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開元23年（公元735年），二十三歲的杜甫赴洛陽應進士，落第後開啟一段漫遊生活。一年後行至齊魯大地，飽覽泰山雄偉開闊、峻峭秀麗的景象，杜甫心生無限感慨，創作了五言古詩《望嶽》。
望嶽
唐·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首聯描泰山遠望之色，五嶽之尊的巍峨泰山到底雄偉如何，美景如何？齊魯大地之間，處處可見青翠的山巒，鬱郁蒼蒼的山色浩茫渾涵，連綿不斷。
岱宗，即泰山，亦名泰嶽、東嶽、岱山或岱嶽，為中國著名的五嶽之一，位於山東省中部，綿亙於泰安、濟南、淄博三市之間。古代以泰山為五嶽之首，諸山所宗，故又稱“岱宗”。歷代帝王凡舉行封禪大典，皆在此山，足見古人對泰山的尊崇。
齊魯，春秋戰國時代齊魯兩國以泰山為界，齊國在泰山北，魯國在泰山南，後用齊魯代指山東地區。
首句以設問入筆，卓然不群，“夫如何”盡顯詩人內心的驚喜、感嘆之情，更為下文佈滿想象光景。“齊魯青未了”五字雄蓋一世，囊括千里，雄闊至極，將泰山連綿起伏，蒼峰不斷的整體面貌表現出來，是對首句提問的回答。詩人沒有直接說泰山的高，而是以齊魯大地距離之遠來進行襯托。“青未了”三字，遠勝千百字，既寫出了山色的鬱鬱蔥蔥，表現出泰山的外形特徵，亦營造出磅礴的氣勢，展現出壯美的色彩。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次聯寫泰山近望之勢，大自然將神奇秀美的景色都集聚在泰山之上；泰山的陰陽兩面分割成兩個世界，一面好像陰暗的黃昏，一面好像明亮的早晨。
這兩句氣象磅礴，與岱宗的氣勢相稱。“造化”一詞使整個意境更加靈活，富有一種生命的氣息，蘊含了更多的情韻。
山的北面為“陰”，山的南面為“陽”，本是普通的自然現象，但是詩人卻著意寫出泰山的不凡，用一個奇險的“割”字，賦予泰山神奇的力量，在同一時間，山南山北竟判若兩地，一為清晨，一為黃昏，明暗迥然不同。此句極言泰山之巍峨高聳，亦將靜止的山色描繪出鮮活的生命感，表達出詩人的仰慕之情。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三聯摹泰山細望之景，層巒疊嶂，雲霧繚繞，激盪著胸懷；極目遠視，翩翩倦鳥歸巢棲息，隱沒在蔥鬱的山色之中。
“蕩胸”足見登高意豁，是以奇情寫岱嶽之神。雲霧籠罩，營造了一個虛無縹緲神仙般的境界，為泰山增添了靈動之感。“決眥”二字非常傳神，形象地揭示出詩人沉醉於美好的景緻當中，想要一飽眼福的情態，從側面烘托了鳥兒極多，彰顯了山景的靈動。在靜態的山上寫出動態的飛鳥，動靜結合，山景自然而富有神韻。鳥兒歸巢，可知天色已晚，但是詩人還在遠望，可見對泰山景色的痴迷竟至忽略了時間，對泰山的喜愛之情由此表現得淋漓盡致。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末聯抒泰山極望之情，我一定要登上那高高的泰山頂峰，俯瞰環繞在四周的渺小的群山。
以將來之凌眺，剔現在之遙觀，是將情與景相結合，動人心魄，散發著無窮無盡的藝術魅力。“一覽眾山小”是繼“齊魯青未了”、“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之後，第四次烘托泰山的高大巍峨。而岱嶽傲視群山的氣勢，亦是詩人藐視一切的豪邁情懷，和不畏艱難立志登頂的堅毅信念，全詩主旨由此昇華到頂峰。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著名的文學批評家金聖嘆在《杜詩解》中說：“‘嶽’字已難著語，‘望’字何處下筆？試想先生當日有題無詩時，何等慘淡經營！一字未落，卻已使讀者胸中、眼中隱隱隆隆具有‘嶽’字、‘望’字。寫‘嶽’奇絕，寫‘望’又奇絕。”詩題為《望嶽》，但全詩不著一個“望”字，卻能夠將讀者帶到雄壯偉岸的境界當中，可見詩人文字功力之雄厚。
又如清人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所講：“《望嶽》一題，若入他人手，不知作多少語，少陵只以四韻了之，彌見簡勁。”
的的確確，《望嶽》一詩，語句奇警，遒勁峭刻，氣骨崢嶸，體勢雄渾。上六實敘，下二虛摹，寥寥四十言，字字皆能泣鬼磷而裂鬼膽，說得泰嶽色氣凜然，實為萬古開天名作。杜甫言志抒懷，其心胸氣魄於斯可盡觀。
杜甫《望嶽》詩，描寫泰山壯麗的景觀，從遠景描寫到近景，從靜態描寫到動態，營造了非常磅礴的氣勢，不僅展現出泰山雄偉秀麗的景觀，表達出對大好河山的熱愛之情，同時還將詩人對未來充滿信心以及頑強不息的豪情壯志表現出來。格調高昂激越，激盪人心，意蘊深刻，耐人尋味。恰如明人莫如忠在《登東郡望嶽樓》中所言：“齊魯到今青未了，題詩誰繼杜陵人？”
杜甫對“嶽”一“望”，也定下了他此後人生的大調子，就是朝氣蓬勃，積極向上，奮發有為，樂觀豪邁，充滿自信而又善於自為，有一般等閒之輩不可比擬也無從捉摸的凌雲之志和廣闊胸襟。古往今來，總是把《望嶽》置於杜甫詩集之首，應該說是極其愜當的。
有讀者或許會有疑問，一首《望嶽》詩，怎麼就改變了杜甫在我們心中的“固定形象”了呢？
我們一直說，在唐代，幾乎每一位詩人都有入仕報國的宏願，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志向尤其高。
杜甫自傳性的敘事詩《壯遊》，說自己“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立意不凡，出口不凡，可見少年時起就抱有遠大志向。
青年時的杜甫，更有一股子不屑庸俗，直上雲霄的衝勁與熱情。他的《畫鷹》詩：“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㩳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絛鏇光堪擿，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與其說是詠畫中之鷹，不如說是藉此以抒發胸中不平之氣。這與我們今天不少人心目中的杜甫形象，有很大距離。
杜甫早年的詩句“卻倚天涯釣，猶能掣巨鰲。”（《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也著實令我們疑心出自浪漫主義詩人之手。
杜甫敘寫自己平生才學、志向與政治抱負的詩作《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我們不能僅僅視作詩人寫寫詩弄弄辭藻，而應當看作杜甫內心世界的真實表露。
杜甫曾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中寫到“竊比稷與契”。稷與契，是傳說中舜帝的兩個大臣，稷乃周代祖先，教百姓種植五穀；契為殷代祖先，推行倫理道德教育。由此，我們可以比較全面地理解杜甫內心所向往的目標，他的理想以及他對自己所設定的行為標準。
杜甫四十七歲時的詩作《洗兵馬》，以“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作結，讀之令人神往。坦率說如果杜甫內心沒有豐富的感情和想象力，要想寫出被後世奉為“詩史”的作品來，實在是不可能的。而有此等感情和想象力，其人立意及志向一定是在高超之境。
即便是杜甫晚年詩作《短歌行贈王郎司直》，開篇“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仍然具一副非常的豪放不羈相，說是至老不變，至死不變，也未嘗不可。
管中窺豹，從《望嶽》及上述諸多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杜甫，其實不乏豪邁，更有灑脫與放達，他並非是生來就執意擁有“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悲憫情懷的，而是時勢，造就了後來的杜甫。
詩言志，詩家嘔心瀝血吟詠出的詩作是讀者窺視詩人胸中半徑的一面鏡子。仔細品味杜甫的詩作，我們真的不難發現另一個被我們忽略過的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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