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理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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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理论是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性理论。在过去数年间，一个新的指称酷儿(queer) 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酷儿理论目前是性政治中的活跃分子和学术界十分熟悉和钟爱的一个理论。知识分子的作用之一在于为一个争取解放的社会运动提供话语支持。酷儿理论就是这样一种话语。

酷儿是音译，原来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有怪异之意，后来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其中不无反讽之意。我本来想用奇异或与众不同之类的词来翻译它，但是这样翻译过于直白，似乎丧失了这个词的反讽之意。由于很难找到对应的又表达了反讽之意的中文词汇来翻译，所以索性采用港台的音译词酷儿。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 (nonstraight) 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酷儿理论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属于著名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 (Teresa de Lauretis)，她是美国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 (Santa Cruz) 分校的教授。酷儿理论最初见于1991年《差异》杂志的一期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性专号。这个理论的发明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首先使用这一用语的罗丽蒂斯是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的。这位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是：用酷儿理论取代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提法有一个问题，即掩盖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她担心这一用语会解构我们自己的话语和男同性恋者的建构性沉默，这就违背了她提出的强调男女同性恋各自的特殊性的初衷。她还担心，在酷儿理论以其自身实践与女权主义理论相区别时，妇女问题，特别是女同性恋问题，会遭到被强制性边缘化的命运。(Heller，36-37)

关于酷儿理论的发明，罗丽蒂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有趣的是，魏格曼 (Wiegman) 谈到了酷儿理论，她正确地将这一用语的发明权追溯到我，那是我为1990年 (在Santa Cruz) 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在《差异》杂志上所编的一个专集上首先使用的。她注意到，从那时起，酷儿理论的建立‘实际上将差异中性化了’，这一点的确违背我创造酷儿理论这一用语的初衷，我创造这个词的本意是希望用它来取代无差别的单一形容词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以便将性的多重性放在它们各自的历史、物质和语境中去理解。显然，我是赞同魏格曼的意见的。我也赞同瓦特尼 (Simon Watney) 在一篇文章中的意见。他写道：目前使用‘酷儿’一词的最方便之处在于，它是性别中立和种族中立的。他又说：酷儿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它欢迎和赞赏一幅更宽广的性与社会多样性的图景中的差异。(转引自Heller，46)

酷儿理论的前身是各种与同性恋有关的理论。罗丽蒂斯认为，同性恋如今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之外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旧式病理模式所谓的正常性欲的变异，也不再被视为北美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男女同性恋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即使它还没有定型，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话语形式。

酷儿理论超越了同性恋身份政治，在性别身份问题上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它反对正统观念，提出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坏固定不变的分类，质疑所有的本质化的倾向和两分思维。

酷儿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性为主题，特别是从同性恋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问题，质询对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传统理解。所谓酷儿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难以适应分类。所有那些自称酷儿的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难以为他们分类。不止是有男性气质的女性、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都会感到：我的自我不仅仅是这样的，我比这个要多得多。

塞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为酷儿所下的定义是：酷儿可以指：开放的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裂、重新选择、不和谐、不协调、不一致，以及回应、共鸣、意义的偏离与超越，人的社会性别的形成因素并非与其生理性别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说在女性和女性主义内部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身份，单一的女性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著名性别和性问题专家威克斯是这样认识酷儿、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的：从60年代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对当代世界中一种主体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对权力的挑战，是对个人定义方式、把个人定义为某种特殊身分、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这种做法的挑战。酷儿政治(queer politics) 是90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性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新一代人自称酷儿，而不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酷儿意味着对抗——既反对同性恋的同化，也反对异性恋的压迫。酷儿包容了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

正像gay这一用语在60年代打破了旧式同性恋运动中那种自我辩护的姿态一样，新出现的酷儿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恋政治的少数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现正当同性恋运动成功进入主流文化之时。酷儿政治通过将许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种新文化。他们也许是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跃分子。他们运用旧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们自己的身分——他们从大众文化、有色人种社区、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跃分子、反核运动、音乐电视、女权主义和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借用风格和策略。他们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锐的，无政府的，反叛的，反讽的。他们绝对认真，但是他们又想从中取乐。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Weeks，in Parker et al，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