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是德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鐵血宰相”。短短几十年，他就輔佐威廉一世將德國從一個分裂的農奴國家建設成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強國。但是，在他年老臨近退休時，對德國的未來卻充滿了擔憂。
1883年，俾斯麥在寫給羅恩伯爵的信中悲傷地說道：
“這個民族根本就不會騎馬！……我這麼講的時候並未動怒，反倒完全心平氣和：我所看見的德國前途是一片黑暗。【2】”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終年91歲。這位開國皇帝，給國人留下了統一的、正在崛起的德意志。
威廉一世唯一的兒子腓特烈三世繼位，但不幸的是，在位僅99天腓特烈三世就因咽喉癌去世。
接著，威廉一世年僅29歲的長孫繼位，即威廉二世。
這一年，是德國“三皇之年”，德意志的國運開始轉變。
威廉二世，生性衝動魯莽，待人驕橫粗暴，是一個志大才疏、不知輕重的皇帝。
血氣方剛的威廉二世迫不及待地剝奪俾斯麥的權力，在繼位兩個月左右他就叫囂：“我先給老傢伙（俾斯麥）6個月的喘息時間，然後就開始獨立理政。”
宮廷傳教士阿道夫·施托克將這話傳開，讓俾斯麥與這位新主的關係變得緊張。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之前，俾斯麥一共遞交了十幾次辭呈，大多有要挾威廉一世之目的。威廉一世每次都擺出一副謙虛姿態，說俾斯麥比自己對於德國更為重要。
但是他的長孫威廉二世可不這麼想。
1890年3月的一天，威廉二世一大早氣沖沖地來到俾斯麥官邸興師問罪，斥責其固守對俄政策，要求俾斯麥在兩日之內辭去首相職位。年邁的俾斯麥一般上午不起床，這次起來迎駕卻被逼辭職。
原本不打算辭職的俾斯麥無奈向威廉二世遞交了辭呈，正式下野。
1890年3月20日夜，全世界的頭條新聞都是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辭職。
各國政客、邦國君主、各類政黨送來的慰問電報、信件、鮮花，鋪天蓋地般地湧向相府，其中不乏對手的偽善之詞。俾斯麥自嘲，這是一級國葬。
被罷官後，俾斯麥在柏林待了9天，他到威廉一世墓前獻了三朵玫瑰。
那時，俾斯麥無比懷念這位與他爭執半世的老皇帝。威廉一世與俾斯麥用了一生心血，統一了德國，鑄成了一把重劍。
重劍，可削鐵如泥，也可自宮自廢。
威廉一世、俾斯麥，知其重；而後繼者，則未必。
9天之後，柏林勒爾特車站，儀仗隊、軍樂隊奏響《友誼天長地久》，俾斯麥一家在列隊、樂曲、鮮花、歡呼聲中乘著列車告別了這座城市。
俾斯麥走後，威廉二世對手上的重權不知敬畏，開始在內政外交上大施拳腳。
在外交上，威廉二世沒有與俄國續約《再保險條約》，從而破壞了與俄國的盟友關係。這為一戰時德國與俄國廝殺埋下了禍根。
在內政上，威廉二世沒有將《反社會主義者法》有效期延長。
這是一個壓制工人黨運動的法案，源於兩起行刺事件。早在1878年，威廉一世連續遭到兩名工人開槍刺殺。所幸的是，一個打偏，一個未傷及要害。
這兩起行刺事件爆發後，俾斯麥制定了《反社會主義者法》，目的是打擊德國社會主義及工人暴力運動，剝奪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合法地位。
縱然有此法鎮壓，德國的工人運動依然非常兇猛。
俾斯麥在1890年初時呈給威廉二世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認為當前內部鬥爭比外部戰爭更為迫在眉睫，然而我已經不像1862年時那麼精力充沛了，對此我感到十分遺憾。”【3】
但其實威廉二世另有打算，他試圖籠絡工人階級，以抗擊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地主貴族。因此，威廉二世廢棄了《反社會主義者法》。
這一法律廢棄後，社會民主黨迅速崛起。
1890年2月議會選舉，反對黨佔據多數席位，社會民主黨人和左翼自由黨人加在一起，已明顯佔據了超過四分之一的議席。俾斯麥支持的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席位則回落到三分之一。
這種結果是：“至於如何在未來避免迄今為止所犯下的錯誤，政府中沒人能給出建設性意見，關鍵是連俾斯麥也無能為力。【3】”
社會民主黨黨魁鼓勵威廉二世發動戰爭，並稱：“當這個國家跳入火坑時，我們再來收拾殘局。”
好大喜功的威廉二世，正中下懷。
威廉二世，鼓吹軍國主義，欲借殖民地擴張，為德國尋找“一個太陽下的位置”。
在帝國會議的演講中，威廉二世激情澎湃地說：
“俾斯麥推行的歐洲大陸政策十分狹隘，而今我奉行的是世界政策，柏林應當是‘世界都市柏林’，德國貿易應當是‘德國世界貿易’，德國與世界的含義是一致的，因為世界各地都應體現德國政策……”
德國人聽得熱血沸騰，瓦德西、提爾皮茨、霍爾斯泰因及各階層的人狂熱追捧。
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是，與英俄兩國交好，孤立法國，不對外擴張，保持歐洲大陸均勢。
威廉二世從小便是一個狂熱的海軍愛好者，他繼位後快速地實行了提爾皮茨計劃，加速海軍擴張，與英國搞軍備競賽，意在“奪取英國在世界海洋領域的獨霸地位”。
他還發明瞭閃電戰，成為希特勒閃電戰術的鼻祖。
威廉二世多次在摩洛哥挑釁法國，將勢力滲透到巴爾幹半島這個火藥桶上，與俄國的關係日益緊張。
1900年，德意志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清軍槍殺，威廉二世對中國宣戰，在威廉港為遠征軍送行時叫囂：
“戰士們，水兵們，德意志帝國的尊嚴受到了侮辱，在德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旗幟飄揚在北京的城頭前，我們決不停戰，我們要懲罰那些野蠻的中國人。”
“如果遇到敵人，切勿留情，不要留活口，用你們手裡的武器，讓中國人即使在一千年以後，也不敢對德國人側目而視，讓我們為文明打開永久的通道！”
這就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導火索。
威廉二世失去了對權力的敬畏之心。當時德國經濟快速發展，讓整個德國都極度膨脹。
威廉二世時代的經濟增速，比俾斯麥時代更加出色。1895年一直到一戰前，德國經濟持續了20年的高增長，只在1901年和1908年出現過兩次小規模的停滯。
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說過：“事實上，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煤和鐵，而不是血與鐵。【1】”
主要原因大致有幾個：
一是威廉一世及俾斯麥統一了德國，奠定了經濟騰飛的條件。國家統一，社會相對穩定，人口出生率增長，威廉二世收割了爺輩創造的統一紅利和人口紅利。
二是1900年之後，德國吸收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英美法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外溢性技術，工業快速發展，威廉二世收割了外溢性技術紅利。
三是德意志民族自身的勤勞、務實與智慧，令世人驚歎不已。在法國人看來，德國人只會幹活不會享受生活，德國女人沒有女人味。
但是，德國人崛起了，也膨脹了。
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暴發戶心態符合經濟規律。但若這種心態被某種意識形態控制，那將是一股洪水猛獸。
“在1848年以前的德國人（甚至俾斯麥時代的德國人），在本質上是一個謙卑樸實的民族，其最高目標就是團結在同一個屋簷下，而且他們已經如願以償。”
“可是，自從俾斯麥下野以來，他們產生了一種大國的心態。許許多多德皇威廉時代的德國人，而且是來自各個不同階層的德國人，突然在眼前浮現一個偉大的國家遠景，一個全國性的目標：我們要成為世界強權，我們要向全世界擴張，德國必須在全世界享有優先地位！”【2】
其實，俾斯麥在任時就極力壓制國內的“大德意志”膨脹趨勢。
俾斯麥在卸任之前寫了五大對外戰略，其中第一條就是：
“放棄在歐洲任何形式的擴張，包括在海外殖民地。”
俾斯麥畫了一個地圖，東邊俄國，西邊法國，德意志的空間就這麼大。他曾經長期在這兩國擔任大使，知根知底。西北邊遠處大英帝國的鷹眼一直注視著這三個國家，任何打破大陸均勢的動作都不可能得逞。
但是，威廉二世不信這個邪。
史學家維利巴爾德·古切認為：“在1913年和1914年之交，威廉二世就僅僅是在等待一個開戰的好機會。【4】”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一名塞爾維亞青年槍殺。
同盟國皇儲兼好友被刺殺，威廉二世大為震驚，他鼓動奧地利立刻“和塞爾維亞來一場最終的、徹底的清算”。
一開始，威廉二世並未意識到他正在點燃一個火藥桶，當事件的進展超出他的預期時，他又在開戰的最後時刻想勸諭奧地利和平解決。
但是，事態已經失控。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德國和俄國加入對戰，接著德國對法國、對英國、對美國宣戰。
不知輕重的威廉二世，將威廉一世及俾斯麥辛苦建立的德意志推向了火坑，也給人類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
英國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皇的戰爭”。
但其實，若把所有責任推給威廉二世似乎並不公平。
威廉一世、俾斯麥，甚至李斯特都有責任。正如許知遠所言，他們都是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但他們更是這種文化的創立者。
威廉一世、俾斯麥和李斯特，鑄了一把將大權集於一身的重劍。他們經歷過大風大浪，知己知彼，知道如何駕馭這把重劍。但是，後來的執掌者，並不知其輕重。
鑄劍者也沒有留下說明書，或許權力就是說明書。
俾斯麥等人的真正問題是，鑄就了這把重劍，開啟了一個“惡”，讓一個國家的所有經濟、政治、軍事大權都掌控在一個人手裡。
在俾斯麥年代，俾斯麥實行了保護性關稅，利用容克貴族的權勢及資本家的實力，發展了“生產階層的卡特爾”。
俾斯麥出任首相後，聯手布萊希羅德創立了帝國銀行，取代了原來32家有貨幣發行權的銀行。
布萊希羅德，是一位猶太銀行家，被稱為“柏林的羅斯柴爾德”。他與俾斯麥結成“焦慮的聯盟”，是俾斯麥發動戰爭及掌控權勢的錢袋子。
在1873年的金融危機中，德國鋼鐵工業“憑著經濟愛國主義外衣的保護主義”，將大型鋼鐵組織起來，並築起了關稅高牆【1】。
對此，布萊希羅德雖然持反對意見，但保守黨領袖、貿易保護主義者卡多夫則是重要推動者。卡多夫號召德國工業家成立了“推動和保護民族企業”的中央委員會。
俾斯麥用國家的力量大力扶持軍工企業，為德國統一的王朝戰爭製造武器。德國著名的克虜伯軍工廠與俾斯麥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家公司生產的大炮幫助俾斯麥戰勝了奧地利和法國。
威廉二世繼位後，在經濟國家化、軍事化層面走得更遠，推行國家社會主義。他大力發展官僚資本，形成資本、政治及軍事一體化的國家集團。
威廉二世甚至親自安排克虜伯家族的婚事，克虜伯家族成為了威廉二世軍國主義的柱石。
國民經濟國家化，是一條不歸之路。
俾斯麥在政治上開創了這條路，李斯特則在經濟理論上開創了這條路。
李斯特顯然是有所保留的。他認為：“關於國民個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長的那些事，國家並沒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做的是，即使個人有所瞭解、單靠他自己力量也無法進行的那些事。”
李斯特不否定個人的作用，只是強調國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希望德意志藉助於海軍和航海法規保護本國的商船；修築公路、鐵路、橋樑、運河、防海堤等基礎設施；制定專制法和各項有利於生產與消費的法規，等等。
有人這樣評價李斯特：“任何人要想就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著書立說，首先應當師從這位增長理論與發展政治學偉大的先輩。”
但是，李斯特一旦開啟了國家干預主義之路，追隨者就在此基礎上變本加厲。
施穆勒、瓦格納等人開創了新歷史學派，強調“德國特殊論”，排斥古典經濟學的一般性規律，同時又否定李斯特開創的歷史學派。
施穆勒的好友弗里德里希·阿托夫掌控著普魯士教育部大學事務的大權。從1882年到1907年，他讓歷史學派統治了整個德意志的經濟學教學。在威廉二世時代，西方經濟學在德意志帝國的大學完全消失了。在波恩大學只剩下一位古典經濟學的孤獨追隨者海因裡希·迪茨耳，迪茨耳受到歷史學派的冷嘲熱諷、殘酷打壓。
馬克思稱歷史學派的教授們為“庸俗經濟學的教授形態”——旨在諷刺歷史學派為獨裁政府服務。
李斯特的後繼者們，淪為威廉二世推行國家主義及軍國主義的思想統治的附庸。他們宣揚一種“合法的強權君主制”，極度推崇德國民族主義，以壯大官僚資本之力量。
或許美國是幸運的。若當年美國的開國者通過了漢密爾頓那份國家主義色彩濃郁的《製造業計劃》，難以想象今天的美國及世界是何等模樣。
李斯特的“國民體系”，被後繼者演變為“德國特殊論”，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深度捆綁。
“最廉價的驕傲就是民族自豪感”，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當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德國民族主義膨脹的問題。
他說：“有個性、有見識的人，會更加清晰地發現自己民族的缺點，因為這些缺陷就暴露在他眼前。但一個可憐的傻瓜自身沒什麼可令他驕傲的，就只能把自己所屬的國家、民族當作最後依靠，為其感到驕傲。他為自己的自卑找到庇護，隨時準備拼死為其錯誤和愚行進行辯護，不分青紅皂白，連其缺點也誓死捍衛。”
但是，威廉二世的驕橫，加上一群鼓吹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毒喉舌，德意志人民在民族主義情緒中瘋狂膨脹。
實際上，當時，馬克思是德意志帝國國家社會主義的唯一對手。
威廉一世開創了一種以國家統治經濟為核心的國家社會主義，最開始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貴族掌控了這一最高管理權，與資本家分食；施穆勒則鼓吹由資本家，實則是官僚資本來掌控；而馬克思則主張由工人階級及工會來掌控這一計劃經濟大權。
德國戰敗後，威廉二世退位，德意志帝國滅亡。
從1871年到1919年，德意志從積貧積弱到統一、強盛，再到投降，淪為砧板上的肉，只用了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
在巴黎和會上，英法美試圖瓜分德國。英國財政部代表凱恩斯堅決地反對過度嚴懲德國，在主張未得到尊重時，他憤然辭去和會代表職務。
不久，凱恩斯出版了《和平的經濟後果》，引起巨大反響。書中預言賠償委員會的做法，會給德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激發德國國內民族主義及工人運動。
凱恩斯，可謂洞若觀火。
戰敗後，德國容克貴族被瓦解，官僚資本被拋棄，社會民主黨大肆崛起。社會民主黨黨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掌控了局面，成立了魏瑪政府。
正如凱恩斯所料，戰後德國經濟因賠款、制裁與之前的經濟國家化及戰爭透支已經崩潰。德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通貨膨脹。
戰前，1美元可以兌換4.2馬克；戰後，1美元兌換48馬克。但到了1923年，德國印出了100萬億馬克，1 美元等於4210500000000 馬克。
馬克淪為廢紙，德國民不聊生，德國國內民族情緒及工人運動高漲，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脫穎而出，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民眾的簇擁下登臺。
此時，流亡荷蘭的威廉二世，為希特勒提供了200萬馬克的援助。
在一戰後被肢解的克虜伯帝國，乘著納粹黨再度崛起。克虜伯的繼承人，加入了德國納粹黨，成為黨衛軍成員。他與德國民眾一樣把希特勒看作洗雪一戰恥辱、復興德國的主要人物。
克虜伯帝國儼然成為了希特勒的戰爭機器。
一場比一戰更為兇殘的浩劫正在逼近……
德軍在二戰初期取得大勝時，威廉二世給希特勒發來了賀電。
在一戰後的惡性通脹中，歷史學派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納粹主義登臺後，施穆勒最有天份的學生、新歷史學派代表維納·桑巴特，寫了一本關於德國社會主義的書，讚頌他們的領袖希特勒是從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裡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話就是永恆的啟示。
奧地利學派米塞斯認為，導致了兩次戰爭和失敗的侵略性的帝國主義、20年代早期不受約束的通貨膨脹、政府控制的經濟和納粹政權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歷史學派的鼓吹者的教導行動的政客的成就。
從李斯特為俾斯麥容克貴族奠定國家主義根基，到施穆勒為霍亨佐倫王朝官僚資本服務，再到桑巴特為阿道夫·希特勒譜寫讚歌，這是德國曆史學派發展的歷程，也是德國國家主義演進的歷史。
從1888年繼位到1918年退位，威廉二世這鋒芒畢露的30年，徹底斷送了德意志國家前途。
加上希特勒統治的12年，德國這鋒芒畢露、重劍出鞘的四十年，讓人類觸碰到了最兇惡的人性底線。
早在1886年，俾斯麥曾經發函向戰爭部長表示：
“倘若天意要我們在下一場戰爭中落敗的話，那麼我認為毫無疑問的結果將是，我們打了勝仗的對手將使盡一切手段，讓我們永遠——或許至少在下一個世代的時間內——無法重新站立起來。……一旦列強發現一個統一的德國可以是多麼的強大……我們不幸作戰失利以後，甚至無法期待還會有辦法讓現在的國家維持統一。
二戰後，德國被一分為二，俾斯麥一語成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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