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時，內閣首輔張居正 ，是一位“工於治國、拙於謀身”的人。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宗旨，在於使黎民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在《張文忠公全集》中屢見記載，如：“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之準則。”又如《答福建巡撫耿楚侗》信中說：“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在這封信裡，他指出嘉靖年間“百姓嗷嗷”和隆慶年間“紀綱不振”的情況後，表明自己“拳拳以是為務，鋤強戮兇，剔奸釐革，不得已而用威者，唯欲以安民而已。”為此，他曾義不容辭地表示：“不以此時剔刷宿弊，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從這裡，可以看出張居正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遠大抱負。
他在致兩廣總督殷石汀的書牘中，曾明確表示：“治亂國，用重典，…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畏，良民無依。”在萬曆元年(1573年)，他鎮壓了潮州農民的反抗和暴動後，探討農民暴動的原因，並企圖尋求避免農民起義的辦法，他在《答應天巡撫宋陽山》的信中說：“夫民之亡且亂者，皆因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併、而民貧失所，故也。”
他為了安民，而敢於正視朝廷施政的過失和社會的流弊，這是值得稱讚的。張居正的這種看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早在他25歲的青年時代，他的《論時政疏》，就曾揭露宗室“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轢有司，剝刻小民，以縱其欲。”在他44歲那年，他目睹當時民窮財盡的情況，又在《上陳六事疏》中說：“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疏中還說：“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錢糧，偏累小民。”最後，張居正疾呼道：“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
張居正的安民思想，是他治國方略的要素之一。他在內閣首輔任上，進行的一系列整頓改革，有許多內容都與安民有關。
張居正由“安民”講到了“拉車”和“演奏”。他說：管理朝政的人，猶如駕車趕路，聰明的趕車人，絕不會把牛和馬放在一起，讓它們同拉一輛車。那樣做，不僅事半功倍，與事無補，而且很有可能弄到翻車，直致車毀人亡的地步；管理朝政又和指揮吹奏一樣，不能把吹奏得好的樂師，與不會吹奏的人，放在一起去演出。那會吹奏得亂七八糟，混成一團，滑天下之大稽！
用這兩個比喻，都是為了說明：朝廷用人，必須公正廉明，剷除奸佞。如果把賢臣與佞臣，長期放在一起理政、辦事，那結果肯定比把牛馬放在一起拉車，把會吹奏與不會吹奏的人，放在一起演出，效果更壞。所以，“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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