討生之意義，以及如何擺脫、淨化對死亡的恐懼感。我覺得，當一個作家和世界的痛能夠感同身受的時候，可能就會真正觸及文學的一些本質的東西了。
2002年之前，我去過那樣的煤礦，那時候叫深入生活採訪。記憶當中有一座煤礦，所在地的城市裡都不能穿白襯衫，他們打的傘永遠都是黑傘。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充滿了喪葬氣息的地方，很自然地就把它拉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裡，而小說中的煤礦叫烏塘。那時候，超過10人的礦難，如果上報，無論是礦主還是各級領導都會受到相應的處分。於是，就有了種種隱藏礦難的罪惡，包括隱匿屍體。所以我當時虛構了一筆，一個人把礦難屍體藏在冰櫃裡。過去我也寫死亡，但可能寫得不是那麼水乳交融，而這時候的死亡變得跟我休慼相關，寫時能與心靈共振。
除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額爾古納河右岸》之外，我的其他一些作品也探討了死亡，它們中有的是以一種更文學的方式在介入死亡。比如《群山之巔》，寫的是一個經歷過戰爭，沒有當過逃兵卻被人說成是逃兵的人。他遭人唾棄地活著，成為一個小鎮的笑料，直到生命最後結束，火化他時發現骨灰中殘留的彈片，他彷彿復活了。而他活著的時候，與死是一樣的，沒人在意他的存在，他以生的面目死著。
再比如我的新作《候鳥的勇敢》，裡面也涉及死亡。這種死亡回到了我們剛剛談到的，在山林的美好當中經常看到的那種動物的死亡。一對東方白鸛，其中一隻因為被樹枝上人為的超強力粘鳥膠粘住，腿折掉了。它被救助後沒能及時地在該遷徙的時段飛走，另一隻白鸛對它放心不下，回來搭救，兩隻鳥在共同遷徙的途中，最終遭遇暴風雪雙雙隕滅。它們的死亡暴露的是整個社會的腐爛和人心不古。
從一個人的痛看到眾生的痛以後，你的世界、文學的天窗一下子就開得很大很大，那些在生命的過往裡，被忽略過的很多東西，它們的色彩、厚度、質地一下子就不一樣了。我開始很自然地願意觸摸這些痛，也有意識地往文學更深處開掘。當然，前提是我堅持了一些東西。
改革開放這40年，文學的思潮實在太多了。20世紀80年代，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的時候，就有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等，我所在的作家班當時有很多現在大名鼎鼎的人物，像莫言、餘華、劉震雲，還有那時很有名的徐星、洪峰，每個人的寫作都不一樣。那時候也有一波波的閱讀熱潮，比如一個時期大家都去讀米蘭·昆德拉，另一個時期都在讀納博科夫，再一個時期都讀馬爾克斯，接下來勞倫斯的東西又風靡了。這些我也都會去看，有些東西喜歡，但真正影響我的不是思潮當中的這些作家。
1990年我回到黑龍江以後，脫離了喧鬧的環境，所有的聲音都好像靜止了。我開始選擇重讀一些經典作家，像托爾斯泰、雨果。近些年，一些小語種作家的作品，像捷克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的橋》、匈牙利作家馬洛伊·山多爾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等讓我獲得了更多營養，這些作家的作品不僅獨特，而且和他們的民族歷史血脈相連。
我的寫作不屬於任何思潮，不屬於任何主義。山川河流、普羅大眾、神仙鬼怪、炊煙雲朵，都在我的文學版圖裡，它們是我文學邊疆的徽標，孤獨孤絕，難以入流。任何思潮的寵兒，在獲得側目和關注的同時，也難免沾染泡沫。所以判斷今天的文學哪些是金子，應該是半個世紀後的事情。我覺得一個作家如果做了思潮的俘虜，寫作的船就會觸礁。而我的這條船在我文學版圖的山河間划行了30年，還沒有被潮頭淹沒，也沒有因小磕小碰而傷筋動骨，依然能夠在一顆越來越滄桑的心的驅動下，不懼寒流和黑夜地航行，這是最讓我慶幸的。
——本文選自《光榮與道路：中國大時代的精英記憶》
《光榮與道路:中國大時代的精英記憶》，《三聯生活週刊》編著
宗慶後、俞敏洪、王堅、資中筠、林毅夫、張維迎、李銀河、潘建偉、譚盾、張藝謀、李寧、陳平原……四十位行業領袖、高層智囊口述，分享他們的創業歷程與行業新知，折射中國社會不同尋常的發展軌跡和成長邏輯。
ISBN 978-7-5143-7611-1，55.00元
本書是當今中國各個領域翹楚、行業領袖人物、國家高層智囊的集體傳記，通過他們的口述，重現了他們的成長與創業歷程，並以此解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人精神氣質的重塑。作為站在中國各個行業最頂端的人，他們分享了相關領域最前沿，而且是最富前瞻性的真知灼見與相關資訊，有助於廣大讀者準確把握行業的脈搏和走向，理性看待中國社會的真實狀貌，探索未來的發展與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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