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陽
1 他的包裹裡，讓人看到的是“花朵果實”
如何面對苦難？是隨遇而安、逆來順受，還是消沉墮落、自怨自艾，抑或是奮起反抗這加諸身上的命運枷鎖？如果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是汪曾祺，那麼大多數人恐怕都會認為答案必定是“隨遇而安”。這四個字也是他膾炙人口的名篇《隨遇而安》的標題。誠然，這位“老頭兒”的形象已然在廣大讀者心目中定型。質樸平易的文字，猶如林蔭下靜靜的溪流般脈脈有情，彷彿筆端流淌出的不是墨汁，而是暖人肺腑的溫熱雞湯。
自然，汪曾祺的文字絕不是當下充斥報刊網絡調料兌水的“心靈雞湯”，而是真正精心熬製的營養佳品，讓人在不知不覺中飲盡最後一滴。一如他在《書畫自娛》詩中的名句“人間送小溫”。好似他真的是一位專給人世間播送小而確定的溫暖文學使者。
《汪曾祺全集（全十二卷）》，作者：汪曾祺，編者：季紅真 劉偉 等，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1月
那些溫暖人心的點滴文字，不需悉心搜求，便可信手拈來。
《翠湖心影》裡“綠得好像要滴下來”的柳樹，夜晚從湖中大路走過，“撥剌一聲，從湖心躍起一條極大的大魚”，幾乎能讓人感到色彩就在眼前活潑地嬉笑跳躍；《泡茶館》裡“長得很強壯，皮色也頗白淨”的女掌櫃，會“經常敞著懷，一邊奶著那個早該斷奶的孩子，一邊為客人沖茶”，讓人相信“中國的婦女似乎有一種天授的驚人的耐力，多大的負擔也壓不垮”。
《端午的鴨蛋》裡，孩子將吃光蛋黃蛋白的鴨蛋，用清水洗淨，晚上捉了螢火蟲裝在裡面，“空頭的地方糊一層薄羅。螢火蟲在鴨蛋殼裡一閃一閃地亮，好看極了！”妙趣歡樂的童年回憶，在《鹹菜茨菇湯》裡化作一碗兒時故鄉雪天裡常喝的鹹菜茨菇湯。“我很想喝一碗鹹菜茨菇湯。我想念家鄉的雪”，在思鄉愁緒中輕輕地點上了一滴溫情。
更不消說那些讓人食指大動的美食文章。《家常酒菜》裡普普通通的拌菠菜、拌蘿蔔絲、松花蛋拌豆腐、芝麻醬拌腰片，經他筆下細細寫來，竟能勾起夜讀之人的轆轆飢腸，讓人恨不能直奔廚房依樣照做。《昆明食菌》裡一句“入口細嚼，半天說不出話來”，不知讓多少讀者從此迷上了這種“像一個被踩破的馬蜂窩，顏色如半乾牛糞，亂七八糟”的乾巴菌——他的文字彷彿真的有某種魔力，讓人相信再平淡的日常瑣細，經由他下筆熬製醞釀，也能成為回味綿長的醇酒佳釀。縱使經歷坎坷艱困，經由他溫情脈脈的文字洗禮，也能化苦難為一笑。
很難想象能有比汪曾祺更順生知命的樂天派了。然而就像那句常說的成語“一葉障目”一樣。汪曾祺那些讓人心生暖意的文字就是障目的那片樹葉，它用覆蓋在文字表象的溫情與美感，遮蔽了讀者的眼睛，讓人看不到潛伏在美好內裡深處的辛酸苦楚。那是一個歷經世事滄桑折磨的長者小心翼翼地將自己遭受的苦難摺疊包好，用溫厚的微笑讓人們相信，那包裹裡裝著的是人生旅途中摘取的花朵果實，而不是荊棘和刺蝟。
從讀者的反映來看，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以至於他在某種程度上被奉為當之無愧的雞湯大師。他文字中那種難以比擬的撫慰人心的力量，也絕非惺惺作態。但如果深入他的人生經歷，仔細檢視，就會發現箇中隱藏關竅。那些優美動人的故事背後，是一顆飽受苦難磨礪的心靈：苦悶、憤恨、悲慟、無奈、惶惶不安、自怨自艾，這些普通人面對苦難時的陰暗情緒，同樣也折磨著他的神經。但問題在於，為何他不將這些情緒表現在文字中呢？
2 溫情之外，與父親的糾葛
不得不承認，至少在讀者眼中，汪曾祺掩藏得很好。尤其是閱讀他關於童年時代的回憶性文章時，會以為他成長的世界是宛如世外桃源般的所在。他在《我的家》的結尾所描述的花園尤為符合這一美好的想象：
“我們這座花園實在很難叫做花園，沒有精心安排佈置過，草木也都是隨意種植的，常有一點半自然的狀態。但是這確是我童年的樂園，我在這裡掬過很多蟋蟀，捉過知了、天牛、蜻蜓，捅過馬蜂窩，——這馬蜂窩結在冬青樹上，有蒲扇大！”
稚趣、童真、無憂無慮，幾乎是汪曾祺童年的全部色彩。他那位“絕頂聰明”多才多藝的父親，更是他快樂童年中最歡快的一筆。他回憶父親用藥店裡稱麝香的小戥子約雞毛，費盡工巧為他紮了一隻蜈蚣風箏。“春服既成，惠風和暢，我父親這個孩子頭帶著幾個孩子，在碧綠的麥壟間奔跑呼叫，為樂如何？”夏天，這位巧手父親會掏空小西瓜的瓤，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緻的圖案，做成西瓜燈。“西瓜燈裡點了蠟燭，撒下一片綠光。父親鼓搗半天，就為讓孩子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在汪曾祺的文章中，父親對他的疼愛無微不至，他親自帶著年幼的汪曾祺去江陰投考中學，因為居住的客棧裡臭蟲很多，於是他便點了一支蠟燭，徹夜用燭油滴在臭蟲上。“第二天我醒來，看見席子上好多好多蠟燭油點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親一夜未睡”。直到他遠離家鄉，到昆明就讀西南聯大，他的父親仍然千里迢迢給他郵寄親手製作的蝦松。甚至汪曾祺十七歲初戀給同學寫情書，父親還在一旁瞎出主意。
這種父子歡洽而自由自在的關係，被汪曾祺的父親謔稱為“多年父子成兄弟”。這甚至成為一種家風，複製到汪曾祺和他的子女身上。他被兒女直呼為“老頭兒”，在外人看來，這家人簡直“沒大沒小”。但恰如汪曾祺所言“我覺得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作為一位父親，也應當尊重兒女的個性和選擇。“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在汪曾祺的筆下，他的父親完全達到了這一標準，幾乎可以說是理想父親的典範。
如此快樂，如此理想，但那些點滴毫末的細節又真實得讓人觸手可及，以至於懷疑這些文字的真實性會讓人覺得是一種罪過。然而誠如汪曾祺自己坦承的那樣，他所描寫的童年，並非童年的自己描寫當時的自己，而是1980年代的自己去回憶過去。它代表的是回憶時的心態，而非當時的感受。如果真的回到當時的情境，就會發現這對父子之間的關係，並非如他晚年回憶中那樣和洽。
“唉，要是兩件事情不糾著我，我多好。像這樣一輩子，大概總應有點成績。第一，錢。你或許奇怪我應當說，第二，錢，你以為我第一要說別的。”
1944年5月9日，24歲的西南聯大學生汪曾祺給他的中學同學朱奎元寫了一封信。儘管在信中，汪表示自己近日來“還是那樣。平平靜靜，連憂愁也極平靜”，但整封信所流露出的灰暗抑鬱的調子，絕難想象出它的作者將來會以溫暖人心的雞湯大師蜚聲於世。正是在這封信中，他向朋友傾訴了自己對父親的矛盾複雜的情感。起因是他的父親沒有匯錢給他：
“誠然，可是說錢者說的是我父親……我不能支持的是父親對我的不關心，甚至不信任……你知道我對我父親是固執地愛著的，可是我跟他說話有時不免孩子氣，這足以使他對我不諒解。而且我不能解釋，這種誤會發生是可悲的，但我只有讓時間洗淡它。因為我覺得我一解釋即表示我對他（對我）的信任也懷疑了；而且這種事越解釋越著痕跡，越解釋越增加其嚴重性。沒有別的，我只有忍著。我自己不找人撥錢，要等父親自動匯錢給我，因為這麼一來，一切就冰釋了。自然我現在已經過日子不大像人樣，必不得已，我只好先撥一點。（我一面跟你這麼說，一面我已經想法撥了，雖然是懶懶的，因為我總得活）可是我父親如果一直不如我所想，自動匯錢給我，我也決不怨他。莫說他不會，當然我和你一樣知道他不會。可是他不匯，是因為別的，你可以像我一樣製造出許多理由來。對我說假話，也好，莫說一句傷我心的話。而且你說的假話不假，他一定的，一定在他最深的地方，在他的人性、父性，他的最真實的地方有跟我一樣的想法。他關心我，也信任我，我所以怕他不正因為他曾經是。”
再沒有什麼比這封信更能體現出父子之間嫌隙之深了。儘管他自己在信中所言，“這種事越解釋越著痕跡，越解釋越增加其嚴重性”，但他還是忍不住跟家鄉的朋友傾吐抱怨。雖然他主動將父子間的誤會歸咎於自己“跟他說話有時不免孩子氣”。但這種“孩子氣”，不正是汪曾祺在回憶文章中大加肯定的“作為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的理想父親的特徵嗎？一位如此有童心的父親，怎麼會僅僅因為“孩子氣”的表達，就“足以使他對我不諒解”？因此生出對兒子的“不關心，甚至不信任”呢？
儘管汪曾祺在信中表示即使父親沒有如他所想，自動匯錢給他，“我也決不怨他”。但緊接著，他就非常肯定地認定父親不會匯錢給他。這般糾結反覆，只能證明汪所謂的“決不怨他”，跟他在前面說“我對我父親是固執地愛著的”一樣，都不過是一個對父親所作所為深深失望的人，企圖通過自責的方式，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孺慕父親卻揹負冤屈的孝子形象。也證明父子二人之間嫌隙如此之深，以至於不得不用這種矯揉造作的文字加以粉飾，但也無濟於事。因此，他只能強迫自己相信父親“在他最深的地方，在他的人性、父性，他的最真實的地方有跟我一樣的想法。他關心我，也信任我”，但一句“曾經是”，卻證明了這種父子間互信互愛的關係早已裂隙橫生。
這封信不過是揭開了汪曾祺真實父子關係的冰山一角。另一篇汪曾祺的早年作品，寫於1943年的《除夜》，意味著那位曾經多才多藝的父親，在年輕的兒子心中，早已如褪色的老照片一樣，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父親少年時節完全是個少爺，作得好詩，舞得好劍，能騎人不敢近身的劣馬，春秋佳日常常大醉三天不醒，對於生業完全不經意。現在卻變成一個老老實實的生意人，教人簡直不能相信。我凝視壁上掛著他的照像，想尋出一點風流倜儻的痕跡”。
他當然沒有找到，因為他眼前的父親正扒拉著算盤，唸叨著“還好，虧不了多少，夠開銷的了”。這篇文章裡，父親都在慨嘆抗戰軍興給店鋪的買賣造成了慘重的影響，家中境況不過是“百節之蟲”而已。嚴峻的生計問題，生生將一個昔日的才子逼成了一個唉聲嘆氣撥弄算盤的市儈商人。也難怪父子兩人在情感上會漸行漸遠，因為匯款一事而信任破裂，心生齟齬。
現實的內心糾葛與記憶中的歡洽溫情對比如此鮮明，多年後，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汪曾祺巧妙地將記憶侷限在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而非父子嫌隙已生的叛逆青春期。那段不快的時光被巧妙地遮掩過去，不再提起。
1948年，汪曾祺與施松卿，圖片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公號。
他沒有提到抗戰結束，從西南聯大歸來後，他只回過家兩次，一次拒絕了父親提出讓他到銀行工作的建議，奔赴上海闖蕩，另一次則是他與施松卿訂婚後，回鄉告知親友。這一次，他只在家裡住了一個月。他也沒有講述1959年父親因餓病交加去世時，他被下放到張家口的沙嶺子農科所，直到多日之後，領導才把訃告電報交給他。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痛哭流涕。他在家鄉的妹妹汪海榮最終餓死，一向疼愛他的繼母任氏娘在絕望中欲投大運河自殺未遂。
當72歲的汪曾祺寫下《我的父親》時，這些悲慘的苦難都沒有落墨紙端，甚至也沒有流露在其他文字中，他只是寫了父親為他扎的風箏、做的西瓜燈，如何在他睡覺時點著蠟燭徹夜未眠為他驅散臭蟲：“我很想念我的父親。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他。我的那些夢本和他不相干，我夢裡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場，不知道怎麼會攙和進來了”——因為這本來就應該是個美好的夢，而不是和著苦澀辛酸讓人哽咽的現實。
3 青年，在憂愁苦悶的深淵
錢，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缺錢，是導致父子失和的重要原因。缺錢也是將汪曾祺推入憂愁苦悶深淵的罪魁禍首。在寫給朱奎元的那封信中，汪直言不諱地傾吐父親沒有匯款給他帶來的困窘。他不得不在前一天晚上向同學任振邦借了一千元錢，在物價飛漲的戰爭時期，這筆四位數的錢款只能勉強夠吃三天飽飯而已。在信中，汪寫道“沒碰到振邦以前，我已經餓了（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十二小時”。
因無錢吃飯而導致的飢餓，幾乎可以說是汪曾祺西南聯大學生生活的常態，也是絕大多數西南聯大學生的日常。為了填飽肚子，汪和他的同學們想過一切辦法，挖過野菜，買不起麵粉，只能配上油鹽炒著療飢。為了解餓，他們甚至還吃過一種當地稱為“豆殼蟲”的昆蟲。儘管這種蟲子“味道略如清水河條米蝦。可是我若有蝦吃決不吃它。以後我大概即沒有蝦吃時也不會有吃這玩意的時候了”。
這或許會讓那些好讀汪曾祺回憶聯大生活和美食文章的人大失所望。在他的文章裡，聯大生活是愜意、自由而愉悅的。儘管不乏“清貧”。但卻能在這裡找到“瀟灑”。即使是日軍空襲“跑警報”的緊張時刻，也“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還有他在晚年的散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念茲在茲的昆明美食，“湯清如水，而雞香撲鼻”的雲南汽鍋雞；東月樓“鮮嫩香美，不可名狀”的鍋貼烏魚，“極酥軟，而不散碎”的牛肉，“酥爛，蒸雞連骨頭都能嚼碎”腴美無比的蒸菜，以及讓人只得讚歎“真是好”的雲南菌子。但倘使閱讀此時汪曾祺寫給友人的信件，看到的卻是一顆敏感苦悶的心靈在貧困與消沉中纏鬥糾葛：
“睡眠不足，營養不良，時亦無煙抽，思酒不得一醉，生果為何事乎？”“你知道的，我不是不想振作。可是我現在就像是掉在陰溝裡一樣，如果我不能確定找到一池清水，一片太陽，我決不想起來去大洗一次。因為平常很少有人看一看陰溝，看一看我，而我一爬出來，勢必弄得一身是別人的眼睛了！”
汪曾祺，1947年5月在上海拍攝。儘管看上去西裝革履，面帶微笑，但實際上已經落魄潦倒到想要自殺的地步。圖片素材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公號。
在1944年4月25日寫給朱奎元的信中，汪曾祺甚至提到了死：“我夢想強烈的愛，強烈的死，因為這正是我不能的，世界上少有的”。路上他看到了一個“還有一絲氣的人，上身穿件灰軍裝，下面褲子都沒有。渾身皮都鬆了，他不再有一點肉可以讓他有‘瘦’的榮幸。他躺在那裡，連趕走叮在身上的蒼蠅的動作都不能做了。”這個垂死之人“又大又白”的眼睛引起了他的一番想象，想象著他自己有朝一日的“死填溝壑”。在這封信的最末，他補記道：“剛才以為要病倒了，還好，不至於。我怕生病甚於死。死我是不怕的。”
最後這段話自然可以看做是文學青年的多愁善感，畢竟對病與死的執迷，至今仍然是文青不可或缺的標配。但汪曾祺的窮困落魄卻並非文青那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刻意作態。缺錢、飢餓讓他“窮得只剩骨頭”。當他踏上社會時，窮神仍在對這個滿懷抱負的年輕人窮追猛打。在香港時，他落魄得像“一根落在泥水裡的雞毛”。這篇出自26歲年輕人之手的文字至今讀來讓人鼻酸：
“我真不知道我怎麼把自己糟塌到這種地步。是的，我窮，我口袋裡錢少得我要不時摸一摸它，我隨時害怕萬一摔了一交把人家櫥窗打破了怎麼辦，……但我窮的不止是錢，我失去我的圓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舊的棧房裡，感情麻木，思想昏鈍，揩揩這個天空吧，抽去電車軌，把這些招牌摘去，叫這些人走路從容些，請一批音樂家來教小販唱歌，不要讓他們直著脖子叫。而渾濁的海水拍過來，拍過來。”
這個縮在棧房裡，連勒緊空憋肚子的皮帶都沒有的年輕作者，直勾勾地盯著一個小販“一點一點摘一個淡麵包吃，他吃得極慢，臉上還保持那種深思的神色，平靜而和穆”。
因為對個人未來的規劃不同，他拒絕了父親讓他進入銀行工作的要求，固執地踏上文學創作之路，也揹負著貧窮和艱困。工作、事業，謀生、求食……就像今天剛剛踏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一樣，在未知的社會中一步步地找尋自己規劃的足跡。不斷地在行差踏錯和彷徨兜圈迷失自我。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青年汪曾祺所處的環境比今天踏足社會的大學生更加險惡，內戰烽煙，已起，即使在上海、北平這樣的大城市裡，也時時可以感到緊張的氣氛。絕望自戕者往往有之，他熟識的聯大同學薛瑞娟就因為求職無望，生計無著自縊身亡。當汪曾祺為這位亡友的遺作《寂寞》寫後記時，他自己在北平也已經失業三個月了。
此時汪曾祺筆下的文字，大都浸泡在抑鬱消沉的苦水中。在他早年一篇鮮少人知的作品《禮拜天早晨》中，那種撲面而來的壓抑感，甚至到了某種在平靜中絕望的地步：
“我當時想甚麼？——死。然而我不能死。人家不讓我們死，我不哭。也許我做了幾個沒有意義的舉動，動物性的舉動，我猜我當時像一個臨槍斃前的人。可是從破碎的動作中，從感覺到那種破碎，我漸漸知道我正在恢復；從顫抖中我知道我要穩定，從難堪中我站起來，我重新有我的人格，經過一度熬煉的。”
種種苦難加諸這個本就敏感苦悶的年輕人身上，倘使他就此走上自戕死路，那麼他的名字，最好的結果恐怕也就是在某本冷門的研究專著的腳註裡出現髮絲粗細的一條而已。但幸運的是，他挺了過來，並且一直活到隨心所欲之年才在愛妻子女的環繞中得享天年而終，並且在人生的最後二十年裡聲名鵲起，一如他晚年自信滿滿地宣稱自己的名字將會寫進中國文學史。不僅如此，他的名字還蜚聲世界，在蜚聲世界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他和他的老師沈從文被稱為“現代漢語的文體大師”，“在現代散文中成功地傳遞了一種古典的審美感受性”。
汪曾祺畫作《狗矢》，繪於1984年5月11日。
汪曾祺是如何熬過這一段苦悶抑鬱的灰色時光的？在所有關於他的研究中，這段灰色的苦難時間幾乎都被輕描淡寫地忽略過去，彷彿它只是一段可有可無的幕間插曲。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段困苦經歷險些斷送了一位未來的文學大師。而晚年聲名鵲起的汪曾祺，似乎也刻意遮蔽了這段灰暗的日子。或是乾脆閉口不提，將這段經歷作為自己生活中的空白。或是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從中提煉出點滴美好多彩的回憶，將其放大，覆蓋住這段灰色的人生經歷。就像他對父親，對西南聯大的回憶一樣，溫暖、親切、平易，幽默，對細節的描述和人物情感恰當地帶入，塑造出的真實感讓人不會疑心想要翻開潛藏著的苦悶與困窘。
1986年，汪曾祺在高郵與大姐及弟妹、甥輩等合影，圖片素材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種對記憶大規模美化的溫情改造，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他在1980年代重出文學江湖時，一鳴驚人的經典名著《受戒》。這篇經典之作的前身是他在1946年發表的小說《廟與僧》。與《受戒》清新明麗的色彩全然不同，《廟與僧》中色彩是一種黯淡的灰黃色。有些描寫甚至讓人心生不快，《受戒》中那個讓人印象深刻的“黃、胖”得憨態可掬的當家和尚仁山，在《廟與僧》中被描寫成“黃，而發暗，不反光。沒有辦法，我相信，就把這個和尚切開了，裡邊的肉也都是這種暗黃色”。而在《受戒》中活潑聰明的小和尚明子，在最初的這個版本，則是一個蠢而呆笨的無知小孩兒，“或是他追黃狗，或讓黃狗追他”。而且他也經常捱打“一捱打，他就伏在門口布袋和尚腳下悠悠地哭，一哭半天。黃狗就撲在門檻旁邊看著他”。一人一狗的寂寞光景，也被無知無識的愚蠢消磨了大半，毫無生氣。而這就是那個26歲少年心中苦悶落寞的現實。
1946年，26歲的汪曾祺，剛從西南聯大肄業。
那麼，汪曾祺為了營造溫暖親切的文字，而遮蔽苦難，刻意說謊嗎？
4 “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
“小說就是虛構……‘虛構’即是說謊，但要說得圓。”
當汪曾祺將小說、虛構和說謊用等號連接在一起時，用“說謊”來批評汪曾祺在文章中刻意遮蔽自己經歷中苦難的一面，就顯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了。既然小說是虛構，當然可以虛構出一個沒有苦難的美好世界，但一個毫無苦難，總是處處陽光的世界，必然是不真實的。
然而，除了最苛刻的批評家之外，沒有人會指責汪曾祺創作的小說中會帶給人任何不真實的感覺。事實上，自然而真切，正是汪曾祺作品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哪怕你已經知道了他筆下的故事是剔除了醜惡和苦難的美化造物，但仍然會被它深深吸引。即使是《受戒》裡明子與英子之間小兒女的私情，也讓人覺得歡快活潑如出胸臆，絲毫沒有今天青春小說中慣常洋溢的扭捏造作。
那麼，汪曾祺是如何做到將虛構的美好都描寫得如此真實，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話說，“說謊”都說得那麼“圓”？原因就在於，所謂的“謊言”，乃是深入真實表象高度提純的真實。這種真實是人在為人處世時最原初本真的心靈。因此可以在心靈深處與讀者達成共振。汪曾祺並非不描寫苦難。恰恰相反，他筆下的苦難就像水潤旱田一樣順著大地的縫隙滲入地下，直抵最深的地核。他的《黃油烙餅》是諸多作品中最催人淚下的苦難敘事之一，但卻完全看不出刻意營造的淚點所在。這是一個關於飢餓的故事。同樣描寫飢餓，不同的作家會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敘述。譬如莫言的名篇《吃相兇惡》中，對飢餓的描寫一如他的文筆，充滿了兇猛的野性慾望：
“很多吃死人吃紅了眼睛的瘋狗就在那裡等待著，死屍一放下，狗們就撲上去，將死者吞下去。過去我對戲文裡將窮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話不太理解，現在就明白了何謂皮毛棺材。後來有些書寫過那時人吃人的事情，我覺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現象。據說我們村的馬四曾經從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燒吃，但沒有確證，因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糧食啊，糧食，糧食都哪裡去了？糧食都被什麼人吃了呢？……母親說那時候的人，腸胃像紙一樣薄，一點脂肪也沒有。大人水腫，我們一般孩子都挺著一個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腸子在裡邊蠢蠢欲動。”
這段文字讀起來確實令人在汗毛倒豎的同時血脈賁張，讓人由衷地感到震悚，就像鋼刀劃過黑板一樣粗魯而刺耳，直戳心房。但汪曾祺只用了一句話：
“他現在知道，奶奶是餓死的。人不是一下餓死的，是慢慢地餓死的。”
很少有人讀到這句話時不會不自覺地淌下淚來。比起其他作家用誇張甚至詭奇的語言來挑動人心，汪曾祺更願意用最平實的話來觸動心靈。他只是說出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但卻能讓人感到飢餓是如何無限拉長了死亡的痛苦，加諸人身上的苦難竟可以如此殘忍，不是瞬間奪去人的生命，非要通過緩慢的折磨，向滴水一樣，用痛苦一點一滴地奪去人最後的希望，再在無限拉長的絕望中，將解脫的死亡恩賜給他們。
如果說其他作家描寫苦難時著重於痛苦之“苦”，那麼汪曾祺則把重點放在“難”上，作為一名歷經苦難的人，他深知苦難是如何折磨人的心靈，深知在希望與絕望之間焦灼徘徊的人會做出怎樣的行為。他更知道苦難對心靈的荼毒和戕害，甚至會扭曲人性，苦難的環境會喚起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通過將自身遭遇的苦難轉嫁到他人身上來獲得釋放發洩的快感。
最典型的作品，就是他經常被忽視的作品《虐貓》。除了《受戒》之外，這篇撰寫於1986年的短篇小說很可能是汪曾祺最常提及的一篇。它講述了非常年代的一群三年級的小孩是如何“捉住一隻貓，玩死了拉倒”。故事的主人公李小斌雖然父親被打入另冊，開始時不願加入到這群惡童的虐貓遊戲中，但在虐殺狂熱氣氛的感染下，他也加入了這支虐貓集體當中。最後，這些虐貓惡童們想出了一個很簡單的玩法：
“把貓從六樓的陽臺上扔下來。貓在空中慘叫。他們拍手，大笑。貓摔到地下，死了。”
這場虐貓狂歡最終以李小斌的爸爸從六樓跳下來而告終。汪曾祺如此結尾：“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湧、徐小進沒有把大花貓從六樓上往下扔，他們把貓放了。”
“人怎麼會變得這樣自私，這樣怯懦，並從極端的自私、怯懦之中滋生出那麼多的野蠻、邪惡和人類最壞的品德——殘忍呢？”在《關於》中，汪曾祺如此談論自己創作這篇小說的原因。他希望描寫的不僅僅是苦難，而是通過這場苦難來發掘“對孩子心靈的毒害，寫他們本來是純潔無瑕的性格怎樣被扭曲，被摧毀。”這也是他為何很少在文章中談論自己經受苦難的原因。
跟汪曾祺同一時期興起的“傷痕文學”的作家們，會將自己經受的苦難作為寫作的素材，甚至是引人注目的資本，通過向讀者展現肌膚上的遍體鱗傷，來敲打讀者的同情心。但汪曾祺卻選擇遮蔽了自己經受的苦難，因為這僅僅是他的個人經歷，是他用來開啟心靈之門的一把鑰匙。因為苦難在給人身心刺痛同時，也給予人磨礪和考驗，讓人能無限迫近人性中最深處的秘密。
唯有感受到苦難降臨時的絕望，才能深刻理解希望的真正意義。即使是苦難對人心靈的毒害，也會因這種深刻的感悟而回歸人性中的希望。
因此，面對苦難，並不意味著要逆來順受，更不是隨遇而安。一如汪曾祺在《隨遇而安》的結尾所坦承的那樣：“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這對民族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會產生消極作用的”，是歷經苦難後“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心靈已經被苦難荼毒傷痕，留下裂隙。這既是他個人經歷的苦難給他留下的烙印，也是時代的苦難給人們心靈留下的傷痕。
但這苦難的傷痕，不能用刻意的忽略和漠視來悄無聲息地默殺，更不能用虛偽的笑聲和歡樂來加以掩飾。唯有真誠面對，真誠的書寫，才能喚起人性中的本真，於絕望中創造希望。就像汪曾祺自己所說的那樣，“在那麼長期的、痛苦的、卑微的生活中尋找一種生活的快樂；在沒有意義的生活中感覺出生活的意義”——這就是苦難的意義。
人總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切實地掂出自己的價值……人總要有點東西，活著才有意義。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裡，這，才叫活著。
——汪曾祺《人之所以為人》
撰文 | 李陽
校對 |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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