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開埠以來，上海便成為中國最早一批接觸西方現代生活的城市，隨著大量的西方人 定居租界，他們的生活方式逐漸影響了傳統的中國人。民國時期，隨著上海的進一步開放發展，尤其是民國黃金十年（1927-1937），中國整體上處於近代以來一個較為穩定和經濟恢復發展的時期。在閒暇時光，下午喝咖啡，晚上跳舞等西方現代的生活方式逐漸成為上海市民階層的日常。
喝咖啡
咖啡館是隨同上海開埠便被引進，到民國時期，隨著城市商業的日益繁榮，咖啡館日益受到以城市中產階級的歡迎。
20年代開始，上海湧現了大量西式名稱的咖啡館：霞飛路上的DD’S、文藝復興、巴爾幹、特卡琴科、君士坦丁堡、偉多利，南京路上的沙利文，靜安寺路上的沙利文分店、DD’SCafe、飛達、凱司令、皇家，亞爾培路上的巴塞龍那、賽維納、立德爾，北四川路上的公啡、上海珈等。
民國時期的咖啡館
在當時的上海，咖啡館一方面是展現現代都市文明的重要場所 ，一方面它也代表著中產階級的文化想象，他們充分享受著在咖啡館裡品咖啡、交談的逍遙與悠閒。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們，也時常在酒店、咖啡館等場所聚餐，這樣的場所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天然閒暇交流的時間與空間。
民國咖啡館內部
這些咖啡館大多以其精雅的佈置和濃郁的歐陸風情，一批熱衷“現代生活”體驗的在滬文人在這裡面舉行“咖啡座談”、建構文學想象的“思想旅行”。具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現代派作家等知識分子充 分享受著在咖啡館裡品咖啡、交談的逍遙與悠閒。
喝咖啡的民國現代女性們
當時的人們熱衷於去咖啡館，主要是因為有三種樂趣。
1、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亞於鴉片和菸酒”；2、咖啡館提供與朋友長談的地方，“此乃人生之樂”；3、咖啡館裡有動人的女侍。
除了西方化的市民階層外，具有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現代職業作家與懷揣革命理想的左翼文人也把咖啡館作為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閒暇之處。位於租界內的咖啡館空間為革命者提供了某種“感覺結構”，而在這一“感覺結構”中 ，革命者找到的很可能是某種歸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種存在的自在和認同，並以此對抗著權力中心的控制和壓迫。而這種認同感的背後，是對咖啡館所表徵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想象與訴求。
“我可以坐在小咖啡得著麻醉的飲料去消愁，我可以冷冷地視察夜市裡的罪惡”。
位於虹口區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館，不僅是魯迅與許多左翼知識 分子的會面地點，更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搖籃地。
在咖啡館裡喝咖啡聊天的魯迅等人
在魯迅早期的眼中，咖啡店代表著一種“有產階級”的浮紈，它所表徵的生活方式，與那些“革命文學家”們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相左的。但後來的魯迅非但踏進了一家“革命咖啡店”，且被其內的年青“革命作家”奉為“旗手”、“盟主”。於此可見：上海的咖啡館除了它的“階級屬性” 和為傳統側目的“時髦”和“浪漫”外，亦是一個適合文人聚會、討論並結構關係網絡的城市媒介。
可以說，民國時期上海的中產階級市民群體，尤其是知識分子，通過進入咖啡館內飲咖啡，獲得了具體真切的現代性體驗與感官愉悅，這一刻，咖啡視乎變成了一個媒介。
逛舞廳
民國時期的上海中產階級們，在閒暇時光，常常流行這樣的一個生活習慣，那就是“下午喝咖啡，晚上跳舞”。
如同咖啡館進入中國一樣，西方的交際舞也是隨著上海開埠、西方人定居租界而逐漸傳到中國。起初由於他“有傷風化”而僅僅在上流社會小眾範圍內流行。
民國的舞廳
直到二十年代中後期，跳舞逐漸成為一種時尚娛樂活動在上海蔓延開來，這一時期，舞臺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在上海灘出現。而在三十年代，上海營業的舞廳數量常年維持在 30 家以上，蔚為大觀。
“跳舞之風， 盛行海上。自滬西曹家渡而東，以及於滬北，試一計之。舞場殆不下數十。”
而民國時期，位於上海靜安區萬航渡路和愚園路轉角處的百樂門舞廳則是當時最有名的代表，曾享有“遠東第一樂府”的美譽，一度成為許多人對近現代“上海摩登”夜生活進行想象的主要寄託物。
百樂門
隨著舞廳的大量出現，跳舞人員也由早先上流社會的精英階層擴大至新興中產階層與普通市民， 跳舞也從一項高雅的、小眾的娛樂活動漸變為一項通俗的、大眾的娛樂活動。此時的社交舞蹈不再是囿於外僑內部交流的“西技”，而演化成一種面向大眾的娛樂行業，成為和看電影、 賞戲劇、 逛公園等相提並論的尋常消遣。一些中小型茶社、酒吧、咖啡館等開始兼營跳舞業務，一些舞場也開始將咖啡、喝茶等業務與跳舞捆綁經營，時稱這一行為為“茶舞”。
情深深雨濛濛中的大上海舞廳
當跳舞日益大眾化後，充斥舞廳裡的既有醫師、律師、商人等中上層人士，亦有流氓、無夜遊民等三教九流。一些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知識分子既希望體會跳舞的樂趣，又不願混跡於普通舞廳。他們別出心裁，另找地方舉辦私人舞場。這種舞場不對外開放，只面向文藝界同仁，既是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產物，也是知識分子藉以同其他階層相區隔的活動方式。
電視劇偽裝者中的私人舞會
隨著舞廳的不斷增多，舞女也隨之出現。民國時期的舞女來源多樣，既有學生、職員、公務員、侍女、達官貴人的逃妾、失業女工，以及部分娼門女子，甚至有部分電影演員改行，他們大多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當時“伴舞的報酬已遠超演劇的報酬了。”
當時的舞廳，人人都有舞伴
而當時作為中產階層一份子的上海的知識分子們，對進舞廳跳舞一事則有矛盾心理的，一方面，他們看到舞廳的燈光、音樂等氛圍給跳舞者身心帶來的愉悅感受。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在一個熱情奔放，充滿活力的群體中，不再彼此分離。“既有精美之茶點。又可暢所欲言。常樂聲起時。復能共舞。身心怡樂。實正常高尚之交際。”另一方面，他們對舞廳裡暗色的燈光、舞女與客人之間的親密接觸持牴觸態度，將舞廳視作“銷金窟”與危險的色情場所。“可以摟抱著不相識的女子，隨著莫名其妙的樂聲，像擺渡船般的拖動。惡劣的舞女，惡劣的舞客”。
舞女
知識分子為了調和這種危險與愉悅並存的內在緊張性，獲得對跳舞的話語主導權， 他們一方面開始引介各種西方交誼舞的舞步、 技巧，提高對舞姿的要求與規範。另一方面，他們賦予跳舞以高雅的意義，主張返本溯源，“為了跳舞而跳舞”，以同被他們視作下流的、色情的跳舞相區隔。通過優美的姿勢，將跳舞藝術化、高雅化、性靈化，不但能夠體會跳舞的真諦，還能夠幫助被知識分子視作需要從道德人格上加以拯救的舞女。
要挽救舞女的人格道德，唯有提高跳舞的藝術，跳舞的藝術提高了，舞女便不難利用她們精采舞術，去應付舞客，舞客和舞女的目光，都注重到藝術方面，那麼，大家為跳舞而跳舞，便不致再發生不名譽的事了。
當然，在民國時期的上海，尤其是黃金十年時期，當時中產階層的現代生活方式遠不止這些。
“ 一般收入不太高的教師會參加象看電影、看戲、跳舞等一類低消費的活動；有中等收入的人，則會參加一些類似騎自行車、 划船、 游泳等體育活動或西方式的沙龍、 郊遊活動。
民國時期的跑馬場
觀念稍顯傳統的市民們則通過茶社喝茶、上館子，相互之間分享所得，交流談心；年輕人們則常常結伴出入電影院、彈子房、溜冰場，參加跑馬場和回力球場的賭博行為，藉以打發和消耗無聊的閒暇時間，享受現代生活帶來的愉悅感。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完成了生活理念的轉變。即使在今天看來，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分子的生活依然較為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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