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中國，這是近些年學界討論非常熱烈的話題。中國是什麼？從主權國家的角度理解，當然是包括大陸和港澳臺地區在內的中國，然而，在當今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個文化的中國，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華文化的繁衍。
在五四百年即將落幕之際，我應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的邀請，到吉隆坡參加東南亞華人與新文化運動國際研討會。雖然我在2000年訪問新加坡的時候，短暫地到訪過馬六甲，但對馬來西亞幾乎是一無所知。這次在馬來西亞一週的學術考察，卻讓我欣喜地發現了另一箇中國，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毫不誇張地說，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就是中華文化的活化石！
在全球其他國家，生活著大約5000萬以上龍的傳人，其中80%居住在東南亞。然而，在泰國、緬甸和老撾這些佛教國家，大多數華人已經與當地人融為一體；在印尼，華人人口有一千萬，但長期以來在政府的打壓下，華文學校被迫關閉，華人基本上不會說華語、寫華文，也面臨被同化的命運。新加坡儘管是一個華人為主體的城邦，但英語才是公共領域的國家語言，而華語與馬來亞語、印度語一樣，只是私人領域的交往媒介。
唯獨馬來西亞這個以馬來人為主體的穆斯林國家，佔總人口不到20%的華人，卻頑強地堅守著中華文化的族群認同。來到馬來西亞，中國人幾乎沒有異國他鄉的感覺，到處是你熟悉的中文、正宗地道的粵菜、閩南菜和海南雞飯，還有令人親切的黃皮膚、黑頭髮。難怪這幾年，有不少國內的富豪成群結隊到吉隆坡購房置業，那裡的房價也因此而飛漲呢。
那麼，近700萬的馬來西亞華人，究竟如何實現了南洋其他國家華人的夢想，整合成了一個完整的華人社會呢？他們從哪裡來，又將往哪裡去？當我回到上海，帶著對馬來西亞考察的新鮮感，從書架上找到了哈佛大學著名的中國研究權威學者孔飛力在十多年出版的《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藉助他的宏大視野和深邃分析，對海外的文化中國有了一種別有洞天的感悟。葛兆光教授一直提倡“從周邊看中國”，其實，這周邊也應該包括南洋的華人社會，不僅從南洋看中國（大陸），而且也從中國看南洋（華人社會）。文化中國的邊緣地帶，往往隱藏著中心區域已經失落的歷史密碼。
還是從下南洋的故事說起吧！在明清之際，在南中國海的寬闊海域，藉助東北季候風，大批福建人和廣東人乘坐一葉帆船，漂洋過海來到馬來亞半島，開始了華人在南洋的歷史。我曾經做過研究，發現中國南北文化的歷史差異，在於北方文化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融合，而南方文化，則是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的重疊。中原的農耕民族是保守的、拘謹的，父母在，不遠遊，重農輕商。而從廣東到福建的這些南方沿海地區，到明清時期出現了一批海洋族群，因為地少人多，謀生不宜，這些廣東、福建人靠海吃海，類似西歐的海洋民族，很有一些冒險精神和商業頭腦，南中國海也因此成為了他們向外活動的新疆域，不僅形成了卜正民教授在《哈佛中國史》中所說的以白銀為媒介的“南中國海商貿圈”，而且將開拓南洋作為自己新的謀生之路。
古代的中國，是一個以文明自我定義的國家，而非現在熟悉的民族國家，沒有明確的疆域，出國也無須護照簽證，中國人到了南洋，就將文化中國帶到了那裡。他們是移民嗎？又是，又不是。孔飛力教授發現，中文裡面並沒有英文emigrant(向外移民)相應的詞彙，我們只有“安土重遷”和“衣錦還鄉”的概念。下南洋，只是為了謀生，不是做生意，就是開礦做勞工。馬來亞半島的華人，只是將那裡作為臨時的遷移之地，他們的根還是在遙遠的故鄉。對於他們來說，移民的真正內涵，不是“分離”，而是“關聯”，那種文化上的血肉關聯。
孔飛力教授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分析性概念：“通道”與“小生境”。所謂“通道”，就是這些新移民們在南洋和自己的故鄉建立了一個廣泛而密切的交往網絡，既有實質性的人員、資金和信息的雙向交流，也有虛擬性的情感、文化和信仰的互相交織。他們在馬來亞半島竟然從無到有，創造了一個文化中國的“小生境”，將故鄉的各種文化元素與社會建制如數搬到南洋社會。移民社會的這種橫向文化移植，全世界除了猶太人、意大利人和穆斯林之外，大概就數華人最突出了。
那麼，馬來西亞華人的橫向移植，創造了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小生境”呢？簡單地說，就是以血緣、地緣和信緣為紐帶的華人交往網絡。都說傳統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缺乏西洋人的組織性。這個說法既對也不對。一個新來乍到的中國人，遠渡大海之後來到南洋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組織”。這個“組織”，就是傳統的血緣、地緣和信緣網絡。甚至你都不用找，從踏上大船的那一刻起，你已經是某個先定的關係網絡之成員。不然，你都沒有勇氣下南洋。孤身一人出洋探險，顯然不是中國人的故事。2001年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租用的就是一對福建人夫婦的房子。女主人告訴我，他們是全村的人一起偷渡到美國，來了之後，原來的村長還是村長，將原來的村落共同體搬到了美國。
五四會議結束之後，新紀元學院的廖朝驥和白偉權兩位年輕的教授陪我們幾位中國來的學者考察吉隆坡的華人歷史文化。他們提出，第一站去處於老市中心的華人義山。所謂義山，就是當年這些華人移民們的墓地。我一開始心裡還在嘀咕，這個墓地，有什麼值得看的？白教授是人文地理專業出身，專門研究華人的社群，同行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楊念群教授戲稱他是歷史研究中的“古墓派”。白教授帶領我們在一塊塊墓碑中穿梭，詳細講解墓碑上的碑文，我恍然大悟，這義山，正是瞭解華人文化網絡的一把入門的鑰匙！
中國人的第一層關係網絡是宗法血緣，那是從西周封建時代就遺傳下來的文化基因。當年遠渡南洋的華人，來自不同的家族，未必有共同的祖宗和族譜將他們粘合在一起。但我們在墓地中發現了好幾塊“謝氏總墓”、“歐陽氏大總墓”這樣的墓碑。原來，在南洋，血緣網絡體現在同宗同姓，五百年原是一家人，同一個姓氏的移民們共同組成了一個擬血緣的網絡，建立同宗的堂所，比如謝氏的“寶樹堂”、歐陽氏的“渤海堂”。死了之後，就埋葬在同一個墓穴，即使不能葉落歸根，與家人聚合，但至少也不會變成孤魂野鬼，可以與同宗姓的族人共眠地下了。你或許會問，大姓氏族還好辦，找得到同宗，那些冷僻的小姓怎麼辦？歷史記載，常常有若干姓氏的人們以一個純屬虛擬的新姓氏名下實現聯宗，可見傳統中國人是如何相信血濃於水，沒有親緣，也要創造一個擬宗姓的網絡關係出來。
距離吉隆坡的唐人街“茨廠街”不遠，有一座馬來西亞國家重點歷史文物“陳氏書院”。這是1906年由新馬一批陳姓的商人們，仿照廣州著名的陳家祠，共同集資興建的。主殿德星堂供奉著3位陳氏的遠祖：舜帝重華公、潁川始祖陳實公和開漳聖王元光公。百年過去了，書院依然雕樑畫棟，異常精美，即使放在國內，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古建築文物。
血緣關係畢竟難得，在新馬華人當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無疑是地緣的同鄉網絡。但所謂廣東人、福建人的省籍意識，其實是近代的產物。在明清時代，省籍意識是很淡薄的，所謂的地緣，就是以某個方言為核心的方言社群。當年來到馬來亞半島的華人，有5個不同的方言群：閩南人、潮州人、廣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他們結伴而來，分群而居，新加坡和馬六甲是閩南人的天下，怡保是廣府人的地盤，而檳城則是福建人、廣東人共同的地域。
來馬來西亞之前，一位香港朋友力勸我一定要去怡保，說很像他小時候生活的老香港。怡保是霹靂州的首府，地處吉隆坡與檳城的中點位置，距離吉隆坡大約2小時的車程。一進入怡保境內，頓時感覺沿途的山峰婀娜多姿，朋友告訴我說，怡保被譽為馬來西亞的小桂林。整個小城，不僅被美麗的大自然簇擁，而且南洋風格的老街道、古建築也保持得非常完整，滿街閃爍著漢字的店家招牌，到處聽到的都是婉轉的粵語，給你的感覺彷彿又回到了嶺南的中國。
霹靂州的華人原初是來採礦，這裡以錫礦出名。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方言群，因共同的地緣網絡抱團生存，但也因此而分裂、內鬥。閩南人內部的泉州幫與漳州幫、廣府人與客家人、潮州人，為了爭奪礦產、土地和水資源，都爆發過激烈的械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話既對又不對的緣由所在。傳統的中國人與現代人不同，未必是孤零零的原子化個人，每一個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血緣、地緣關係網絡之中，是某個社群共同體中的一分子。即使被血緣、地緣網絡拋離了出去，墮落為流氓無產者，也要落草為寇，加入梁山兄弟群落，成為江湖社會的成員。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中國人的存在方式，不是原子化的個人，而是分子化的社群，按照特定的血緣和地緣組織起來的共同體，雖然是同構的，卻形成不了更高層次的合作與聯合，彼此之間忙於內鬥，相互殘殺。馬來亞早期的華人歷史，就是如此。
為了維持華人社會的秩序，保證殖民當局的正常稅收，荷蘭統治者任命一位華人頭面人物擔任甲必丹，即華人社會的總頭領，由他負責包攬稅收，並管理當地華人的公共事務。既然華人社群四分五裂，那麼，誰有資格獲取一言九鼎的甲必丹大位呢？假如放在故鄉老家，那一定是讀過書、有功名、德高望重的地方士紳。但是，士紳們是不屑於背井離鄉的，來到南洋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人物。那麼，誰會成為移民社群中超越血緣和地緣關係的新式精英呢？
這就要說到血緣、地緣之外的第三個文化網絡信緣關係了。且不提佛教和道教，中國的民間信仰從來都很發達，中國人未必不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只是中國式的宗教，按照楊慶堃教授的說法，不是西方式的正式宗教，而是鑲嵌在世俗網絡裡面的分散性宗教。每一種信仰，每一座廟宇，其背後都是一個文化網絡共同體，信眾們可能從屬於某個地方社會，也有可能超越地緣關係。來到南洋的移民們，同時也將老家的菩薩、媽祖以及各種神祗帶到了異國他鄉。不過，在南洋華人社會，信緣網絡與民間秘密會社天地會、三點會或三合會緊密結合，一開始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後來慢慢蛻變為海外華人跨血緣、跨地域的民間會社。而為荷蘭殖民當局所看中的甲必丹，往往是當地民間會社的首領。
在馬六甲，蘇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學的許德發教授帶我參觀了新馬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廟宇青雲亭（下圖）。青雲亭落成於17世紀初，是當地第一和第二代甲必丹主持建造的，之所以起如此文雅的名字，其實內涵是蠻世俗的：平步青雲的意思。青雲亭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它是華人的信仰中心，供奉著觀音、關公、媽祖和文昌帝，還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同時還是甲必丹的辦公場所、處理各種糾紛的仲裁之地。我在青雲亭裡，還看到了一塊對第二代甲必丹李為經的頌德大碑。甲必丹，即是信緣網絡的領祭人，又是民間會社的老大，同時又是得到殖民當局欽定的地方行政首領，正所謂中國式的政教社合一。
青雲亭
在華人義山的附近，有一片甲必丹葉亞來的墓園。說到葉亞來，他是新馬歷史上最有名的甲必丹，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是客家人，出身貧寒，青年時作為豬仔被賣到馬來亞開礦，由於他的能幹，先是擔任老甲必丹的衛士，最後自己接棒，成為“吉隆坡王”，在戰爭內亂之中，帶領華人曠工，平定了秩序，將原先只是礦區的吉隆坡，發展成為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繁榮的大市鎮，為以後成為國都奠定了基礎。他是大商人，也是會社的領袖，又是英國人任命的甲必丹，而在他的墓碑上，還密密麻麻地鐫刻著清廷授予他的或者買來的多個大清的官職與榮譽。這樣一個具有多重身份的移民精英，一方面依然是傳統中國的延伸，另一方面又是屬地的，具有殖民地社會的獨特色彩，與中國本土的士紳精英迥然異趣。孔飛力說過這樣一段很有見地的話：“在世界各地那些中國移民需要去適應當地環境的地方，中國的文化資本都被柔性地、巧妙地、恰當地投入到特定的情境之中。在華人的祖籍國本土，並不存在一種所謂的‘純而又純’的中華文化，有的只是在特定的世界、地點被實踐的文化”。
葉亞來
前面說到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其實，在20世紀之前，是沒有一個整體性的華人社會存在，甚至連華人意識都沒有，下南洋的中國人的自我認同，都是方言族群的觀念：閩南人、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而大部分底層的華人，只認自己的籍貫地，我們在義山的墓碑上，大量看到的就是諸如海南文昌某某、廣東順德某某某。那麼，一個整體性的華人社會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又如何建構的呢？
由血緣、地緣和信緣網絡所構成的中國文化，只是文化的“小傳統”，而將不同族群想象為同一個民族、同一個歷史文化傳統，形成一個更高形態的共同體，還要有賴於文化的“大傳統”。在古代中國，這個“大傳統”就是儒家文化與科舉制度。你想，不同地域的讀書人，書寫的是同一種象形文字，用的是同一種思維模式，從全國各地到京城科舉考試，帶著口音講同一種官話，這個時候，中國的意識就形成了。
最初來到馬來亞半島的華人，幾乎沒有讀過書的士大夫，因此也沒有帶來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但是，這些移民們還是想著終有一天能夠“衣錦還鄉”，通過科舉考試成為人上人，自己是沒有希望了，就寄希望於後代的孩子們。在新馬站穩腳跟的華人商人、礦業主，開始辦私塾，從中國的老家請來私塾先生。有名的華文學校，是1849年在新加坡創辦的“崇文閣”，“吉隆坡王”葉亞來在1884年也創辦了吉隆坡第一所華人學堂，馬來亞的華人教育與中國幾乎是同步的，按照同一個節奏與時俱進。當晚清科舉開始衰落、流行半中半洋的新式學堂的時候，第一所華文新式學堂1904年也在檳城出現了，有240位學生，教師呢，通通從中國禮聘過來。這所學校叫中華義學，你看，一個整體性的“中華”意識誕生了。
一個是教育，另一個是商會，是整體性的華人社會建構的重要媒介。1906年新加坡的華商成立了中華總商會，這是一個超越方言群的華人組織，雖然福建幫佔主體，但其他方言幫也按照人口的比例進入了商會的管理層。中華義學，中華總商會，就是這樣，一個以中華文化為共同想象的華人社會初步成形了。在這裡還必須提到康有為和孫中山，他們兩位在20世紀初都來過檳城，一個宣傳保皇，一個鼓吹革命，其實，南洋的華人們未必能夠將保皇與革命分得那樣地清楚，他們只是明白，自己在他鄉的命運與母國的前途密切相關，雖然身在南洋，卻心繫祖國，紛紛為保皇黨和革命黨捐款，當然，這也算一種政治投資。
馬來亞華人社會的最終形成，五四運動當屬首功。在這次東南亞華人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討會上，我驚訝地發現，五四對新馬華人社會的影響，甚至要超過對中國的影響！
在研討會正式開始之前，主辦方有一個華教先賢紀念儀式，紀念百年以來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做出重大貢獻的先賢們。華人團體各位重要人物，一一上臺，向先賢的遺像鞠躬獻花，其儀式莊嚴隆重。
為何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如此重要？原因無它，正是百年來的華文教育，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馬來西亞，形塑了一個與馬來人、印度人不同的華人社會，堅守了中華文化的族群認同。而五四，正是讓華人社會得以最終定型的重要媒介。與五四愛國運動同步，在新加坡和檳城這些華人集中的海峽殖民地，也出現了學生和工人反日的遊行示威，這之後，各種跨族群、跨地域的華人團體在一波又一波的華人民族主義潮流之中建立。而新文化運動，更是直接形成了華人社會的高階“大傳統”。五四之後，白話文替代文言文成為華文教育的主流，學校採納的是與中國同樣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新式教科書。在團體與學校之外，第三個重要的因素是華文報紙的大量湧現，在華人社會中塑造了一種超越方言的公共文化和公共輿論。我之前在研究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時候，曾經發現學會、學校和報紙，是中國公共領域的三大要素。無獨有偶，華人社團、華文教育和華文媒體，在馬來西亞也被譽為華人社會得以存在的三大支柱！
這裡的華人說到華文教育，一定會提到一位神魅般的人物：林連玉。如果說第一代華人英雄是葉亞來的話，那麼林連玉就是第二代新馬華人的精神靈魂。他的墓園距離葉亞來的墓地很近，碑座上鐫刻著兩個大字：族魂。一邊的畫廊裡，有一幅華文中學的師生創作的畫，他與印度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一起，在藍天白雲之中，如同聖徒一般熠熠生輝。我凝視著這位看上去有點弱不禁風的福建男子的全身塑像，很難想象在他瘦弱的身軀之中所蘊含的強大精神力量。是的，正是林連玉，幾十年來領導華人教師公會，在被主流族群和政府打壓之下，艱難地爭取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的合法地位和生存權利，他有一段鏗鏘有力的名言：“爭取民族的權益是神聖的任務，我們永遠不會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濫用權力者辣手摧殘，仍然昂起頭來，頂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奮鬥到底！”
林連玉
林連玉的忌日12月18日是馬華社會的華教節，馬來西亞，雖然華文至今還沒有成為與馬來文同等的官方語言，但畢竟有了一個相對獨立的華文教育體系，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這一切，都是林連玉以及他的繼承者們近乎悲壯的鬥爭結果。占人口大多數的馬來人以及巫統政府，總是想在文化上同化少數族裔華人，並且對華文教育設置了各種嚴苛的限制，比如華文學校得不到國家的資助，華文中學的畢業生不得為國立大學所錄取，只能進華文大學，而華文大學畢業之後又難以獲得政府公務員的位置。然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們為自己所傳承的中華文化而驕傲，頑強地堅守族群的文化認同。被同化，毋寧死。一個族群的存在，不是他的肉身，而是精神靈魂。文化傳統斷了，那麼，這個族群也就在精神上死亡了。馬來西亞的華人們，他們的國家認同是馬來西亞，在各種正式會議之前，會集體起立，高唱國歌；但在文化認同上，絕不在強勢的伊斯蘭文化面前退後半步，艱難地堅守中華文化的精神血脈。
我見到的馬來西亞華人師生們，華語個個說得字正腔圓，聽不出什麼口音，他們的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要比華人為主的新加坡高一個層次，品質更純粹。華語歌手梁靜茹、巫啟賢曾經在中國歌壇風靡一時，楊紫瓊也是出生在怡保的馬來西亞華人呢。如今的年輕人都喜歡看奇葩說，這幾季大紅大紫、有點呆萌、又充滿睿智的辯手顏如晶，不也來自馬來西亞嗎？我到訪的這幾天，與年輕的華人學生聊天，發現他們對中國的電視劇、抖音、奇葩說等等都很熟悉，幾乎可以說如數家珍。在馬來西亞師範類最高學府蘇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學演講的時候，我讓坐在下面的大一、大二學生舉舉手，願意過什麼樣的人生時，竟然最多的同學想成為佛系青年！你給他們講課，這些馬華學生的反應，與中國大學課堂的學生毫無二致。當如今港臺部分年輕人中出現了“去中國化”情緒的時候，馬來西亞的華人卻在不斷地“再中國化”，自覺地成為文化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為中國的崛起而歡欣鼓舞，盼望自己的文化母國變得更為強大。
熱愛中華文化，其中重要的緣由，乃是華人以及華語文化在馬來西亞的被邊緣化。在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這三大族群之中，人口不到全國總人口四分之一的華人，經濟地位最高，擁有國家三分之二以上的企業和財富，但在國家的憲法體制裡面，卻缺乏與主體民族馬來亞人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馬來西亞以及其他南洋國家的華人，除了新加坡，幾乎都可以說是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嬰孩，政治地位與經濟實力嚴重地不同步。這一切，不僅是現實族群力量對比的結果，而且也是殖民時代的歷史產物。
當明清之際大批福建人、廣東人下南洋的時候，馬來亞半島已經先後是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殖民者的天下。當時在新馬社會，形成了三分格局：上層的統治者是西方殖民當局，中層經商開礦的是過來“淘金”的華人移民，下層是尚未文明開化的馬來人與其他土著。西方殖民者對華商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要利用他們的精明能幹和勤勞，發展殖民地經濟，從中獲得稅收和財富，另一方面因為對同樣是高級文明的中華文化一無所知，有恐懼之心，因此對華人、特別是華商鉅富嚴加防範，讓你悶聲大發財，但決不容許染指政治權力。
而從中國南方沿海過來的移民們，雖然他們算是中國的海洋族群，有精明的商業頭腦，有敢於冒險的投資魄力，但畢竟在母國的專制環境裡面浸潤已久，性格當中殘留著中原農耕民族的依附性格，對高高在上的皇權和行政權威唯有乖乖聽話、俯首稱臣的習慣。他們與那些統治自己的西方海洋民族不同，缺乏政治的權利意識，更不敢有犯上作亂之心。當他們來到南洋以後，同樣將西方殖民者視為另一個皇上，一心想追求的，只是主子所恩賜的經濟特許權，從開礦到包稅，以及各種專賣經營。於是，在殖民地的南洋社會，形成了特殊的雙元結構，在西方的殖民海洋秩序當中，鑲嵌進一個華人的經貿網絡，上層結構是西方的法律政治體系，下層是環南中國海的華人貿易圈。上層是政治的，下層是經濟的，各得其所，相安無事。只要華商們不挑戰殖民者的政治霸權，西方人樂見華人經濟的發展壯大。在17-19世紀的全球世界，原來並存著性質迥異的歐洲與中國兩大經貿秩序，令人驚奇地是，這兩大經貿秩序竟然在南洋和諧地整合在一起了。
不過，這一 去政治化”的存在，哪怕經濟實力再強大，也掩飾不了政治上的孱弱和依附性地位。他們需要主人的庇護，用進貢的方式獲取自己的安全感。在殖民秩序比較穩定的時候，一切看上去都很溫馨美好。但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殖民秩序開始搖搖欲墜，馬來亞半島掀起獨立運動狂潮，華人的地位就顯得尷尬起來。包括馬來人在內的土著居民對華人富商本來就有嫉恨感，並且認為後者是西方殖民者的幫兇。於是，在馬來人追求國家獨立的進程中，華人作為一個能幹的少數族群，就被主流族群提防、排擠，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
本來，戰後曾經有過一次讓華人與馬來人擁有平等權利的機會，卻讓淡漠於政治的華人社會悄悄漏過了。1946年，英國宣佈成為馬來亞聯盟，剝奪原來馬來亞人自治管理者蘇丹的權力，開放公民權給所有屬地居民，包括華人。新任英國總督貞特期待華人支持這一計劃，卻沒有想到華人社會關注的重心只是在中國的國共內戰，因而分裂成左右兩派，反而對馬來亞的前途不當回事。雖然在南洋已經是幾代人了，但他們總是以僑民自居，希望保留雙重國籍，以便在兩地做生意的方便。相反地，馬來亞人成立了追求獨立的政黨“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掌握了獨立建國的主動權。得不到華人支持的英國殖民當局只能廢棄原來的計劃，稍縱即逝的機會失去了。
1957年馬來亞正式宣佈獨立，獨立後的聯邦憲法是三大族群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政治博弈的結果。簡單地說，是華人承認馬來人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以換取有條件的華人公民權。而憲法規定的馬來人特權，共計三項：第一，馬來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第二，伊斯蘭教是唯一的國家宗教，第三，馬來人在土地、教育、住房和公職上擁有傾斜性的特權。在1969年爆發了族群衝突的513事件以後，在巫統的主導下，修改後的憲法進一步強化了馬來亞人的特權。
從獨立建國以來，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一直籠罩在主流族群倡導的“一個民族、一個宗教、一個文化”的陰影之中，因此也激起了華人們眾多的不滿與抗議。從到機場來接我的第一位華人女教師，到後來幾天見到的很多華人同胞，平時都是和顏悅色，但只要一談起馬來西亞族群間的不平等，就立即變得情緒激動，憤憤不平。他們告訴我，雖然華人平均收入要比馬來人高，但實際收入未必如此，比如馬來人買房子，有5-15%的優惠折扣，但華人沒有；國立大學按照族群人口的比例招生，成績好的華人學生很難進得去，而馬來亞人學生，即使資質平平，也很容易入學。而政府公務員，更是馬來人的一統天下。這公平嗎？
不過，在馬來人這一邊，也有他們的理由。馬哈蒂爾曾經說過：“馬來人能夠做的任何事情，華人都能做得更好，而且要價更低。自然，沒過多少時間，那些能吃苦、有野心的華人，無論是做小生意，還是幹技術活，就都超越了馬來人。”“馬來人更傾向於精神生活，傾向於寬容、隨和。可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卻是物慾橫流，咄咄逼人，他們一門心思就想幹活掙錢。因此，為了實現平等的目標，這兩個特性明顯相向的族群應當相互去適應對方”。為了不在市場競爭中永遠落於下風，維持馬來人作為“大地之子”的土著權利，由巫統主導的政府在各方面扶植和培養馬來亞精英，改善底層馬來亞人的貧困生活。所有的馬來人都是穆斯林，為了自己的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政府通過立法確保伊斯蘭教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壟斷地位，華人與馬來人通婚，必須改宗成為穆斯林，他們的孩子更是如此，被要求嚴守伊斯蘭教規，包括過齋月、嚴禁喝酒以及女子外出帶頭巾等等。
顯然，爭論的問題核心，是誰之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還是“馬來西亞人（包括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的馬來西亞”？許德發教授很認真地問我：我們馬來西亞的華人，在理論上究竟如何回應馬來人關於“土著的原住民特權”論述呢？他所想到的，是查爾斯·泰勒“承認政治”的理論，為此他還寫了好幾篇文章，在臺灣的《思想》雜誌發表。不錯，查爾斯·泰勒的“承認政治”，是要為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人，在一片英語的主流世界裡面，頑強地保持對法語世界的文化認同，並獲得與英語平等的文化權利。與魁北克人類似，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從林連玉直到現在，也是幾十年如一日，積極地爭取華人和華語的正當權益。
這種“承認的政治”，在我看來，具有雙重的內涵，一個是與主流族群平等的普遍公民權利，另一個是作為少數族群文化上的特殊權利。他們具有雙重的自我認同身份：在政治上，是忠誠於國家的馬來西亞公民，與土著族群理應享受同等的國民權利；而在文化上，則屬於大中華族群，擁有自己獨特的、理應得到保護的歷史文化傳統。這種政治-文化雙重的身份認同，與文化多元主義背景下美國的少數族裔相似：政治上是普遍的美國公民身份。而文化上又保持特殊族群的文化認同。
由於華人的出生率逐年低落，在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也相應下降，那麼，馬來西亞的華人，未來的希望究竟何在？我注意到，政府扶植馬來人的政策，也帶來了一個積極的成果，這幾十年，出現了一批西方化的馬來人精英，他們在市場競爭的能力上，已經與華人精英不相上下。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和現代觀念的普及，這些城市中的馬來人中產階級，認同文化多元主義，對華人和華文都比較寬容接納。近些年來馬來西亞的大選，主題也不再是族群政治，而是反對政治腐敗。
2018年5月的國會大選，統治了60年的巫統終於下臺，而由馬哈蒂爾領導的反對黨聯盟獲勝當選。有消息說，以後接替95歲的馬哈蒂爾擔任總理的，將是曾經兩度受冤入獄的前副總理安華。這位聲望極高的領導人所率領的人民公正黨，其社會基礎就是城市的馬來人中產階級。隨著不可扭轉的城市化的發展，馬來西亞將從一個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變為中產階級的社會，這將會讓更多的馬來亞人擁有族群的自信，不再恐懼華人，而轉而認同文化多元主義，接受國民權利的平等。“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有可能緩慢地轉變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顯然，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願景。
願景終究只是願景，馬來西亞的華人們，在繼續為自己文化上的安身立命而鬥爭。作為文化母國的中國人，我們能夠做什麼呢？又能夠向世界證明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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