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系列線上活動，邀請學者孫鬱、楊早等人進行線上分享，緬懷汪曾祺先生的為人為文。
汪曾祺（1920-1997），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在通行說法中，他常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受到左翼文學的影響
對於“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的稱號，孫鬱指出汪曾祺身上同時具有現代性，而楊早則認為該稱號是一種誤讀，直言“汪曾祺是一個現代派”。
“汪曾祺的散文很有韻致，傳統詞章的那種優長都有，我們有時候能夠感受到他跟柳宗元、蘇軾的一些文字相通的片斷，有時候能讀到他跟張岱、袁宏道、袁宗道這些人內心相通的句子。”孫鬱在分享會上表示，汪先生對傳統的東西把握得確實很有味道。
但與此同時，汪曾祺又有現代性，他並不是回到古老的士大夫文化的秩序裡，他有現代精神。
“汪老還受到左翼文學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很深的，但是他把左翼那種泛道德化的東西剔除出去，關心底層這一點保留下來，這是很不得了的。”
京派作家群體大多具有世界眼光，有很強的現代性，而“京派作家”也是汪曾祺自己比較看重的稱號。一度中斷的京派文學脈絡也是汪曾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把它銜接起來，“所以北京大學的嚴家炎教授說他是最後一個京派小說家。”
關心現代派的寫作手法
相比之下，楊早則更為激烈地表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這個稱號是對汪曾祺的誤讀。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家呢？在對此問題的理解上，八十年代有大量的誤讀，尤其是我最討厭稱呼他為‘最後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完全談不上是士大夫，更不要說最後了。”在楊早看來，汪曾祺其實是一個現代派。
據楊早介紹，汪曾祺與其父親楊鼎川有過多次談話，1981年，汪曾祺在談話當中提到當時正時興的“意識流”這個手法，王蒙的意識流小說當時是最有名的，但是汪曾祺覺得王蒙的意識流“流得還不夠美”。
除了關注“意識流”這種現代派的寫作手法，汪曾祺的創作還受日本新感覺派的影響。“1994年，我父親問汪先生，他的作品《復仇》到底是受誰的影響？汪曾祺明確說他是受日本新感覺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影響。”楊早還透露，汪曾祺曾說想用現代派手法來寫散文，他說過：“有新潮的詩，有新潮的小說，還沒有見過有新潮的散文，但是我現在認為散文還是可以用現代派的方法來寫的。”
閱讀更多 金羊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