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戰的經驗告訴我們：當幹部群眾的目標高度一致，基層社會就會高度凝聚。
村子中，村民主動將羊肉蘿蔔餡餃子煮熟後，連同蒜泥汁一起送到村口的防疫執勤點；
小鎮上，賣水產的婆姨剪布、做窗簾的媳婦“掌機”，一週時間自制口罩1100個，無償贈給防疫人員；
社區裡，居民自覺發出“只要還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擠；只要還有一滴油，待在屋裡不露頭。”的倡議，共克時艱。
……
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疫情，延安廣大基層黨員幹部義不容辭衝在一線，他們欣喜地看到，身邊有許多人民群眾主動“出力搭手”，形成決勝疫戰的合力。
不少基層幹部深受感動的同時，也對疫情過後基層治理能力提升進行思考：“真正把工作的勁頭用在群眾急需、所盼上，幹群間就會形成唇齒相依的命運共同體。”
寶塔山下的市民 馮雪峰攝
只有平時一切為了人民，關鍵時刻才能依靠人民
2月27日，38歲的師剛開著一輛嶄新的負壓救護車，從延川縣接上新冠肺炎治癒者小高和他的父母、妻子，還有3歲的小女兒，平穩地駛向延安市第二人民醫院。今天是他們一家人出院後複查的日子。
截至目前，延安市共確診了8例新冠肺炎患者，小高一家5口不幸在此之列。
救護車回來之前，主治醫生、呼吸與結核病科主任李元軍已經向大家佈置任務：“大人的肺部要做全面檢查，另外還要做鼻咽拭子與肛拭子檢測。小孩對鼻拭子反應敏感，檢查一定要考慮孩子的耐受力，最大限度減少創傷。如果患者還有乾咳，要分清冷咳還是熱咳……”
這裡是延安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最核心的戰場。位於延安市區郊外的這座醫院，疫情之前並不為太多人所知。
2016年，延大附屬醫院對二院進行全面託管，選派了一批臨床經驗豐富的醫務人員，有的專業技術在延安市首屈一指。
疫情來臨，醫院重新排兵佈陣，由李元軍主任牽頭，所有醫療資源、醫務人員由他統一調度，行使副院長職權。
人命關天，院長田順成甚至放出狠話，有誰工作不主動、當逃兵，就地處理。
1月23日清晨，臨危受命的李元軍和護理部主任曹志敏，穿著工業防護服、戴了3層普通醫用口罩，把剛接來的第一例患者小閆推進了CT室。
“第一次進病房，我們只弄到了4套正規的防護服，但要進去5個人。我先把一套庫存過期的拿來穿在身上。當年我在朝陽醫院進修時，參與過抗擊非典，我可以憑經驗防護，但年輕的護士娃只能靠裝備。”
李元軍不善言談，但護士長高文英每次想起這個情景，都忍不住熱淚盈眶。在他的感召下，幾乎所有醫護人員都寫下了請戰書。當真的接到通知上“戰場”的時候，很多人激動哭了。
“在這裡，最好的護士才能進病區。我每天努力一遍一遍模擬、訓練，終於夠格了。”護士柴婭說。
每天，護士們要在病區值守最少4個小時。一層防護服、一層隔離服、靴套、護目鏡、面罩……穿得密不透風，還要完成扎針、取藥、接大小便等一系列動作。有人被成人紙尿褲捂得過敏，有人暈倒。
唯一的男護士馬龍有一次鬧肚子，實在沒忍住出病區後使勁揪自己的頭髮：“對不起，我浪費了一套物資，太可惜了。”
但三十多天的堅守，救治組沒人抱怨過一句。因為他們和這些患者朝夕相處，共歷生死，還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呢？
醫護人員細心地熱著一袋袋牛奶，撕開每一箇中藥包裝，把新的睡衣、內褲、洗髮水送到患者床頭。得知小閆本命年，他們還專門請後勤人員買了一身紅色秋衣送去。
2月10日，小閆出院。他的爸爸來接他，倆人在院子裡對著醫生和護士深深地鞠了一躬，久久不願起身。
“有這一躬，所有的付出都值了。”李元軍說，他堅信，如果今後國家有難，小閆一定會挺身而出。
1月22日，農曆臘月二十八。一大早，延安棗園派出所教導員齊延峰開車載著家人往西安趕，他要利用年休假陪愛人和孩子到廣州玩。
這個旅行計劃是妻子4年前提出的，齊延峰多次因工作任務爽約，娘倆常常為此拿出來揄揶他一通。
“這回就是天塌下來也不改行程。”出發前，齊延峰嘴上做著保證，心裡卻空空落落。
憑著職業敏感，他從各種信息渠道瞭解著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動態，總覺得這個假休不渾全。一路上，他把手機放在駕駛室最醒目的地方，等待所長李軍陽的“召回”電話。
車行到銅川北服務區，電話沒有等到，他主動打過去。李所長說，自己預感“大戰”要來了，你還是回來吧。在就近高速出口調頭後，一家人原路返回。
回到派出所已近天黑，他和所長直奔幾家藥店，購回600只口罩。當時，市面上還有N95口罩出售。
正月初二，棗園派出所接到了把守延安西大門的任務。
公安民警在高速路口夜間防疫執勤
“封控一個高速路口真的不難，難的是讓社會付出最小的代價。”李軍陽說，26天的執勤中，既考驗吃苦精神，更考驗人民情懷。
多日的嚴格封控後，附近菜農反饋，因運輸不暢，成熟的蔬菜面臨著爛掉。
“出了問題咱倆擔著。”李軍陽和齊延峰一合計，在確保各種登記信息翔實的情況下，有序放行外地拉菜車輛。
這一放行，20公里外的安塞區沿河灣鎮茶坊村菜農李步傑的黃瓜，從每斤9毛錢沒人要，漲回到每斤3元。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一對菜農夫婦開著農用車來到執勤點，從車上缷下100多罐自制的酸奶送給民警，表達謝意。
“我們所離為人民服務演講臺直線距離不到800米，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不僅是工作理念，更是工作方法。”齊延峰說，所裡工作壓力大時，自己喜歡到張思德雕像前走一走。
胡志勇的老家在湖北孝感，來延安做文具批發生意已經六七年了。和很多老鄉一樣，他在城區買了房，安了家。
受疫情影響，他年前回了趟老家，只待了兩天。1月24日，一到延安，他主動和社區取得聯繫，告知行程，準備隔離。
“社區一點不排斥我們，語氣特別好。每天打電話詢問身體狀況，看我們缺啥很快給送來。這次我們建立了相互信任，以後如果要尋求幫助，會第一時間找社區。”胡志勇很樂觀，他說幸虧這次拍CT，他老婆的膽結石被意外發現。
正月初二，從延安探完親的周延霞回到寶塔區臨鎮鎮，她在這裡經營著一家縫紉店。
當得知執勤人員都沒有口罩時，周延霞想到了南泥灣的好傳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畫圖、剪裁、做樣，第一天她生產出50個口罩，送給了防疫一線人員。第二天，街道對面的新安水產門市老闆張瑞琳知道後，關了門店，主動當起下手，每天的產量達到150個。
周延霞讓兒子試戴做好的口罩樣品 馮雪峰 攝
8天時間裡，周延霞共製作了1100個口罩，解了臨鎮鎮的口罩荒。“看到幹部們沒日沒夜在防疫，我能幫點忙，比掙多少錢都高興。”周延霞笑著說，儘管可能不夠標準，但總比沒有強。
當年大生產運動時，臨鎮鎮是359旅一營所在地。
安塞工業園區的企業有序的進行生產 馮雪峰 攝
2月11日，安塞工業園區民營企業億峰工貿有限公司發出復工通知。第二天，41名員工，39人按時到崗位。
這家生產抽油機減速器的企業，是園區另一家裝備製造企業的核心部件供應商。在開工的20天裡，已生產出350套設備，為下游企業復工打下了基礎。
談起這次“神速”復工，副總經理賀鎖堂說：“從公司來講，平時得到各級政府的不少支持，關鍵時候一定要響應政府的號召。從員工的角度來說，公司從來不虧欠人，關鍵時候大家都願意站出來共度難關。”
為了誰，依靠誰，在這家民營企業呈現出“連鎖反應”。
只有平時不停加勁，關鍵時刻才不會鬆勁
2019年12月，安塞區在3家公立醫院成立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之前，醫院僅僅設立黨支部，不管人不管事，只管黨建。
安塞區中醫院黨委書記張智傑任命不到40天，疫情爆發，考驗黨組織戰鬥力的時刻來了。
中石化江漢油田坪北經理部駐地在安塞區坪橋鎮，這家總部位於湖北省潛江市的石油公司，平日裡採油、測井人員近800人，80%以上是湖北籍。春節前，有85名員工從外省回來換班，63人來自湖北。
一時間，坪北經理部成了安塞區、乃至延安市的疫情風險點。
成立醫療服務隊進駐坪北經理部，任務落實給安塞區中醫院。8名黨員，一人不落地衝在第一線。一週時間裡，對在崗的445名員工全部進行體檢、排查。
“疫情不解除，醫療服務隊不撤離。”中醫院院長拓利軍說，通過這次突發疫情，自己充分感受到加強組織建設的重要性。
公安、衛生、機關幹部，一個防疫點常常由不同單位的人員臨時抽調而成，聽誰的？聽黨組織的！
成立臨時黨支部、黨小組，成為最管用的工作方法。延安市不同防控陣地成立341個臨時黨支部，462個黨小組。
寶塔區委組織部負責黨建工作的副部長常順認為，之所以大家一到關鍵時候信賴黨組織，是這麼多年全面從嚴治黨效果的體現，黨員的令行禁止意識和歸屬感明顯增強。
把女兒緊急送到西安丈母孃家，甘泉縣石門鎮魏家溝村第一書記崔院強鬆了半口氣。這下他能顧上的，怕只有村上的事了。
回來之前，他的老搭檔——村黨支部書記陳仕偉已經發來求援信號：村上缺口罩。這點他想到了，有所準備。但黃瓜突然滯銷，讓他有點猝不及防。
魏家溝村有16年的大棚蔬菜種植史。過年前後，正趕上冬季黃瓜上市。每隔一天，群眾天不亮就開始下菜，為的是能讓黃瓜頂花帶刺，買個好價。
平時拉菜的，是一家銅川客商，銷路很穩定。但從大年初二三開始，客商進不來，菜貴賤賣不出去。有運氣好的，託關係找到當地的小販，可最多也只能賣到一斤5毛錢。
崔院強是甘泉縣“第一書記聯盟”石門鎮分盟的“盟主”，他在微信群裡剛起了個頭，各村蔬菜滯銷的消息飛一般地傳來。
這個“第一書記聯盟”成立於2019年，初衷是將全縣63名第一書記組織起來，實現資源共享、信息互通、抱團作戰，更好幫助群眾發展產業，打贏脫貧攻堅戰。
為了支持他們，縣委書記、各縣直機關部門領導，都在大群裡，隨時協調解決各種難題。
去年眾位第一書記為村上的農產品代言，參加消費扶貧展銷會，推介“原味甘泉”公用品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崔院強覺得，危難之時顯擔當，遇上抗疫這麼緊急的情況，聯盟更得發揮作用。
大家集思廣益，想出了一個切合實際的新點子：把各村滯銷的黃瓜、西紅柿、辣椒、平菇等收集到一起，分揀、稱重、組合、包裝、定價，然後由第一書記開車送到聯繫好的居民小區。
“總共賣了11天，每天能走1000多斤的量，也算解了燃眉之急。”崔院強說，大夥都不要油費、不計人工，總共餘了2000塊錢的差價，他們換成食品，捐給高速路口檢查點的工作人員。
石門鎮黨委副書記黃偉勳認為，疫情對基層組織建設是一次考驗，檢驗大家平時是搞花拳繡腿還是求真務實。
寶塔區東關街社區黨員對輕化市場進出人員 進行篩查登記 馮雪峰攝
汽車東站、勞務市場、農貿市場、批發市場、326戶門店……2585戶居民中湖北籍群眾有51戶，15個居民小區裡6個無物業公司管理。抗疫期間，延安市寶塔區東關街社區的防控壓力不可謂不大。
從大年初二開始，社區網格員馬曉斌和他的15名同事全部到崗，分散在各個檢測點上。由於社區食堂已經關閉，大家又無暇回家，連續8天裡，每天三頓方便麵，吃了近400桶。
因為搶著給公共區域消毒，馬曉斌的褲子被染成了“迷彩褲”。社區黨支部書記劉奇心疼這個“工資低，苦又重”的後生，要給他買條新褲子，馬曉斌搖搖頭，拒絕了。
為充實社區力量，2012年寶塔區面向社會統一招聘了一批網格員，東關街社區分到10名，馬曉斌是其中之一。
每天下網格，實時統計人口變動、維護社會治安、發放民政社保、督促整治環境衛生、收集社情民意……8年的基層鍛鍊，34歲的小夥子，鬢角已經蹦出不少白頭髮。此次抗疫，馬曉斌既要在輕化市場這個點上值守，還不能誤了高齡補貼的發放，比平時更忙了些。
“應對這次突發的疫情，日常社區的網格化管理制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網格員與居民長期建立的深厚感情，這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社區主任石慧說。
2月25日，我省打響抗疫阻擊戰的第32天。75歲的劉承珅和3個老夥計，仍在寶塔區機安興盛園小區門口，列隊站成一排。花白的頭髮、微微駝下的背、患有嚴重關節炎的雙腿，還有胸前彆著的黨徽。這情景，讓每天來值守的網格員高賢感動不已。
機安興盛園小區是延安市建築安裝公司的家屬院，也是轄區內6個沒有物業公司管理的老舊小區之一。抗疫之初，這幾個小區是社區最擔心的“薄弱點”。但出乎意料，劉承珅等老黨員沒等動員，就自願站了出來。
這些退休職工一直記得，當年沒有物業，是社區大力支持，他們才得以籌建起物委會。社區平時幫忙安健身器材、改造舊電網，今年還在為他們爭取老舊小區的改造名額。
而這些年裡，社區黨員與群眾黨員在為民服務上，相互學習，互相促進。物委會每年一平方米只收住戶4毛5分錢，維持著整個小區的治安管理、衛生環保。
劉承珅說：“這次抗擊疫情我們做不了啥大事，但協助社區測個體溫、做個登記，能行。”
延安市2019年7月建成的黨建視訊系統，2100個終端，能以視頻會議的方式開到市縣鎮村4級，這次防疫中多次利用其召開防疫工作部署會。在減少人員接觸、防止會議精神走樣、抽查人員在崗情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員承諾制發源地安塞區9672名黨員，一週內承諾做3萬多件實事，全部兌現。
“從硬件的投入到黨建形式的創新，只有平時多加勁，關鍵時候才能用得上、不鬆勁。”安塞區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宏林認為。
只有平時累積吸引力，關鍵時刻才有凝聚力
“我是一名學生黨員，我來向組織報到。”疫情防控最緊張時，在家休寒假的西安交通大學研究生陳旭，主動向安塞區白坪街道黨工委報到。
幾天時間裡，陳旭和先後來報到的8名大學黨員始終堅守在抗疫第一線，哪裡最忙，一聲不吭就主動補充上去。
街道黨工委書記陳榮榮看到這些年輕黨員工作太投入，感動之餘又擔心他們身體被感染，找了個輪休的理由才把他們“攆”回家。
馮家營村85後青年張塞軍，經營張記年糕，每月營業額近百萬。疫情發生後，他的生意不僅沒受影響，反而網上訂單暴增。
張塞軍主動停掉了加工車間，自費買來酒精、噴霧器，就地組織工人投入到村裡的防疫工作中。
疫情緩解後，村幹部和黨員一致推薦他作為火線入黨積極分子，而張塞軍去年已經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是什麼讓黨組織在關鍵時候如此有凝聚力、吸引力？
“受益於這些年黨員的示範帶頭作用更明顯，黨組織的組織力在提升。”當了30年村黨支部書記、“一肩挑”時主動讓位年輕人的寶塔區臨鎮鎮石村村委會副書記劉宏祥一語中的。
2月4日，家住石村村的101歲老紅軍康文華讓兒媳婦李常芬，從自己的生活補貼中拿出800元，買成10箱蘋果，捐給湖北人民。
有樣學樣。村黨支部、村委會隨即發出向湖北人民自願捐贈的倡議。從這刻起，石村村幹部的電話被捐贈的村民打爆。
2011年入黨的閆保平第一天捐了20箱蘋果，第二天以愛人的名義捐了20箱，第三天以孩子的名義再捐16箱。他還替在外工作的3個堂弟捐了30箱。
“前所未有的號召力。”閆保平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短短三天時間，這個在冊630人的村莊，所捐款物摺合142960元。
“說話有人聽，幹事有人跟，一聲吼到底”。應對此次疫情，“一肩挑”制度體現出了它的優越性。
“‘一肩挑’之後，村一級支部的力量加強了。群眾被迅速動員起來，擰成一股繩，群防群控。”甘泉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馬延林對此感觸頗深。
甘泉縣石門鎮魏家溝村共有207戶、600餘人，2016年由兩個行政村合併而成。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陳仕偉直言，換屆選舉後，村“兩委”班子重新組合，選優配能，真正有了團隊的感覺。
魏家溝村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常年在外務工，留下的60多戶裡，大多以經營蔬菜大棚為生。村上有個老傳統，就是給蔬菜大棚上塑料膜的時候，幾家子搭夥幹。
“這不是一個人能做的活，一次得上十二三個人。”陳仕偉自己家也種菜，他琢磨，如果由村黨支部出面，組織村民統一協作，是不是能更好地把這個民風傳承下去。
2019年，全村菜農齊上，從第一座蔬菜大棚開始上塑料，兩天半的時間，33座大棚全部完工。沒有讓一戶請一個外來勞力。
基於大棚菜這個產業，村集體成立了個合作社。村“兩委”一致推薦，由能寫會算的會計白旭龍專管經營。合作社負責與客商銜接，對每天每家賣了多少斤菜登記造冊，統一收回貨款，逐個再分發給菜農。
這樣以來，客商省事，願意到村上長期拉菜。村民每斤比散戶銷售能多賣1毛錢，也不用操心風險。村集體有了經濟積累，更重要得到村民更多的信賴和擁護。
這次村上設疫情檢測點，成立臨時黨支部，沒讓陳仕偉操多少心。不管是黨員還是普通群眾，沒等村上叫，都主動在蔬菜群裡問，啥時候輪他值班。
甘泉縣道鎮三岔口村黨支部書記範啟有也有相似的經歷。
村上的黨員白成兵是個貧困戶，他一個人要照管120箱中蜂，但疫情來臨，他最先請戰。白成兵的理由很簡單，他兩個孫子上學、移民搬遷安置、擴大養蜂規模，都是村上在幫襯。“這個時候，能做點啥就做點啥。”
“平常打掃個衛生啥的看不出來，但這次好多年輕人申請當志願者，沒想到。看來平時支部的工作沒白做，群眾心裡有桿秤。”範啟有說，自己很是感動。
甘泉縣下寺灣鎮黨委書記黨強認為，發生疫情是個壞事，但通過抗疫，確實能讓人看清今後基層治理工作的發力點在哪裡。
本刊記者 梁生樹 左京 馮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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