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談及中日戰爭，通常最早都是說1894年-1895年甲午中日海戰，中國泱泱大國慘敗給日本，舉國譁然。
因為，這就像是籃球比賽，大學籃球隊竟然輸給了我們印象中的初中籃球隊一樣。甲午戰爭的影響對中日雙方都是巨大的：對日本來說，戰勝中國獲得的大量資源加速了日本的騰飛和滅亡中國的野心；對中國來說，則面臨亡國滅種危機，引發改革浪潮。
但是，這並不是中日之間的第一場大規模海戰。早在唐朝的時候，中國的海軍就以少勝多，打的日本人近千年以內再也不敢打中國的主意。
7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雖然這三國都與大唐建立了冊封關係，但是遠近親疏不同。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而新羅則向中國示好，意在投靠大唐一統朝鮮半島。
東洋“大三國”的座次怎麼排?7世紀中葉的這場較量給出了明確答案。7世紀中葉， 日本已拉開“大化改新”的帷幕，羽翼稍豐，自我感覺不錯，欲一現鋒芒，於是應邀參戰。663年8月17日，唐將劉仁軌、杜爽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江口。
白江口又稱白村江，就是現在韓國錦江入海口，地處中國和日本中間地段，既是東洋戰略要地，又頗具“執東洋牛耳”的象徵意義。
直面白江口，“初生牛犢”般的日本勢在必得。8月27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在這裡與“虎師”唐朝水軍不期而遇。倭軍（兵力4萬2千，戰船1000餘艘），唐軍（1萬3000，戰船170艘）在百濟白江口展開了激烈海戰。
就在這天的上午，倭軍戰船首先開戰，衝向唐軍水陣。由於唐軍船高艦堅利於防守，倭軍船小不利於攻堅，雙方戰船一接觸，倭軍立刻處於劣勢。倭軍的指揮員慌忙下令戰船撤回本隊，其指揮互相計議說：“我等爭先，彼當後退。”遂各領一隊戰船，爭先恐後毫無次序地衝向早已列成陣勢的唐海軍。
倭軍坐井觀天，妄自尊大，竟然認為將智兵勇，唐軍見之，必然自動退去，於是浩浩蕩蕩地闖進了唐軍的埋伏圈。
唐軍統帥見倭軍軍旅不整，蜂擁而至，便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在陣中。倭軍被圍，艦隻相互碰撞無法迴旋，士兵大亂。倭軍指揮樸市田來津雖然“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擊殺，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回戰局。
不過片刻之見，倭軍戰敗，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
第二天在白江口再次爆發戰爭，日本戰船一路朝大唐船隊中軍直衝而來，大唐船隊迅速展開對其進行了包圍。數萬日軍被大唐軍士吊打，白江口水域瞬間就變成了血海。日軍在此時快速的登上大唐的戰船，以發揮他們的近身作戰能力。
但是，這個卻是日軍一廂情願的想法，剛一上船的日軍立馬就被大唐由唐刀組成的士兵是一頓暴打。最終，日軍船隊徹底喪失戰鬥力。
倭軍海上大敗，唐羅聯軍陸戰部隊從9月1日起圍攻周留城，兩天之後已經獲得白江口戰役完勝的劉仁軌部也自水路到達城下。
因倭濟聯軍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毀滅性打擊，周留城守軍完全喪失鬥志。五天之後，即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9月7日，在城中苦撐的百濟王族扶余忠勝、扶余忠志等人率眾投降。
9月11日到14日，枕服岐城(今全羅南道長城郡森溪面)的百濟殘部、扶余自進部以及部分日本殘餘船隊聚集到慰禮城，與在那裡的第三批日軍會合。9月15日，他們集體揚帆，向日本進發，不再與唐羅大軍爭鋒。
這場戰役的經過，《舊唐書》裡只有簡潔的一段話：“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說起來，大唐武功強盛，對外戰爭攻無不克，這種擊潰敵軍的遭遇戰，在唐軍的輝煌戰史上實在不算什麼——就連以一人敵一國，幾乎滅掉天竺的使節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無聞之輩。
那個名將璀璨的時代，只能讓後人仰望感慨。
白江口之戰，日本雖大敗，但此後一直數百年間不斷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拜師學藝，逐漸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日本數百年間幾乎就是唐朝的一個“具體而微”的翻版模型。
直到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近一千年間日本未敢再和中國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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