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五彩瓷器

五彩瓷器是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瓷器生产中最为著名品种，在明代是与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和成化斗彩比肩的瓷器名品。

历史背景

明代后期，随着制瓷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窑窑场的激增，制瓷工匠的集中和瓷商的汇集，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景德镇从事瓷业的，包括工场主和雇工的人数已达十万余。

明万历时人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述了景德镇当时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江西浮梁县景德镇作为当时全国制瓷业中心，其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这个时期，瓷器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瓷器分工的细化有利于提高瓷器的产量和质量。

嘉靖、万历时，景德镇陶瓷开始出现“官搭民烧”，在明代宣德开始，景德镇御窑厂每年通过工部颁发烧造瓷器的额定任务，称为“部限”。但是，在部限以外，往往由于宫廷的需要又临时加派烧造任务，这种额外的加派称为“钦限”。

嘉靖以后，瓷器烧造的数量激增，御窑厂一般只烧造部限的任务，钦限任务，则采用分派给民窑完成。这种生产方式有利于官窑和民窑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促进民窑的全面发展，史称官民竞技的时代。

嘉、万五彩的瓷器造型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五彩瓷器造型极为丰富多样，可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具体来讲，此时除了日用器皿外，还出现了不少陈设器、侍神用具、文房用具等。

这个时期流行葫芦瓶、蒜头瓶、觚式瓶、镂空瓶等。葫芦瓶在这个时期比较盛行，这是因为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沉迷于道教，尤其嘉靖帝对道教的喜爱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葫芦瓶作为盛放丹药的器皿，很受统治者所喜爱，此外，葫芦与“福禄”近音相谐，也是吉祥的陈设品。嘉靖、万历时期葫芦瓶样式多变，有上圆下方的、四方的、六方的等。

因为技术的成熟，万历时的五彩塑像做的比较生动。有些塑像还巧妙的做成文房用的水注，既美观有实用。

成化（1465-1487）官窑的款识主要落在瓷器的底部和外口沿边这两个部位，目前仅发现有两种款识，即青料楷书写的“大明成化年制”和“天”字。其中“大明成化年制”有三种表现形式：1、直行两排外围双方栏；2、直行两排外围双圈；3、横排一行或单排作半环形排列。也有人提出，少数成化款识是用色釉拔白技法来表现的，类似一种“永乐年制”式样，可惜本人没有收录到。

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李辉炳先生在其《从款识看明成化瓷的真伪》一文中就“大明成化年制”的整体结构态势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大明成化年制”双方栏和双圏内的字基本是顶着栏和圈写的，款识显得充实饱满。多数款识是左边竖行偏高于右边竖行，有斜势。双方栏为徒手划成的，线条不平整，青料浓淡不匀，四角重笔处点色。双圈一般是外深里浅

成化款识笔法苍劲有力，笔道粗但显圆润，自古有“成化款肥”一说。也有人因款识字体透稚拙之气，提出款识为孩童所写之观点，甚至有人推测款识为明成化宪宗朱见深幼年字迹，这些目前还无从考订。明宪宗朱见深传世的几件作品，目前藏于北京和台北两岸故宫博物院内，宪宗字体虽然十分规整，但存世的均为他中晚年书迹，自然与成化款识笔法和字型相差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