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青地白花蓮池鴛鴦紋菱口盤
圖2-青地白花孔雀牡丹紋碗
圖3-青花孔雀牡丹紋罐
2012年是上海博物館建館60週年，為此上海博物館特意舉辦了“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展”，展出了來自伊朗、土耳其、日本、英國、美國、俄羅斯以及國內各大博物館收藏的90餘件元青花，其中來自伊朗國家博物館的10件元青花格外引人注目。
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來自於阿迪比爾陵清真寺，阿迪比爾陵清真寺位於伊朗北部的阿爾達比勒城，伊朗薩菲王朝的創立者薩菲·阿爾·丁就安葬在阿迪比爾陵清真寺[1]。伴隨著統治伊朗的帖木兒帝國的衰落，薩菲·阿爾·丁的後裔伊斯邁爾一世於公元1501年在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城，建立薩菲王朝，並最終統一伊朗全境，直到公元1722年被新興的莫臥兒帝國攻滅，薩菲王朝共統治伊朗221年。據伊朗的文獻記載，公元1611年伊朗國王阿巴斯·薩菲將宮廷珍藏的1162件中國陶瓷奉獻給阿迪比爾陵清真寺，其中就包括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這32件元青花[2]。
阿巴斯·薩菲國王奉獻給阿迪比爾陵清真寺的這32件元青花，來自於曾經統治過伊朗的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帝國是蒙古貴族帖木兒·巴魯剌思於公元1370年在伊利汗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帖木兒·巴魯剌思試圖重建已經分崩離析的蒙古帝國，但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公元1507年帖木兒帝國滅亡。
伊利汗國的創建者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統治疆域東起阿姆河(在今天的土庫曼境內)，西臨地中海，北到高加索(在今天的俄羅斯境內)，南至波斯灣，橫跨歐亞大陸，是當時東西方交通的樞紐。伊朗(Iran)的英語拼寫即來源於伊利汗國(il-khan)[3]。
公元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命旭烈兀率領蒙古大軍遠征阿拉伯帝國，公元1258年由旭烈兀統領的蒙古大軍攻陷巴格達，阿拉伯帝國的末代哈里發穆斯塔辛·阿拔斯投降，旋即被旭烈兀下令處死，阿拉伯帝國滅亡。公元1260年旭烈兀率領蒙古大軍佔領底迷失(即今天的大馬士革)，將敘利亞納入了蒙古帝國的版圖。此時蒙古本土來使，通報蒙古大汗蒙哥去世的消息，旭烈兀停止西征，率領蒙古大軍班師回朝。
圖4-青花波濤龍紋盤
圖5-藍地白花雲龍紋菱口盤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冊封旭烈兀為統治阿姆河直至敘利亞之間疆土的君主，稱為“伊利汗”，並賜予“輔國安民之寶”的王印[4]。“伊利”在蒙古語中是“從屬”的意思，這表明伊利汗國是元朝的宗藩，是元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元朝的西北諸藩中，伊利汗國與元朝的關係最為密切。這具體表現在：
第一，歷代伊利汗的襲封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才為合法。公元1265年旭烈兀去世，其子阿八哈不敢繼位，只是權攝國政，直到公元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阿八哈繼承汗位。公元1282年阿八哈去世，其弟帖古迭兒繼立，但沒有獲得元朝政府承認，公元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阿八哈之子阿魯渾繼承汗位。公元1291年阿魯渾去世，其弟海合都和堂弟拜都相繼即位，但都沒有獲得元朝政府承認，公元1295年元成宗鐵穆耳命阿魯渾之子合贊繼承汗位，並賜予“王府定國理民之寶”的王印[5]。公元1304年合贊去世，其弟完者都繼立，得到元成宗鐵穆耳的承認。公元1316年完者都去世，其子不塞因繼立，得到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的承認。
第二，伊利汗國在元朝政府內設有專門的代表機構。公元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特置“隨路打捕鷹房總管府”[6]，專門管理賞賜給旭烈兀的財物。公元1304年元成宗鐵穆耳設立“大都等路打捕鷹房諸色人匠都總管府”[7]，作為伊利汗國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的代表機構，後來元朝政府精簡機構，但照顧到伊利汗國“遠鎮一隅”，因此這個都總管府一直“存而不廢”。
第三，伊利汗國與元朝政府之間的往來極為頻繁。公元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丞相孛羅出使伊利汗國，伊利汗阿魯渾由於喜愛孛羅的淵博學識，就把他留在了伊利汗國。公元1296年元成宗鐵穆耳派遣大臣拜住出使伊利汗國，被伊利汗合贊留在身邊，不久又派他回元朝，後來拜住成為元英宗碩德八剌的丞相[8]。公元1298年伊利汗合贊遣使入朝，元成宗鐵穆耳將“隨路打捕鷹房總管府”歷年來積累的財物交使臣帶給合贊。公元1313年鎮守西域的蒙古宗王也先不花發動叛亂，扣留的往來於途的元朝和伊利汗國的使臣，竟然有好幾批[9]，可見當時伊利汗國與元朝政府之間交往的頻繁。
伊利汗國地處當時的東西方交通樞紐，東方是信奉佛教的元朝，西方是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各國，其統治區域則信奉伊斯蘭教，而蒙古人本身是信奉薩滿教，所以在旭烈兀被冊封為伊利汗後，蒙古統治者出於統治的需要，不得不面臨著宗教信仰的抉擇。旭烈兀的兒子阿八哈和孫子阿魯渾在擔任伊利汗期間，傾向於基督教，所以選擇與歐洲各國結盟，並與拜占庭帝國聯姻，派遣使節到羅馬教廷及英法等國，建立友好關係。阿魯渾的兒子合贊和完者都在擔任伊利汗期間，為取得伊斯蘭教徒的支持，宣佈伊利汗國境內的蒙古人全部改為信奉伊斯蘭教。伊利汗合贊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馬合麻(即“穆罕默德”的蒙古音譯)，並以“蘇丹”之稱取代“大汗”之號[10]。伊利汗完者都為了減少昄依伊斯蘭教的阻力，乾脆直接把國都從桃裡寺(即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城)遷往算端城(即今天伊朗的蘇丹尼耶城)，完者都的陵墓至今還保存在蘇丹尼耶城，是伊朗現存最為古老的雙層圓頂建築，在穆斯林世界中佔有重要地位。
在穆斯林世界裡，藍色是深遠、純潔和透明的象徵，能夠令人感到神秘、渺茫和靜穆，這與伊斯蘭教的教義相吻合，因此用藍色裝飾器物和建築成為伊斯蘭文化的傳統。青花瓷燒成後呈現出白地藍花的裝飾效果，符合穆斯林世界的審美情趣[11]。伊朗盛產優質的鈷料，可以燒製出發色濃豔的青花瓷。在伊利汗合贊昄依伊斯蘭教後，青花瓷在伊利汗國的需求量激增。需要指出的是，合贊、完者都、不塞因這三位信奉伊斯蘭教的伊利汗在位的時間是從公元1295年到公元1335年，這大致相當於從元成宗鐵穆耳到元順帝妥懽帖睦爾的統治時期，即元朝歷史的中晚期。我個人認為，傳統上認為元青花燒造時間始於元代晚期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元青花的燒造時間應該始於元代中期，並且在元代晚期繼續燒製。
在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中，有些明顯是伊利汗國宮廷使用的器物。比如，青地白花蓮池鴛鴦紋菱口盤(圖二)所繪的蓮池鴛鴦紋，即來自於元代刺繡圖案“滿地嬌”，是元朝皇帝御用衣衫上的流行圖案，尤其受到元文宗圖帖睦爾的喜愛，畫稿是由元代將作院所屬的畫局統一設計[12]。又比如，青地白花孔雀牡丹紋碗(圖三)和青花孔雀牡丹紋罐(圖五)所繪的孔雀牡丹紋，在元代皇家的禮服和儀仗以及百官公服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刺繡圖案，這類圖案是由習慣於描繪刺繡圖案的元代將作院的工匠所設計[13]，同時孔雀紋還是“聖主臨朝、重啟盛運”的象徵，這幾乎與伊利汗合贊昄依伊斯蘭教的情景遙相呼應。至於青花波濤龍紋盤(圖一)和藍地白花雲龍紋菱口盤(圖六)所繪的龍紋，蘊涵的政治內涵更是眾所周知。我個人認為，伊利汗國的使臣在覲見元朝皇帝的過程中，與之隨行的商隊將產自伊朗的上等鈷料帶到了中國，再由景德鎮的制瓷工匠燒造出精美的元青花，最後這些元青花由商隊帶回伊利汗國，其中那些製作最為精美的元青花歸屬於伊利汗國的宮廷。
公元1324年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冊封伊利汗國大臣出班“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這是元朝政府直接授官給伊利汗國的官員，此舉引起伊利汗國的內亂。不久出班舉兵反叛，但是兵敗被殺，“出班之亂”使得伊利汗國的國勢被削弱，蒙古統治者的內部矛盾公開爆發。隨著伊利汗不塞因去世，各地的蒙古諸侯紛紛自立為汗，互相攻伐，伊利汗國迅速走向瓦解。需要指出的是，伊利汗不塞因去世的時間是公元1335年，正好是元順帝妥懽帖睦爾統治的時期，即元朝歷史的晚期，由於伊利汗國爆發戰亂，東西方的貿易和交通中斷，產自伊朗的上等鈷料無法運來中國，而景德鎮燒製的元青花也無法運往伊利汗國，不得不滯留下來，成為了元朝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公元1351年爆發了由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農民起義，元朝統治土崩瓦解，最終在公元136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達官顯貴們在倉促逃亡之際，將無法帶走的元青花埋入地下後匆匆離去，只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再也不可能有機會重返中原。近年來，這些窖藏的元青花隨著考古發掘而陸續出土，逐漸為人們所熟知。
隨著伊利汗國的四分五裂，蒙古諸侯各自為戰，這種混亂的局面一直持續到公元1370年蒙古貴族帖木兒·巴魯剌思建立起帖木兒帝國才宣告結束。曾經在伊利汗國廣泛歡迎的元青花，經歷了近半個世紀戰火的洗禮，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帖木兒帝國的戰利品。斗轉星移，帖木兒帝國在公元1507年走向滅亡，薩菲王朝重新統一伊朗全境，這些元青花再次作為戰利品歸屬薩菲王朝。公元1514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薩利姆一世突襲薩菲王朝，擊敗伊朗國王伊斯邁爾一世，將薩菲王朝宮廷珍藏的40件元青花作為戰利品掠走，這40件元青花以後一直珍藏在伊斯坦布爾的託普卡比宮[14]。公元1611年伊朗國王阿巴斯·薩菲將薩菲王朝宮廷珍藏的32件元青花奉獻給阿迪比爾陵清真寺，從此以後這32件元青花就被安靜地收藏在阿迪比爾陵清真寺的瓷器庫中，再也沒有受到戰爭和動亂的破壞，得以保留至今成為伊朗國家博物館的藏品。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曾經有無數的元青花在戰爭和動亂中毀於一旦，沒有能夠傳承下來，只有極少部分倖免於難，最終流散到了全球各地的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的手中。
彈指一揮間，700年的時光悄然逝去，當初由“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建立起來的蒙古帝國早已被塵封在歷史的歲月之中，雄偉而遼闊的伊利汗國也已經凐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不變的唯有那些曾經見證過蒙古人光輝時刻的元青花。
註釋：
[1]金宜久.伊斯蘭教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 (法國)阿里·瑪扎海里.絲綢之路—中國和波斯文化交流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3] (伊朗)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對歷史的回答[M].劉津坤，黃曉健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1986.
[4] 柯劭忞.新元史[M].北京：中國書店，1935.
[5] 柯劭忞.新元史[M].北京：中國書店，1935.
[6]、[7](明代)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8] (明代)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9] (明代)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0]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1] 楊映民.元青花瓷與中華文化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C].南京：中國國學出版社，2009.
[12] 劉新園.元文宗--圖帖睦爾時代之官窯瓷器考[J].文物，2001(11).
[13] 劉新園.元青花特異紋飾和將作院所屬浮樑瓷局與畫局[J].景德鎮陶瓷學院學報，1982，3(1).
[14]中國古陶瓷學會.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4輯[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作者施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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