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一代中國研究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之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系主任羅威廉教授寫過兩本關於漢口的書：《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本文選摘自後者，描繪堅忍不拔和實用主義的漢口特性。
羅威廉（William T. Row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系主任，著有《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會共同體，1796—1895》、《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紅雨：一箇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等。任美國《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雜誌主編，美國《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和《城市史雜誌》（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編委。
一般認為，堅忍不拔和實用主義是漢口人的又一個特性。與商業冒險這一傾向緊密相連的是，當面對生活中的不幸以及生命與財富面臨危險時，漢口人相當平靜地接受之。例如，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描述了1869年夏天一場災難性的洪水：“這是十分驚奇的……中國人如此耐心和幽默地承受著一切。他半裸著，談笑風生、賭博、抽菸、喝茶、行樂，對於他來說，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在英國，這樣一場自然災害將會產生遍地哀嚎；而在這裡，卻只有一些輕微的憂傷。”
楊格非在衛斯理公會的同事威廉·斯卡伯勒（William Scarborough）則這樣描寫在同一場洪水中的漢口難民：“這些人陷入了窘境：他們的房屋被沖毀，生計被切斷；他們擁擠在一起，面臨著瘟疫的威脅，處於飢餓的門檻，卻都表現出一種平和、安寧甚至是滿足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種（面對不幸）恬然接受的態度，對於19世紀的漢口相對而言較少巨大的社會動盪這一特徵，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同時，有兩個觀點需要強調。首先，西方學者經常將這種堅忍不拔的行為方式看做浸淫於儒、道文化傳統之中的消極與逆來順受。但實際上，至少在漢口，並非如此。也有人將它歸之於宿命論。但是，我們在漢口所看到的，當人們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時，並不是一味地消極與順從；相反，每一個都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一種樂於去迎接這些災難的決心，並心甘情願地去承受有時無法避免的災難。最好的例證，實際上也是每一個到過漢口的外國人都會提到的，是那些住在河岸邊房子裡的貧苦人民的行為，這些人的生計或多或少與漢口港聯繫在一起。年復一年，這些房子被夏末的洪水所沖垮，經常有人喪生；年復一年，生存者在原地重建房屋，等待著下一年洪水的再次到來。
其次，對於無法避免的死亡和不幸的接受，並沒有妨礙人們採取積極的措施以減少危險和緩減痛苦，不僅為他們自己，也是為了大範圍內的城市社團。 在漢口的外國人進一步發現：“令人非常驚異的”是，他們通常認為的中國人“對死亡的冷漠”，實際上是與同樣確鑿無疑的、對死亡的積極預防，同時並存的。
漢口的環境對於人類居住是極端危險的。洪水、火災和傳染病的威脅，即使以當代中國的標準來看，通常也是十分嚴重的。高死亡的總體環境，再加上因生意失敗和市場萎縮而引發的危機，曾經導致了數量驚人的自殺。
在此種環境下，一個人可能希望擁有一種熱情的宗教信念。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如果我們相信早期在漢口的基督教傳教士的報告，“虔誠”在當地的意識形態中幾乎未起任何作用。例如，衛斯理會的波特·史密斯（Porter Smith）在他為倫敦總會編寫了幾則當地居民重實用的生活方式的有趣的典型事例（諸如街頭小販很快發現了一個偽造史密斯教會醫院門票的市場）之後，描述了他試圖依靠此種“極端世俗的天堂”來吸引皈依者的打算。
他的同事、來自聖公會的羅伯特·威爾遜對此補充說：除了在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以及一些偶爾的宴會之日燃放煙花爆竹，燒冥錢，從而消耗了大量的火藥和紙以外，當地人民從未因為過於虔誠而受到指責。
漢口人誠摯地遵守中國各種儀式活動的基本規則。他們一絲不苟地堅持對死者的喪葬準則。在每年的貿易季節開始之前，同業行會都要祭祀他們的行業神。地方性的節日相當多。無須驚奇，最為熱鬧的慶祝活動是農曆的新年——店主專門迎接財神的日子和清除老賬與借貸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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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看到，漢口有各種各樣的寺廟，是什麼人供奉它們呢？更有意義的是，佛寺只佔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略有增加，但信奉它們的主要是富商的女眷。大多數漢口寺廟供奉的主要是更為實用的神祇，比如財神、水神（水府、龍王、禹公）、火神和天后。最為普遍的崇拜是關羽，這位三國時代的英雄已經演變成商業信用保障的化身；還有雷祖，他被看做雷神和節儉之神。作為降雨之神，因而也作為豐收之神，“雷祖”根據糧商在運輸過程中浪費的數量給予他們獎懲。
換言之，深入漢口人心中的神祇為實用的神靈——這些神靈為各種群體（按照行業或同鄉原則）的凝聚起到了一種聯結作用，或者給城市生活和商業事務等世俗活動提供庇護。人們對這些神的信仰是誠摯的，但同時這些信仰受到人們為實現某種期望的結局而進行的具體行為所支配。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作為一種潛流，救世主義的價值觀念曾出現在漢口的生活中，特別是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秘密宗教思潮的不斷高漲而逐漸傳播開來；但它從未成為主流。
反正統文化的秘密宗教的流行和與之相伴而生的一些相關現象，諸如素食主義的流行，是這個城市在經受了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數十年中，對文化迷失的一種委靡不振的回應。在我有關漢口的上部著作中，我將這種現象描述為社會“失範”的一種類型,並指出：地方社會（精英和下層民眾）通過積極謀求建立組織和更大範圍的集體自治作出了部分回應。一些漢陽的文人傾向於把這種頹廢風氣歸咎於外國影響所帶來的社會腐化；但是大多數漢口人承認，這種現象根源於原有社會領導者的更替，以及太平天國運動後漢口商業和社會新的、搖擺不定的開放。
也許，這種現象可以更直接地追溯到太平天國運動本身所帶來的衝擊。我們已經看到，懷舊情緒瀰漫於整個時代，在談到太平天國以後的漢口時，咸豐以前（也就是1851年以前）的時代，被作為一種逝去的黃金歲月而賦予了許多公式化的美好特徵。
伴隨這種文化的“失範”而來的是本已相當世俗化了的城市人的信仰危機。1866年，一位接受威廉·斯卡伯勒洗禮的漢口工匠解釋了他皈依的原因是：“大約八年前，他看到這座城市被起義軍破壞，寺廟被拆毀，僧侶被驅散，他開始認識到所有的偶像神都是無助的。他對於它們的信仰已經被擊得粉碎。”
1863年，另一個傳教士寫道：
起義掃除了整個地區的偶像神。我們關於起義對漢口影響的觀察主要是瞭解它在怎樣程度上動搖了大眾對偶像神力的信仰。使他們困惑的是，如果這些偶像神祇擁有此種力量，為什麼他們無法阻止他們粗魯的敵人所造成的一系列破壞和褻瀆？古老的迷信仍然存在，僧道也恢復了活動。這種情形，在我看來，有如礦藏已經被發現，並且已開闢了一個孔道，我們必須時刻準備著以最快的速度和飽滿的精力去（填補這一信仰的空缺）。
毫無疑問，這不過是傳教士的腦海中的如意算盤而已，但固有的價值觀念（無論是宗教方面，還是在世俗方面的）已經受到程度不同的侵蝕，一般性史實也證實了這一感覺。而這一切，給當地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同時，我們也不能過分強調這種思潮，或者是將這一時期的漢口看做夏維里爾所描述的19世紀早期的巴黎那樣存在著巨大的“社會墮落”的“病變”之類的觀點。
漢口各階層的社會管理者很快從因混亂（商業、犯罪、道德方面的）而產生的恐懼中掙脫開來，把精力轉移到新的或重新恢復的社會組織和控制體系方面。並且，所有證據都表明，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就如同之前一樣，商業活力和城市生命力使漢口社會持續處於普遍上升的氣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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