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華，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學生時代即參加革命，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與參與者，在延安時期開始參與我黨的外交工作，解放後擔任過加納、加拿大、埃及等國大使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1976年至1982年任外交部部長。是中共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
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1983年6月23日到24日在北京舉行。這是黃華副委員長在會上。
燕京大學肄業奔赴陝北
1913年1月25日，黃華出生於河北省磁縣一個大家庭，19歲那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學，從此開始北平的求學生涯。燕大當時作為教會大學，是用英文教學的，黃華的英文很好，這為他後來從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礎。
在燕大，黃華結識了許多理解和同情學生的中外籍人士，包括在燕大新聞系做講師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海倫·斯諾，心理學教授夏仁德和賴樸吾等。甚至還有後來成為美國駐華大使的燕大“老校長”司徒雷登。
埃德加·斯諾1928年來到中國，在上海的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以記者身份進行採訪，後到燕京大學任講師。由於斯諾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後，黃華、張兆麟等進步學生經常利用斯諾家的客廳舉行會議。1936年，通過宋慶齡的幫助，斯諾被獲准到陝北蘇區採訪，他問黃華願不願意陪他去，幫助他做翻譯，早有此意的黃華不假思索地一口答應了，他不顧畢業在即，連畢業證書也不要了，立刻動身前往陝北。
1936年8月，黃華（左二）陪同斯諾在保安採訪徐特立。
在保安，斯諾採訪了毛澤東之後，還訪談了上百位中共領導人和紅軍指戰員。後來斯諾據採訪創作了震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該書有不少黃華的功勞，特別是後來他們到前線採訪，黃華每天把斯諾的英文初稿翻譯成中文，請信使帶回保安請毛澤東過目，保證了記錄的準確。但是因為當時黃華到了蘇區後即下決心不再離去，於是他叮囑斯諾寫文章、寫書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諾的書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再版時才提到他的參與。
1945年8月27日，黃華（左一）陪同毛澤東主席赴延安機場，迎接張治中和赫爾利。
“黃老其實原名叫王汝梅，黃華是他原來寫文章時用的筆名。”黃華的妻子何理良說，到了蘇區後，黃華從此不再用原名，也是考慮到從事革命工作後，怕用原名會連累家庭。結果後來“假名”用了一輩子，真名反倒被人淡忘了，甚至以後他的兒孫們也都全部姓了黃。
給朱總司令當秘書收穫美好姻緣
1941年7月，黃華被調至軍委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當時的延安，約有兩萬多幹部和學員。其中，就有跟隨父親何思敬到達延安，成為軍委俄文學校學員的何理良。
何思敬早年在日本留學，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927年初受廣東革命政府邀請到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教書。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他來到延安後在抗大任教，後遵照毛主席指示，在編譯局翻譯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1939年冬，何理良的母親王艾英帶著她和她的弟弟、妹妹從香港來到延安。那時何理良才14歲。
何理良是朱總司令姨侄女賀高潔的同學，常一塊兒到總司令的院子裡來玩，因此黃華常同她見面。 據黃華的妻子何理良回憶：把兩人“撮合”到一起的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有一次康克清看到我，跟我說找對象就得找像黃華這樣的。說他不錯，知識分子，待人誠懇。我當時心裡也覺得他不錯。”在她眼中，黃華是個“實實在在的人”，很關心她，當時她缺一本俄文的語法書，他就想方設法找到了送給她。那時延安的娛樂生活非常簡單，戀愛時兩人唯一算得上浪漫的事情就是參加週末晚上舉行的舞會，在“打穀場上，穿著草鞋，在油燈底下，在一把胡琴的伴奏下跳舞”。
黃華與妻子何理良
1944年秋，他們決定共結連理，但那個階段，他們唯一的一張合影還是從一張集體照中“摳”出來的。鏡頭中，年輕時代的何理良梳著齊耳短髮，身上穿一件翻領的棉襖看起來頗為時尚。何老曾笑著解釋，實際上那就是延安統一分發的制服，只是因為不喜歡大家都穿同樣的衣服，所以請媽媽改了一下，在領口處綴上了別緻的齊排扣，從而顯得與眾不同。
結婚的那一天，王家坪非常熱鬧，朱德總司令和康克清為他們祝福。三五九旅旅長王震還特意從南泥灣弄來了一桌美味佳餚，雞、豬肉和大米。大家飽餐了一頓，學校的一百多位教員和同學還辦了個晚會。大夥兒圍坐成一個大圓圈，吃著紅棗和花生，在馬燈光下和胡琴聲中跳起交際舞……
黃華和基辛格的“紐約通道”
20世紀50年代初期，兩次具有開創意義的國際會議——萬隆會議和日內瓦會議，黃華都作為代表團的顧問和新聞發言人，參加了會務領導工作並活躍於各國記者之間，擴大了新中國的國際影響。由於他工作作風認真負責，深受周恩來總理賞識，很多開拓性工作委派他處理。從20世紀60年代，他首任駐加納大使，70年代首任駐加拿大大使，再到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文革”期間，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調回國內參加“文革”運動的大使。
喬冠華、黃華(左二)、符浩在聯合國大會上
在任外長期間，黃華完成了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外交成就，如實現中美正式建交、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
1972年在尼克松訪華髮表《上海公報》後，由於黃華任常駐聯合國代表時常駐紐約，基辛格建議在他倆之間建立一條與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間的另一條秘密聯繫渠道——紐約渠道。1972年和1973年，黃華和基辛格在紐約有許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會晤，都是在約定的時間在紐約曼哈頓43街的一所公寓裡進行的。會晤情況，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宮報告。“這種會晤是中美兩國在沒有正式建交的情況下進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來。它避開了媒體，免受外界干擾，又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
1971年7月9日,中美建交前夕,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葉劍英、黃華等在機場迎接。
“實際上，結婚六十多年，他有很多事情我並不知道。”何理良說，由於黃華接觸的很多事情都屬於外交機密，在沒有解密前，即使是對於自家人，黃華也是守口如瓶。“我大體知道他在做什麼，但具體內容不知道。比如他陪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鄧小平說，主權的問題一點都不能談，半點也不能談，這些內情只有在他書中讀到，我才知道。”
91歲動筆寫出了45萬字的回憶錄
說到回憶錄的成書過程，何理良說：“最早是為了慶祝黃老的90歲生日，出了一本畫冊，裡面有300多張圖片，後來很多人都說，黃老七十多年的革命經歷和外事經歷，應該寫一本回憶錄。”當時，時任外交部部長的李肇星也積極倡導外交官個人撰寫外交史料，以搶救外交史。在得知黃老開始寫作後，他派來了幾位工作人員幫助黃老查檔案，以保證回憶錄中歷史事實的準確無誤。
黃華夫人何理良
黃老是從91歲開始寫作的，前後花了四年時間，一寫就是45萬字。“45萬字實際上只能反映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經歷，如果展開了寫，至少得寫上100萬字，只是他的精力實在有限，最後寫了45萬字就擱筆了。”
何理良告訴記者，按照不成文的慣例，外交官一般都不寫日記，如今親歷過1936年甘南會寧會師的老同志已經不多了，書中關於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半官方的外交史，幾乎全靠黃華的個人記憶。“黃老記憶還很不錯，別看也許昨天的事情記不住，但他對那些年輕時的經歷，比如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捕兩次，在獄中寫作，出小報《牢獄之花》等經歷、1949年南京快解放時，他在北京開會，周總理讓他到南京與司徒雷登見面，瞭解美國對華政策等事情，都記得很清楚。”
何理良說，這本書出來後，黃老連道幾個“沒想到”：“一是沒有想到社會反響這麼好，十多家報紙連載、轉載；二是沒想到他退休二十多年，別人還記得他；另外沒想到這本書出來後，會賣得那麼快。”
《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
“他從八十多歲開始學電腦，至今，‘網齡’已有十年了。”何理良說，他上網要處理的事情還真不少，“一方面是跟北京的外國朋友互相發郵件，有時他們會把國外一些好文章轉發給他，而孫女在國外讀書，黃老也惦記著她，通過電腦實時聯繫。”
“但他最關心的還是國內外大事。”何理良說，“他在病中，眼睛都睜不開了，還在琢磨國際上的事情，想著中日關係怎麼樣了，日美關係最近有些什麼發展。”何老輕嘆一聲，“這個人，整個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
2010年11月24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國務院原副總理、國務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黃華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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