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西方文明的至暗時刻


黑死病:西方文明的至暗時刻

黑死病讓西方文明陷入至暗時刻


14世紀,蒙古騎兵的入侵給西方帶去了鼠疫,西方經歷了中世紀最黑暗的時刻。黑死病橫掃歐洲大陸,吞噬了2500萬生命,歐洲人口銳減1/3。

經歷了至暗時刻,也意味著黎明即將到來。此後,歐洲開啟了現代文明之路:因為人們懷疑自己被神拋棄,而開啟了“宗教改革”;因為人們感受到了上帝並沒有特殊地庇護主教、貴族等上層人士,而開啟了人人平等的“啟蒙運動”;因為黑死病動搖了人們的信仰,動搖了原有的社會文明基石,多神信仰的古希臘文明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這便是“文藝復興”。

“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是西方走向現代文明的三大標誌運動。

懷疑被神拋棄,開啟“宗教改革”

黑死病震撼了歐洲人的心靈,他們無助地祈求上帝的憐憫。隨著身邊的親人成批成批地離去,即便是上帝最忠誠的主教、傳教士也不例外,人們對上帝的信仰動搖了,他們認為自己被上帝拋棄了——這為“宗教改革”埋下了種子。

英王皇家神學顧問約翰·威克里夫指責教皇生活奢靡,教會因爭競逐財而腐化,提出世俗事務由神派政府管理,教皇不應干涉,他獲得英國朝野的擁護。他又主張“平民主權”即教會應以平民信徒為中心,而非教皇。

面對這種情況,天主教會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嚴厲抨擊教會內部的腐敗,稱各種罪惡和弊端就像從特洛伊木馬中湧出的士兵一樣從教會中湧出,他們紛紛倡議實行改革。教會清除了一批無知、腐敗、貪婪的神職人員,規定教士必須穿僧衣,執行教士獨身制;在每個教區設立學校,提高神職人員的知識水平。

“宗教改革”帶來了兩個顯著的影響,一是宗教不再主導一切,人們的思想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二是神職人員開始重視知識教育,也即“科學教育”。

“宗教”與“科學”看起來格格不入,但事實上科學的發展是由宗教改革促進的。比如提出“日心說”的哥白尼其職位是神父;有現代科學之父美譽的伽利略是天主教徒,他上的“比薩大學”正是由教會創辦,並出過五位教皇。宗教的影響力是如此之深遠,以至於牛頓到了晚年仍在研究神學。

世事就是如此之難料,黑死病削弱了宗教的權威性,宗教必須提高知識水平以保護其權威性,因此推動了知識教育的發展,從而推動了科學的發展。

可以說,“宗教改革”開啟了西方的科學文明。


鼠疫面前人人平等,引發“啟蒙運動”

自從羅馬帝國以來,歐洲人的世界觀中人們是貴賤有別的,就像現在印度的種姓制度,身份是由出生決定的。神的級別最高,其次是神的授權者,其次是貴族,再其次是百姓和奴隸。這一點,中國人覺悟相對高一些,早在秦末,陳勝吳廣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

黑死病的到來,人們第一次親眼目睹黑死病奪去了主教、貴族的生命,他們並沒有得到神的庇佑。既然神沒有庇護這些人,“君權神授”的合法性便受到了質疑,人們開始思考人是不分貴賤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啟蒙思想家們用政治自由對抗暴政,用信仰自由對抗宗教壓迫,用真正信仰來摧毀教會權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賦人權”的口號來反對“君權神授”的觀點,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來反對貴族的等級特權,進而建立新的政權。比如伏爾泰主張天賦人權、認為人生來就是自由和平等的,認為法律應以人性為出發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啟蒙運動”開啟了西方的法制文明。


尋找新的信仰,促成文藝復興

1300年,但丁寫下《神曲》,反對了教皇開啟了文藝復興的萌芽。

1348年,黑死病流行,受但丁作品影響的薄伽丘寫下了《十日談》。中世紀的社會,女性備受歧視,在社會中沒有地位,只能聽任命運的安排。男人就是”天”,就是生活的一切。男性是理智的,是權威,而女性是衝動的,被動的,女人只能喪失自我依附男人才能生活,需要接受男性的保護,而且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薄伽丘《十日談》中的女性主動強調自己的尊嚴,宣揚自己的獨立意識,追求平等的生活,發揮自己在生活中的話語權,體現了人文主義思想。

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起源於14世紀下半葉的意大利,其後遍及西歐整個地區。人文主義者以“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他們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無所不有”的口號。他們非常不滿教會對精神世界的控制,他們要求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他們歌頌人的智慧和力量,讚美人性的完美與崇高,反對宗教的專橫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個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發揚人的個性,要求現世幸福和人間歡樂,提倡科學文化知識。

文藝復興摧毀了僵化死板的經院哲學體系,提倡科學方法和科學實驗,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開創了探索人和現實世界的新風氣。人們堅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頭腦,相信實驗和經驗才是可靠的知識來源。這種求實態度、思維方式和科學方法為17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的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人文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和一種世界觀。人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點,倡導尊重個人的基本權利。

“文藝復興”使每個人都享有基本權利,奠定了現代文明的“人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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