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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故事的人發表的第1162個作品
文字：宣同珍
除封面圖外，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3月6日通報，至今韓國累計確診病例已經有6284例，成為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疫情打亂了人們的生活節奏。
面對來勢洶洶的病毒，原計劃赴韓報到的中國留學生，近半數未按期入境，有人選擇休學，有人選擇在線聽講。與之相似的，在中國的韓國留學生和企業職工，同樣面臨著延遲開學、延遲復工。對於聚居在北京五道口、望京地區的韓國人來說，眼前的中國與身後的故土都陷入非常時期，他們的日常生活裡增添了陌生新奇，也多了困擾與憂慮。
我們的實習編輯宣同珍，作為一個北京朝鮮族人，記錄下身邊數位在華韓國人的現狀。一場疫情給他們帶來的改變，可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比預期得更為久遠。
1
安靜的五道口
一月中後旬，在黑龍江過春節的金秀愛，看到武漢發生嚴重疫情時，並沒有特別緊張。直到她回到北京，發現北京比平日倍顯空閒安靜，才有切身的體會。
金秀愛是一個在華韓國留學生。與大部分留學生家庭不一樣的是，她媽媽是朝鮮族人，爸爸才是韓國人。中韓建交後，父母相識戀愛，婚後生下了秀愛。由於母親的籍貫在黑龍江，她這次去黑龍江，主要是為了看望姥姥和姥爺。
在韓國還沒有發生大規模感染時，她的韓國朋友幾乎都回國了。回北京後，秀愛受其中一位朋友照顧家貓的委託，暫時住在五道口華清嘉園的一屋裡。
上網課時，跳到桌子上的貓
往日，有很多外國留學生在五道口的酒吧和餐廳玩樂，特別是以韓國留學生居多。他們多愛抱團，會在酒吧門口前一起抽菸說笑，在燈紅酒綠的照射下顯得極度放鬆無謂，甚至到了凌晨兩三點還有聒噪的打鬧。如果沒有疫情，現在的五道口會多些身著棒球衣騎電動車的韓國學生。
秀愛並不是很喜歡這種生活方式，然而性格外向的她，也因不能出門和朋友見面而感到難受。“有些東西，是微信所無法替代的。”即便在家很難規劃時間和集中精力，她也試著努力找回生活原有的節奏：每天照常做飯吃飯、給貓放糧倒水鏟屎、查文獻做綜述、看些電影和做做運動。
對秀愛來講，每個禮拜日都很重要。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疫情爆發後，教會不能再組織做禮拜了，為了安全，都改成家庭禮拜。獨自在家的秀愛，會在網上找視頻做禮拜，一般主日禮拜會有唱讚美詩、禱告、聽牧師佈道。和平時在教會做禮拜相比，秀愛少了和兄弟姐妹們一起分享的氛圍，但在她看來，“不變的是做禮拜即愛神，親近神的一種方式”。
除了愛神，秀愛還得到許多韓國僑民團體的幫助，這些團體的正式名稱為“北京韓國人會”。疫情爆發後，各省物資緊缺，為此，這些韓國團體會通過海外渠道，在望京、順義、五道口等韓國人較多的地方發放口罩等物資，來幫助留在北京的韓國人渡過難關。
韓國疫情爆發的主要原因是“新天地”的宗教聚會，包括在網上流傳一個視頻，一位不戴口罩的牧師，眯著眼睛對信徒們說不要怕被病毒感染，最後還說一句“哈利路亞”。而這一句祈禱已變成微信裡的表情包，在網絡上鋪天蓋地地傳播。
“韓國國民應該對這些異端保持警惕。”同時，她也並不擔心因為邪教的行為而使得周圍人對其信仰造成誤解。在她看來，投靠邪教者，多為對現實無力或不滿而去逃避的人。
而說到現實，由於韓國人口老齡化嚴重，新冠病毒對眾多老年人來講是致命的。秀愛並沒有太多在韓國生活的經歷，只是每次回去，會發現“街上的老人越來越多，公交車司機也多是老年人”。
“只希望儘快過去吧，和朋友們再次見面。”她如是說。
2
疫情下的畢業季
2月10日，閔盛所讀的大學封校了。面對這一次非同尋常的畢業季，他為留在中國就業感到格外焦慮。
閔盛四歲的時候，就隨家人來到北京。他沒有讀什麼國際學校和國際班，而是和許多中國孩子一樣，按部就班地上課、考試，也很愛打籃球，直到上大學，才和很多韓國留學生有過接觸。但早已“中國化”了的他，習慣上並沒有受到影響。
他讀的是新聞學，比起讀大量的書籍論文，他更擅長有實操性的攝影。讀研期間，他常和導師一起組織外出，去中國各地鄉下拍攝紀錄片，內容多為鄰里日常農作和來往、儀式活動等。早在研一的時候，他就打算做一部小紀錄片，以作為畢業設計，內容以學校師生的日常為主。“弄成那種大紀錄片是很難的，而且，知道自己想幹什麼，自己什麼定位很重要。”
但疫情忽然砸暈了閔盛，讓他感到每一天都不可預測。錯過秋招的他，只能在這次更難的春招儘可能抓住機會；即便疫情當下，也不代表畢業設計、答辯等事宜會變得簡單。再加上六月末簽證就到期了，在此之前，他需要確定工作。
對這一切，“我真的太難了。”他總是重複這句流行語。“但其實現在大家都很難，不是嗎。”
封校期間，除了去食堂吃飯，閔盛基本就在宿舍裡。“片子剪得差不多的，最主要是看各大企業的招聘信息。”他還是院系籃球隊的主力，但讀研期間，身體肥胖了不少。借特殊時期的空閒時間，閔盛常去宿舍樓裡的健身房鍛鍊身體，臥推、深蹲、跑步……運動能儘可能讓他不太焦慮。有時，他也會去看先前在微博上保存下來的武漢攝影視頻，“記錄總是有意義的。”
宿舍樓裡的健身房
宿舍每天都會有管理員來測學生體溫，閔盛的體溫總讓人哭笑不得。額溫槍到他頭前，“嘀”一聲後，管理員瞪著大眼睛，也不知道問人還是問機器，說：“怎麼才31.3度？”有時候，閔盛的“體溫”還會飆升到40多度。他會就此拿這件事在一些小群逗樂，群裡的朋友回覆大多是：你有毒。
本碩七年都在一個學校的他，太熟悉學校的一切。然而，“感覺跟做夢似的，不知道是因為要走了，還是因為疫情，又覺得很陌生”。
一次晚上，他想出宿舍在學校裡走走。穿好衣服戴好口罩後，下樓接受管理老師的檢查。老師看到這位“重點隔離對象”，拿起額溫槍照著閔盛的腦袋。
“36.5度，怎麼正常了？”
閔盛和管理老師一相視，笑了很久。
那是他近些天最開心的一次。
3 被改變的生活
京仁說：“疫情對我改變很大。”
和很多韓國孩子一樣，京仁在韓國出生，三四歲時就來到中國了。先是在山東度過童年和青春期，山東韓國人雖多，但京仁基本是和本土孩子一起上課學習，大學則是在北京念中文系。按計劃，他假期是要回韓國，但因疫情而作罷。
京仁對外界的看法很敏感。在山東上學時，隔幾天就會聽到如“韓國棒子”、“抄王之王”等歧視性的話。由於同學幾乎都是本地人，他不敢說什麼。“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有這些稱呼，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話不好。”漸漸地，他的性格有些孤僻起來。
但這樣的經歷沒有使他變成極端民族主義者。“對中國人的自然反應是有距離感吧。”來北京上大學後，儘管有很多韓國留學生，但因為交往和生活習慣有很大差異，京仁沒有選擇強行抱團。即便唸的是中文，他更喜歡閱讀歷史，包括從小聽的歧視性詞語的歷史來源是什麼，他都會逐一考究。那時候的他覺得自己有些幸運，因為性格的孤僻能讓他不受太多幹擾，去讀些歷史。
在開始知道武漢有人傳人的病毒傳播時，京仁並沒有特別在意，在校外合租屋照常看歷史書和紀錄片。直到病毒傳播相關信息真正瘋狂起來，甚至到封城的地步以後，他才感到事情變得不對勁。
隨著疫情逐漸嚴重，各種不好的消息時刻讓京仁倍感痛苦和焦慮。他說：“這些消息就像在我的大腦裡爆炸了一樣”。他想試著看書來轉移注意力，“根本就沒用，看到密密麻麻的字心情就很亂。”京仁也經常性的失眠，即便是醒來也一直躺著，“很無力。”他還說，“我很少有這樣的感覺。”
京仁自己也不清楚過了多少天，心情才緩解許多。
京仁出門散步時，常會眺望家旁的這條小河
一次出門買礦泉水，京仁看到四周排隊等候的人群。他結完賬後，抬頭對收銀員說：“謝謝，辛苦您。”“不客氣。”收銀員笑著回答道。
彼時的他似乎才意識到，自己一直所生活在的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和自己是一樣的人，不一樣的是在於他們很努力地生活。”
自此，京仁試著與社會建立聯繫，比如找一些可靠的渠道去捐一點錢，或者在小區看到社區工作人員，就稍微鞠個躬，社區人員也會稍作低頭擺一下手，以示回敬。這些都會令京仁感到開心。
歷史學者羅新的訪談推出後，京仁反覆讀了很多遍。京仁也漸漸能在關注疫情和讀歷史書之間有所平衡。他遵循羅新的話，去讀《瘟疫與人》這樣的書。京仁知道，疫情深刻改變了他原有的生活，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但這種痕跡，使得他“重新面對每一個人和生活”。
4
“是時候復工了”
56歲的樸勝宇，在中國生活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他在北方某一個縣城的箱包工廠當部長。和往常一樣，到春節假期，他就來北京和兒子一起過年。唯一不同的是，今年兒子總會多次打電話囑咐他一定要戴口罩。
和許多人一樣，樸勝宇被疫情的各種消息轟炸。1月23號來到北京後的翌日，就有報道稱試劑盒供不應求，緊接著，就是武漢人在全國各地遭到歧視的消息，再接著發生病毒來源探究、一線醫療物資嚴重不足......儘管樸勝宇在中國生活多年，但早年多依賴朝鮮族同事的翻譯，他的中文並不好。這些消息，有兒子和他分享探討的，也有從韓國的網站上知曉的。幾乎任何中國的消息一出來，第二天就能在韓網上看到。
但所有消息中，最令他苦惱的是中小企業的復工問題。在疫情嚴重期，已經有許多文章指出，如果疫情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全國上千萬中小企業就會一直延期復工，其代價是難以想象的。
樸勝宇所管理的箱包工廠規模並不大，除了向內地發貨，也會往韓國、俄國出口。在家隔離期間，“有不少中國的客戶，還有韓國的客戶都跟我有電話聯繫，誰都希望儘快結束並復工，但不免也有直接取消訂單的”。由於外國人身份，他所註冊住宿登記的縣城派出所，會給他打電話詢問情況。“以前都會問我何時回來，現在只問我什麼時候出去的。”
廠內樓道里，有關預防病毒的宣傳板
樸勝宇自認為“這一生過得並不是那麼成功”。大學學工商管理的他，在一次實習中偶然遇到一位商人，期間沒有過多接觸，“只是感覺他的眼光吧，不太一樣。”九十年代初中韓建交後，那位商人來了趟北京，看到中國市場的巨大前景以後，就回韓國拉上勝宇一起做生意。
“那時候已經有工作並結婚生子了，對中國的情況也並不瞭解，但是想試試看。”他和家人商量好、辦好護照簽證、填好各種表格後，就隨那位商人來到中國。在北京順利建立公司並有生意做後，他就說服家人一起來北京生活。樸勝宇的妻子原先對中國不免帶有冷戰時期的有色眼鏡，但為了家庭完滿還是帶上孩子一起去了。
公司談不上很大，但一直很穩定，樸勝宇也一直在努力賺錢養家，一家人的生活“很普通但也不錯的”。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公司遭到嚴重打擊，而那位帶樸勝宇一起做生意的商人，沒有說什麼就拿公司剩餘資產跑掉了。這場意外使得樸勝宇在家待業一個月，“沒了工作，工作簽證卻還有效，挺可笑的吧。”
所幸在華期間，樸勝宇也結識不少韓國商人，其中一位年歲較高的韓國人願意接納他。見面談話後沒多久，他很快就加入到這位韓國商人的工廠管理隊伍中去了，也就是現在的箱包工廠。後來這位韓國商人年歲愈來愈高，打算回國養老，讓樸勝宇和一些元老一起接管工廠。
後來，大工廠有過兩次搬遷，生意照做，但規模變小了很多。2017年4月，薩德反導系統在韓國開始運行，雖然不像十二年前的金融危機那般嚴重，但薩德事件也給予工廠不小的打擊。“好多生意沒了，做好準備發貨的箱包全堆在廠中心的空地，很難處理”。最後，他只能硬著頭皮向老朋友借錢渡過難關。直到去年年初，工廠才開始再次步入正軌，但債務沒有還清。這些經驗教訓讓他總結出：“國家所做的一切，都與你有關係。”
在隔離生活期間，不同於其他人，樸勝宇沒看《切爾諾貝利》《血疫》，看的多是諸如《賓虛》《日瓦戈醫生》《出埃及記》《從海底出擊》等他從小看到大的經典老電影。他不太想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要和當下聯繫，當然，除了一次：奉俊昊獲奧斯卡獎後，他特地看了《寄生蟲》。有不少評論認為內容過於誇張，但在樸勝宇看來，“電影裡的窮人和富人的樣子，跟我在韓國看到的，真的很像。”
樸勝宇和兒子也有互動，會一起聊歷史、說笑解悶、戴口罩出門買菜。他也酷愛打檯球，但疫情當下許多臺球廳早已關門，於是就借用兒子的QQ號來打QQ桌球。兒子曾聽母親講過，父親臺球水平極高，還在韓國的時候就經常夜不歸宿。“兒子看我玩檯球遊戲，就問我：‘又贏了？’我就說：‘嗯，贏了。’”
而至於韓國國內反對派的反華遊行，和就此針對文在寅的彈劾請願，樸勝宇不無有些憤怒，“為了反對而反對，到底有什麼意義，在疫情面前，就不能一起合作嗎？”
日復一日，樸勝宇看到北京街上來回的車輛變得多起來，多半是復工的人。他倒沒有了太多剛到北京時的苦惱和焦慮，他早已準備好開始返工，以結束這一不同尋常的長假。和同事商量好後，他就開始收拾東西。走之前，囑咐兒子照顧好自己，兒子也對樸勝宇說千萬要小心。“這中間沒有什麼，我們都知道，是要該做些什麼了。”
3月2號上午，工廠派車到北京來接樸勝宇回去。到工廠放下行李，在辦公室和臥室收拾消毒以後，他長呼一口氣，“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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