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下一步的策略是該保守還是激進?

01

認真傾聽,但朝相反方向做


湖畔大學:最近地產圈有個新聞刷爆朋友圈:上海徐匯濱江西岸金融港地塊被香港置地聯合體以310.5億元的價格買走,成為上海新地王。在內地房地產企業因疫情帶來的衝擊艱難度日時,他們卻選擇了逆勢出擊,您怎麼看這件事?


馮侖:我們跟香港置地在十七、八年前就建立了聯繫,一直有合作。香港置地成立於1889年,已經有131年的時間,而它的大股東怡和集團則是一家英資公司,成立於1832年,有將近190年的歷史。


年前,我在英國還專門去看望了怡和集團剛剛退休的主席亨利·凱瑟克先生。我們經常聊天,他講了很多關於香港置地的故事,其中有兩個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也大概能解釋為何這家公司能在危機中如此從容。


第一、香港置地曾經有段時間債臺高築,差點就挺不過去了。之後,他就吸取教訓逐步調整了商業模式:在地產開發和商業經營兩個業務上開始慢慢偏重於後者,從開發模式轉向經營模式。


商業模式轉變後,他們每年的開發量不大,銷售額不過一百億左右,但資產體量很大,現金流非常充沛。更甚者,他連存款都要找幾家銀行招標、貸款也要招標。我當時很驚訝,內地房產商貸款都是求著銀行,哪有能公開招標的。這次高價拿下上海地塊後,它還計劃再投資300多億元,但其負債率只有10%,資本結構很健康。


第二、能夠堅持長期經營、保持耐心。有一年,我去看望亨利·凱瑟克先生,他很高興地跟我說,怡和集團終於拿到了香港置地51%的股份。原來,他跟李嘉誠簽了一份合同:怡和每年從李嘉誠手裡收1%的股份,李嘉誠每年轉讓給怡和1%,但每年的轉讓價要隨行就市。


這個合約執行了26年,李嘉誠才徹底從香港置地退出。所以,直到26年之後,怡和才控制了香港置地51%的股份。這個過程中,他一直非常有耐心,很穩健。


很多人不知道,上海這個項目香港置地也談了好多年時間,大班每年都會問問情況,一直沒有放棄。


針對市場變化,這家公司有自己的哲學:用心傾聽,但朝相反的方向去做,因為未來的機會在相反方向。這次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當大家都在悲觀地認為市場不行時,它選擇逆流而上。


可以看出,香港置地在經歷幾次危機後,迅速改善了自己的策略、調整了節奏,建立起一套風險控制機制。這次疫情是個大事,但它們沒當成可怕的事,繼續按照自己的既定節奏走,經營策略沒有受到短期因素的影響。


湖畔大學:從香港置地的案例看得出,如何把一時的危機應急沉澱為更深層的風險管理很重要,那麼創業者在做風險控制與危機管理時要特別注意哪些東西?


馮侖:所謂的風險控制,就是兩個方面,一是資產負債的管理,尤且房地產企業的現金流保持彈性很重要;二是企業的商業模式,是追求長期價值還是短期價值。地產開發是一次性收入,屬於短期價值,而經營是長期的連續性收入,屬於長期價值。


馮侖:下一步的策略是該保守還是激進?


這是每個企業成長過程中必須要經歷的,危機後想要進步,就需要對公司的經營策略、文化和團隊做一些調整。一家好的企業在經過重大危機後會調整內部的“操作系統”,建立一套新的思考模式,這樣才能不斷增強自身的“免疫力”。


我舉個例子,911之後,美國的調查部門就討論一個問題,如果以後再面對這樣的事怎麼辦?所以當時他們就檢討這個危機過程中的每一個漏洞。


第一,美國很自由誰都可以學開飛機,恐怖分子這幫人只學起飛不學下降;第二,當時飛機的駕駛艙門是可以打開的;第三,飛機改變航向是由飛行員做主的;第四,這個大樓為什麼會塌呢?因為它的鋼結構耐火和耐燒的時間太短,不到一小時就燒軟了;最後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空軍對民航飛機不能開火。


這麼梳理之後,他就針對每一個環節進行改革,現在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第一就是你學飛行駕駛的時候就有人密切關注了;另外飛機駕駛艙的門都打不開了,飛機上還增加了保安人員;第三就是對摩天大樓的鋼結構進行了重新計算,現在這個鋼結構大概能扛兩到三個小時燒不壞;第四就是地面控制人員許可才能改變飛機航線;最後一個,美國空軍得到一個授權,如果有偏離航線的民航客機,警告無效後不需要請示直接擊毀。


任何一家企業想要活的長久,就像人一樣,活到80歲甚至100歲,中間肯定會遇到非常多不可預見的災難事件。關鍵是對其中的漏洞與風險進行梳理,對危機要有預判,不斷豐富預案,把危機意識沉澱到日常經營中。


02

活下來,熬過去


湖畔大學:這次疫情給很多行業帶來了非常嚴重的衝擊,比如旅遊、餐飲行業。如果拋開行業不說,就您的觀察,此次受衝擊嚴重的企業有哪些共性?


馮侖:不同行業在疫情中確實受到的影響也不同,製造業和餐飲等線下服務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衝擊很大,但為了控制住疫情,只能咬牙堅持,沒有任何辦法。


總體來說,年頭比較長的企業應對上都還算從容,因為時間越長,經歷的越多,企業的免疫力就越強,而處境比較困難的主要是三類企業:


第一類是依靠融資快速增長的。因為他們自身的經營性現金流尚未轉正,用了很多外部機構投資的錢來快速增長,現在收入突然斷了以後,投資人也在觀望,資金就跟不上,並且這種企業不像房地產企業,他們銀行貸款基本沒有,補充現金流的手段非常少,處境很危險。


第二類是高槓杆快速充量的企業。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房地產行業中有很多開發類的企業槓桿都非常高,跑的非常快,經營負債率都在70%、80%甚至超過100%。這種情況下,危機一來就是個致命性打擊。


第三類是公司組織非常剛性,嚴重依賴於某些特殊資源、特殊關係生存,或者嚴重依賴老闆的個人指揮。這種企業的組織很脆弱,抗壓能力差,不像互聯網公司的組織應變力、靈活性那麼強。後者能夠依靠內在的組織活力和員工的創造力去應對危機,反而生存力比較強。


湖畔大學:對這些處在生死邊緣的企業,您在應對上有什麼建議?


馮侖:處境很危險的企業,這個時候要思考的不是怎麼創造收入,而是如何減少損失。


直接減少損失的辦法就是控制成本,這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包括員工工資、店面房租、銀行利息、還有稅費等等,能降低的就降低,給自己爭取活下來的機會。


第二個需要面對的棘手問題是,現金流。如果企業的經營性現金流沒了,就要考慮補充融資性現金流,先扛過這一段時間再說。西貝和海底撈目前都獲得了銀行的貸款支持,這就是融資性現金流。


馮侖:下一步的策略是該保守還是激進?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提醒:企業要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安全。一些進出口企業、跨境電商在這次疫情中因一些國家對中國禁航面臨慘重的損失,官方已有公開表態說,這是不可抗力。那企業就要跟國外的合作伙伴、供應商、客戶做好溝通,用不可抗力來界定雙方的責任,降低自己的損失。


湖畔大學:很多人會拿這次的疫情跟2003年的非典做對比,您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現在回想,非典給您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麼?您當時是怎麼應對的?


馮侖:17年前非典的時候,我40歲左右,跟湖畔很多創業者的心態差不多,因為從沒經歷過這麼重大的危機,對疫情的危害性、規律性、過程的展開和事後的影響完全沒有經驗,剛開始不知所措,也就是看政府的各項應對措施。


我們當時唯一堅定的就是,不能讓企業垮掉,所有能做的事都還在努力做。我記得,那一年我們做的一個最重要的項目就是建北京的萬通中心,還是在一個球場籤的約。


說實話,我當時不是特別緊張,就覺得這事幾個月就過去了,只要外界看好公司的能力,熬過去就行了。但在熬的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事:


第一是帶著團隊去反思和檢討個人、員工、企業等等。我那個時候常跟團隊開玩笑說,難得有這麼長時間來檢討自己做的事情,正好可以沉澱一下。對創業者來說,你有大把時間可以冷靜地去檢討過去做的生意、模式、朋友、關係、產品、客戶、財務等等。你也可以去檢討自己的健康管理、家庭。


第二,我也會跟團隊一起討論,疫情過後如何去改進,讓企業更強大,就像前面提到的香港置地,只有認真總結反思、作出改變,才能在下一次危機來時更從容淡定。


第三件事就是本能的反應,控制支出,把現金流管好。當然,我們也履行社會責任,盡全力照顧好員工和社區。


創業者在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大危機時,剛開始都會有點懵,有點慌,這也是很多年輕創業者的真實狀態。活下來,認真總結與改變,才是最重要的。


湖畔大學:確實很多創業者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重大危機,有些慌亂和焦慮,對未來也會感到有些迷茫。作為一個過來人,您覺得他們應該保持什麼樣的心態?


馮侖:就是要堅定。堅定不是說沒事硬扛,而是掌握了規律之後保持定力。一個人對社會經濟運行的規律更清楚了,對企業的發展規律、個人的成長規律更清楚了,自然就會更堅定、更從容。


如何做到這一點?


第一,跟那些有經驗的企業家多交流,尤其是那些經歷過大風大浪、活得久的企業,多做一點、學一點,慢慢就會變得從容堅定。第二是要好好檢討,梳理企業的危機應對過程,把現金流管好,把員工照顧好。第三件事就是要反思和找到未來發展的改進機會和再出發的機會,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有危險、有困難,但一定要通過反思找到下一步發展的機會,找到組織、業務、模式、產品、服務改進的方法,找到新的機會。


03

反思,再出發


湖畔大學:疫情總會過去,創業者在覆盤整個危機應對過程時,重點應該思考什麼問題?


馮侖:我希望創業者問自己兩個關鍵問題:


一、企業為什麼還活著?這背後是在危機應對的過程中,你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


二、未來如何增強自身的免疫力?一個企業如何圍繞這個問題去檢討產品、模式、組織等整個公司運營的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特別的建議:疫情結束後,把那些百年以上的公司如何應對危機的故事蒐集出來,好好研究。


這些企業經歷過的危機無非就四類:社會變革、技術進步、商業競爭和自然災難。之前我們談論技術進步與商業競爭比較多,但自然災害談得少。這次疫情就屬於自然災害類的危機,把它作為企業生存的一個重要方向去研究。


湖畔大學:這次疫情其實給很多創業者潑了一盆冷水,也讓他們更冷靜地思考企業的價值與未來方向。通過這次危機,您觀察到未來的重點改進方向有哪些?


馮侖:我最近也在跟很多企業家交流這個問題,有幾點共識:

第一、徹底讓公司進行數字化轉型。原來,一些傳統行業特別是年紀偏大的企業家不太相信數字化生存的能力,更習慣於靠關係、靠政策、靠某個偶然機會來發展。


但此次疫情給所有企業徹底做了一次壓力測試,對每個企業的現金流模式、管理能力都做了測試,讓他們看到自己的短板和缺陷。因此,他們現在共同的一個看法是,不能再留戀過去的傳統管理方法,一定要轉型線上生存。


第二、要更多用線上渠道跟客戶加強聯繫。現在房地產公司都開始網上看房、賣房了,雖然可能賣不了幾套房,但能在危機時候用網絡跟客戶建立聯繫就很重要。很多傳統行業也意識到,未來跟客戶之間的聯繫會更多用網絡的方法,這是前所未有的。


馮侖:下一步的策略是該保守還是激進?


第三、企業的未來要保持適度的彈性和風險預警控制。就像我剛才講的香港置地的案例一樣,日常發展要留出餘量,弓不要拉滿、人跑步也不要跑到極限。


第四、這次災難也激發了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和擔當。很多企業家認為,當社會經濟遇到危機的時候,自己有責任藉助企業的組織能力,供應鏈、產品、技術等等專業能力,包括企業家成立的公益組織的專業能力,來幫助應對危機。照顧員工、關懷社區、貢獻社會成了普遍共識,這也是企業家精神的一種更廣泛的傳遞。


湖畔大學:現在很多創業者對危機後的經濟形勢判斷不一,有的樂觀有的悲觀,有的說可能會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等等。您如何看待疫情給整個經濟帶來的影響?


馮侖:我的判斷是,疫情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半年到一年的影響,半年是強影響,一年是逐漸減弱的影響,但企業基本的生存規律、市場邏輯以及跟客戶的關係本質上不會有什麼改變。


商業的本質不會變,上面提到的數字化生存、客戶關係、組織變化,這些都是進化,增強企業的免疫力,但不是改變。


我再舉個例子,還是跟 “911”有關,2002年我去紐約,就在世貿中心被炸的那個地方,想拿下一塊地建箇中國中心,當時這個決策很糾結,畢竟有幾千個遇難者在這裡出事,如果建成後對外租售,有人會願意來嗎?我也有些擔憂。


後來我就找了一個社會學家研究,我就問他一個災難的記憶能持續多久?會改變什麼?不會改變什麼?他的結論很有意思,他說這麼大的災難大概十五六年才能過去,要經過大半代人或一代人才能在情感上被淡化。果然,你現在去看紐約世貿中心這地方,又熱鬧地就像沒發生過那場災難一樣。


所以,放到一個更長的時空維度中去看,還是要樂觀積極面對,通過這次危機,把企業自身的免疫力增強,把危機意識真正沉澱到企業的基因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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