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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物質生活參考（ID：wzshck）
“暫時居家辦公”的通知，讓劉芸與母親開啟了新一輪相處。在這之前，母女倆已經每日四目相對超過20天。
“每天都在‘要瘋了’和‘堅持住’的心情間遊走。”劉芸說。
“史上最長法定假期”、高校開學時間推遲、暫行居家辦公政策......對於許多年輕人而言，疫情中的一系列操作，讓這個創下了與父母朝夕相處最長紀錄的冬春，註定不太平常。
朝夕相處後的第十天，劉芸與母親爆發了第一次爭吵。
在一通不知打給老家哪位親朋的微信電話裡，母親細數了女兒的種種不是，除了“不愛打掃衛生、不找男朋友、不會做飯”等常規抱怨外，還增加了一條：“來了這麼久了，哪兒也沒帶我去！”
母親來北京是在春節前，按原計劃，母女倆將在假期去往日本京都。不料疫情席捲而來，劉芸與母親退掉了票，留在北京。
來自東北的母親獲取外界信息的手段主要是電視和微信。因而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覺得女兒危言聳聽。
與許多同齡人一樣，90後的劉芸為了讓母親少出門、戴口罩，做了大量包括勸說、恐嚇在內的勸導工作。
“非典後遺症的文章啊，中老年專用截圖啊，都發了，但她就是不當回事。”劉芸抱怨說，“我讓她戴口罩比她讓我穿秋褲還難！”
最終讓母親感到“情況嚴重了”，還是新聞中每日上升的確診數字。兩個人的活動範圍就此侷限於方圓300米之內，然而即便只是去樓下超市，母女倆也不免起衝突。老字號的元宵30塊錢20顆，之前強調“北方人還是要吃元宵”的母親堅決不肯買，認為這是“坐地起價”。
與之相比，80後重慶人胡青與父親的爭執原因，則顯得更為“嚴肅”一些：“他看完美國流感新聞之後就放鬆了警惕，說，中國這新冠也沒那麼嚇人吧？還沒它流感死的人多！甚至覺得不戴口罩就可以出門了！”
胡青一時間火冒三丈。父女倆從防疫常識一路辯論到國際局勢。
“他贏了，我也沒輸。”胡青說，自己作出了將電視頻道選擇權交給父親的讓步，交換條件——對方減少出門次數，以及出門必戴口罩。至於國際爭端、政治走向，二人表示“暫時求同存異好了”。
事後胡青反思，平日自己與父母關係不錯，爭吵主要源於“相處時間超過警戒線”。大學畢業以來，這是她與父母相處時間最長的假期。
“時間就是矛盾的放大鏡，特別考驗人的意志品質。”
胡青說：“起早了，問你怎麼不多睡會兒；起晚了，說你只知道睡覺。”網上關於與父母相處的吐槽絕對不是段子，“那是我們的血淚教訓！”
兩天前，胡青也接到公司了“居家辦公、暫不通勤”的通知。雖然可以回到自己的房子，但她還是選擇繼續與父母住在一起。
一個女孩追在殯儀館車後大哭叫媽媽的視頻看到她心碎，“生死麵前，一切都是小事。”胡青說，重慶目前情況也不明朗，還是一家人捆綁生活，心裡比較安定。
劉芸則與母親度過了一個吃湯圓的元宵節。她算了一下，這是自己畢業後第一次在元宵節吃到家常飯菜，這樣一想，就覺得“湯圓也還不錯”。
大年初八，93年出生的王鵬在觀看電影《囧媽》時，幾度熱淚盈眶。電影裡，原本要去美國跟前妻爭財產的徐伊萬，陰差陽錯地跟媽媽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車。六天六夜的行程中，男主角與母親共處一個車廂。
接受媒體採訪時，導演兼編劇徐崢把這個故事描述為“災難”：“如果你是一個成年男人，六天六夜跟自己的媽媽兩個人在一個火車車廂裡面，基本上我覺得是個災難。”
“我這都快兩個六天六夜了。”王鵬痛苦地計算著日期。年前就回到黑龍江老家的他，已經創下成年後與父母日夜相處的最高紀錄。火車上的所有故事情節，幾乎都在這個漫長的春節裡，與他和母親的相處形成完美映射。
《囧媽》中，兒子吃什麼水果、吃多少紅燒肉、什麼時候喝水排尿、怎樣要孩子，全部在母親周密計劃之中；現實生活中，王鵬應該吃橘子還是蘋果，要吃酸菜還是白肉，到底一天還是隔天洗頭，也都必須在母親的指揮下進行。
“洗頭弄溼了袖子，就被教育了一早上。”王鵬十分沮喪。兒子洗頭，母親在旁邊看著，對所有動作細節進行規範，這是他從小就熟悉的操作流程。在他的回憶中，母親的嚴格管控一以貫之——讀什麼書，上什麼學校，吃什麼菜，喝什麼牛奶，交什麼朋友，全部由母親決定。
畢業後在北京工作這幾年，王鵬每年只在春節回老家。相處時間短，控制和改造很難形成規模，殺傷力相對有限。這一次，母親又有了施展拳腳的機會，最近幾天，甚至已經對他襪子的顏色提出了要求。
困在山東淄博小村裡的張曉，面臨的是更為慘烈的境況。回到村裡十幾天，父親的罵聲幾乎沒有斷過。不擦桌子會捱罵，不吃早飯會捱罵，熬夜寫稿子也會捱罵。
“他嫌地板髒、嫌桌子髒，說家裡還不如一個豬圈。”張曉滿心委屈。
與王鵬一樣，絕對權威和“打擊式教育”，貫穿了張曉整個成長曆程。從小被否認、被責罵的陰影至今揮之不去，張曉只好去求助心理醫生，“去年做心理諮詢就花了一萬塊，我每個月生活費才兩千。”
但王鵬的應對方式主要是“躲”。除了洗漱、吃飯等生活必須環節，他的活動地點基本侷限於臥室。王鵬前所未有地希望早日復工，否則“心理防線快被擊穿了”。
王鵬最大膽的打算，是將《囧媽》推薦給母親。
但他對此又存有猶疑：“我怕她領會到的點不是‘不要控制太多’，而是‘你看人家事業多成功’或者‘你至少得先把婚結了’。”
也有些人與父母的關係，在非常時期實現了某種逆轉。
楊菲的爸媽在湖北孝感，情況惡化之前，她在家人催促下回到北京，開始自我隔離。雖然家人情況穩定、身體健康，但楊菲依舊時刻處於焦慮之中。
“每天差不多要打十幾個語音電話。”楊菲說，電話的內容大同小異，問問身體有沒有狀況，冰箱裡的菜夠不夠。每日上升的確診數字讓她緊張萬分，幾次下決心“再也不看了”，但還是忍不住要一刷再刷。
因為家裡已經沒有口罩存貨，快遞又無法送達，楊菲要求父母不許出門。怕爸媽不聽話，她甚至開啟了微信運動監視模式。
“步數稍微多一點，我都要神經病一樣過去盤問。”楊菲說。
這幾乎是她與父母關係最為親密的時刻。春節之前，因為不斷被催生，楊菲幾次想把母親的微信拉黑，甚至一度賭氣，準備與老公出國過節。現在她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母親的焦慮，因為自己現在“也很煩人”。
前兩天，父親告知楊菲，家裡青菜吃光了，準備去門口的菜場看看還有沒有人賣菜。楊菲嚇壞了，一邊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說他先靠儲存的乾貨撐下去，一邊緊急聯絡母親，叮囑她嚴防死守，絕對不允許父親邁出門一步。前後不過半小時，楊菲發現自己嗓子急得完全啞了。
同樣，在這個春節來臨之前，大齡單身的兩姐妹李欣和李璐，已經被父母安排的相親搞得不厭其煩。姐妹倆的策略是將父母接到北京，然後以全家度假的方式轉移催婚壓力。
雖然哪兒也沒去成，但在長達兩週的共處中，姐妹倆漸漸摸索出了非常時期的非常策略。父親愛打牌，但一輸血壓就高。姐妹倆頂著母親的訓斥，買回撲克，承擔起“常輸牌友”的角色。一週過去，父親的血壓居然降下來了。
至於相親，“不能出門”的安全準則暫時解決了問題。母親試圖以“出了問題至少多個人依靠”來教育兩姐妹，並將“非典時期北京離婚率下降”的舊聞大聲朗讀，但李欣很快找到“非典之後離婚率飆升”的報道予以回應。
“特殊時期特殊狀況下形成的特殊關係，基本沒有規律可循。現在也一樣。”李欣說。
但她還是在相處中發現了母親的智慧。
公司群裡，老闆發了一大堆暗示大家開工的話，聽李欣讀完這套高級又迂迴的話術，母親一邊包餃子一邊說：“只有你是真心為別人好，才能說出好聽的話。”
“我做了這麼多年文案，覺得我媽這句超過市面上50%的金句。”李欣說。
另一個金句是，被問到家裡最難是哪段時間，母親在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完整回顧後，說：“咱家沒有太難的時候，至少都沒有武漢人民難。”
王鵬最終沒有把《囧媽》推薦給母親。一是在他看來，困在車廂與困在家中一樣，都是極端環境，因而即便為此作出什麼改變，也不過是應激的、暫時的；二是漫長的假期最終告一段落，在一切變得更加難以控制之前，他坐上了回京的列車。
路上他刷了另一部關於親子關係的電影《陽光普照》。平靜的節奏下，父與子之間的矛盾與羈絆如暗流湧動。
與《囧媽》一樣，兩代人最終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和解，只是代價慘重。
這讓他感到“躲避”可能並非完美解決方式。
雖然尚未想到與母親溝通的有效方法，但王鵬記住了電影中在駕校工作的父親反覆提及的八個字：
把握時間，掌握方向。
“這八個字，也許對很多事都有指導意義。”王鵬說。
應被採訪者要求，
文中劉芸、王鵬、張曉、楊菲、李欣、李璐為化名。
頭圖與內文圖片皆為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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