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全世界之珍寶，為全人類而開放”。 這是大英博物館的宣傳標語，也是其殖民掠奪歲月的鐵證和映射。
20世紀捷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卡雷爾·恰佩克曾在《英國行旅記》中如此寫道：“英國因為是個不太有創造力的國家，所以努力從外國收集寶物。從雅典衛城拿來壁面雕刻，從埃及拿來斑岩、花崗岩的巨人像，從亞述拿來淺浮雕，從尤卡坦半島拿來多節黏土燒的像，從日本拿來微笑佛像、木雕與漆器，以及從各大陸、各殖民地拿來種種藝術品、鐵製細工品、紡織品、玻璃製品、花瓶、鼻菸盒、書籍、雕像、繪畫、琺琅細工、鑲嵌貴金屬的書桌、撒拉遜人的劍以及其他種種珍寶，大概全世界稍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拿到英國來。”
遊覽大英博物館並不輕鬆，因為這裡牽扯到的歷史痛點太多了，大英博物館中的一大部分文物是大英帝國在18、19世紀瘋狂對外侵略和對外殖民的縮影。當我們直面這些原不屬於這個國家的藏品時，就是在被迫回望那段漫長的“被殖民”歲月。
⭕“格格不入”的異國文化
“中國人，創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在大英博物館，中國文物“有幸”佔據了一塊永久性的展廳，但或許它們將會繼續“不幸”地被困在這裡。23000件中國曆代珍品被藏於這座古羅馬式建築，而展出在33號展廳的、僅供遊客參觀的卻只有2000餘件。那些被賦予“未經特別許可不得參觀”前綴的十分之九究竟是怎樣的珍貴與精美，我無從瞻仰，甚至無從想象。
我只是聽說過，那十分之九庫存珍品中的
《女史箴圖》是當今存世最早的中國絹畫、是乾隆皇帝的案頭愛物、是昔日圓明園中的一顆明星，在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我只是看中國展廳中央牆上，巨型壁畫上三位“濃麗豐肥”菩薩的雍容華貴之態依舊明朗可見，但幾條明顯的割痕卻觸目驚心。
我也只是震驚於，宋代五大官窯哥、汝、定、官、鈞產出的藝術品都可以在33號展廳被輕易尋得。汝窯燒出的“天青色”瓷器果真是“雨過天晴雲破，這般顏色做將來”。
我從來覺得中國的文物骨骼清麗、氣節高昂，它們代表著中國人延續千年的風雅、浪漫與智慧，也凝聚著匠人們精益求精的品格。
他們應該與同時代的珍品一起被陳列在故土的展櫃中，或是乾脆沉睡在泥土裡，實在難以與這座羅馬式的建築相容。從小我對於古埃及的傳說就有著強烈的好奇，既害怕又嚮往，盼望著有一天可以一睹獅身人面像和木乃伊。聽聞大英博物館規模最大的場館就是古埃及館，心想一定要看個夠。
我確實看到了許多隻在課本上看到過的石雕和木乃伊，但真正看到實物，居然還沒有書本上來得神秘與稀奇。破解古埃及文明的鑰匙“羅塞塔石碑”就是淹沒在來往遊客中的那塊立石，我心裡清楚這塊石頭的歷史意義，卻怎麼也欣賞不來。從拿破崙手中到到納爾遜手中，這把古埃及文化的鑰匙顛沛流離了許多年，最終還是棲息在了一塊陌生的土地上。
我也細細觀賞了陳列在各處的法老石像，試圖感受他們身上承載的厚重歷史，但也只能無奈地承認，我明白他們很珍貴，但我無法感受到期待中的古埃及文化。我想，如果這座石碑、這些石像現在還與金字塔一起矗立在沙漠中，需要遊客汗流浹背才能一探究竟，說不定真能把我的思緒帶回到那段神秘的時光。
⭕欲蓋彌彰的“殖民記憶”
相信來這裡遊覽的其他國家的遊客也會有相似的感覺，古埃及展館也好、古希臘展館也好，一份份破碎的“被侵略”記憶組成了現在大英博物館完整的“侵略”記憶。每一個頓足在某個展廳遲遲不願離開的某國人，都在重溫和延續著這樣的記憶。
2018年10月，大英博物館推出月度系列講座“收藏曆史”，講述其數以千萬計的藏品是以何種方式來到這座博物館時，亞洲民族學與南亞收藏部門負責人Sushma Jansari說過這樣一番話：“（關於大英博物館）有許多片面的歷史敘述，大多關注收藏的殖民屬性，所以很多人會感到非常憤怒沮喪。我們希望能夠平衡一下觀點。我們的很多收藏不是在殖民背景下獲取的；不是每一件文物都是通過歐洲人的掠奪獲得的。”
這種避重就輕轉移公眾關注點的方式並不明智，因為大英博物館越是強調其收藏品不是盡數的掠奪物，越是顯得自己對於當年殖民掠奪文物、對他國珍品的強勢佔有等行為是多麼的心虛和理虧。
就是這樣，為了掩飾殖民歷史為其帶來的尷尬境地，
大英博物館不止一次為自身的“收藏”行為披上了守護人類文明的外衣。如果留意大英博物館對自己進行的公眾定位，不難發現，進入21世紀後，大英博物館努力將自身包裝成“世界性博物館”，也就是拋去民族和國別的限制，將自己變成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不是英國的所有物。
前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格雷戈曾經表示，博物館和文物原屬國的分歧在於某一個國家的物品是應該讓全球共享，還是保留在來源地。在他看來，大英博物館的辦館理念是通過大英博物館的館藏文物使全世界能夠思考其共同的歷史，告訴人們全球各地的文化的相互關聯性。
為了進一步固化自身“世界性博物館”的中立角色，2017年，大英博物館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舉辦了“大英博物館百物展”，吸引了數十萬中國遊客前往觀賞。但正是這些堂皇的行動，更加凸顯了一些欲蓋彌彰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主辦方刻意迴避了乾隆御題詩玉璧等敏感性藏品。
這些藏品的“敏感性”不正是源於當年英國與其他國家對圓明園的殖民劫掠嗎？即便是除去這些“殖民主義”的鐵證，其他參與巡展的展品也能很大程度說明大英帝國當年頻繁的海外殖民開發與貿易活動。
大英博物館採取了一系列“自衛”行為以求洗白，卻使得尖銳的歷史問題愈發凸顯。這些巡展和說辭本身就是出於一種不平等的立場，這些文物背後的殖民主義淵源和權利關係是永遠無法被磨滅的。
⭕難以言說的“文物歸屬”困境
歸根究底，最早的博物館不過是幾個世紀前君主和貴族的“珍寶箱”。大英博物館的好兄弟盧浮宮不就是拿破崙為彰顯自身“文明保護者”的崇高地位而創立的嗎？通過大量的暴力攫取，盧浮宮很快被來自世界各地的珍寶充斥，
它們是“絕對君主權利”和“絕對高貴血統”的隸屬物。
伴隨著平等和自由登上人類發展浪潮的舞臺，這些博物館的所有者心虛了，他們不再擁有絕對的權利和優於其他民族的血統，他們開始用“文明進步”來美化這些博物館背後的殖民主義內核。
《誰在收藏中國》是《華盛頓郵報》撰稿人卡爾·梅耶和謝林·布萊爾·布里薩克創作的探討文物歸屬問題的著作。書中提到：1860年，英法聯軍尚能大言不慚地宣稱戰利品“來自圓明園”以提高藝術品的拍賣價格。但1900年以後，雖然掠奪活動仍在進行，但藏家開始遮掩、否認戰利品的出處，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知名機構開始公開拒絕接受掠奪物品。
20世紀以來，倡導“文物歸還”的呼聲從未銷聲匿跡過。1925年以來，希臘頻繁呼籲大英博物館歸還帕特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刻群；土耳其文化部強硬地公開宣告了本國對拜占庭藝術品的所有權。2000年，中國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蘇富比拍賣行撤除其擬在香港拍賣的三件青銅獸首；2003年，澳門賭場大王何鴻燊出資，中國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以130萬美元的價格私下購回了青銅豬首……
但至今，即便中國和其他曾經遭受過殖民者掠奪的國家得到了道義上的同情與支持，但國際社會關於這些“被掠奪”文物的歸屬問題仍然沒能提出妥善的解決方法。難道將博物館“全人類化”就可以掩蓋歷史上血淋淋的掠奪和破壞嗎？
文物承載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涵和記憶，當其作為“殖民戰利品”被共享給全人類時，是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愛護的。遠去的歷史留下了這些令人不安的文物歸屬問題，始作俑者也難以被揪出來改正其錯誤。這些世界博物館依舊閃耀著，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瞻仰和觀賞。
這些博物館的確舉世矚目，但它們所承載的殖民記憶和道德批判，不會被榮光所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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