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州，地處黃河之畔，渤海之濱，古地也。歷史遺存豐厚，有著完整的歷史發展序列。世人言及移民，則有必稱洪洞、棗強。究其原因，明清移民，或有家譜、傳說之跡可求，而此前的移民則因史籍乏載，無蹤可尋。
如此，濱州數千年厚重移民史一直很少有人問津，深以為憾。今不揣淺陋，史料多者詳，寡者略，無考者闕如，敘其大端，以待來者。
通觀濱州移民史，大體可分開端（春秋戰國時期）、發展（秦漢唐宋[金]元時期）、高潮（明朝）、尾聲（清朝至今）四個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薄姑國起兵與徙民
上古時期，濱州是東夷族的聚集地，少昊與蚩尤是其早期領袖。黃帝戰勝炎帝后，勢力向黃河下游擴張。蚩尤集團與之在涿鹿發生大戰，被平定後，黃帝派遣顓頊治理東夷之地。蚩尤與炎帝、黃帝的傳說，反映了夷夏東西大會合之際不同集團之間衝突與融合的史實，由此也拉開了濱州移民史的序幕。
歷史上有記載的濱州移民始於西周早期。濱州區域在晚商及西周早期屬於土著東夷人所建薄姑國的領地。薄姑，文獻上又作蒲姑，其國都在現博興或濱城南部一帶。《左傳·昭公二十年》載，齊大夫晏嬰談薄姑一帶沿革時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預註釋說：“爽鳩氏，少昊氏之司寇也。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薄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由此看來，這一帶曾經歷過以鳥為圖騰的東夷集團和姜姓集團的長期鬥爭。到商朝末年，薄姑氏取代了姜姓的逢國而建立薄姑國於此。其統治範圍大體上在今魯西北地區，包括現在的濱州市與東營市一帶及濰坊市西部。
周朝初年，武庚叛亂，薄姑與徐、奄等東方國家起兵響應。周公平定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亂後，又起兵東征，薄姑等國被相繼平定。薄姑遭到“滅國、毀社、遷君、徙民”的最殘酷鎮壓。“最堅決的薄姑受到滅國、毀社、遷君、徙民的最殘酷的鎮壓，把薄姑國君和其遺民搬到關中，便於直接管轄；然後，奄國只遷君、滅國而不毀社——遷其君於蒲姑，分散其遺民以歸伯禽管轄。”（李白鳳《東夷雜考》）薄姑國的領地被封給了姜太公的齊國。
（秦始皇畫像）
薄族嬴(營)姓，秦始皇，亦嬴姓，名政。濱州文史學者李象潤通過多年研究發現推斷：秦始皇祖上是東夷族人，屬薄氏後裔。從上個世紀到現在的歷史學家在歷史文獻和新出土的文物考證中，描繪出了商末姜尚滅蒲姑，遺族四方逃散、生生不息有關史實的蛛絲馬跡。其中有一支沿齊(濟)水、河水流域路線西行遷移，有一支到達隴西，形成蒲戎氏族，亦嬴姓，是秦嬴王朝的遠祖之一。
（車師國）
另外，姑師族的得名與東夷薄姑國移民有關。薄姑人在西行的漫長過程中，吸收了華夏師氏人的一部分，稱姑師。姑師人在西遷中，又有同族善於造車的奚仲後裔加入。他們約於春秋、戰國時遷入玉門關以西，後又西遷，約至秦朝時期在今新疆吐魯番盆地立國，稱姑師國。姑師國又結合了羌人，加之與匈奴接近，便從俗而以畜牧業為主，兼從事農耕，又以善於造車聞名。姑師被分為前、后王二部，稱車師。車師後城長國在今新疆奇臺縣北，後併入車師後國。
戰國時期，齊國屬於七雄之一，生活在強大齊國的濱州區域人民安居樂業，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移民現象。
秦漢唐宋（金）元時期：僑置郡縣及其他移民
中國老百姓安土重遷，大凡盛世則安居不徙（建朝之初例外），亂世則流離失所，故有“寧為太平犬，勿為亂世民”之說。秦漢唐宋（金）元時期，濱州的移民主要集中在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時期，以及宋金、宋元對峙時期。
其中，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中國移民史上的一次高峰，也是濱州移民史上的一次高峰。但因為時間久遠，很多移民歷史已渺不可考，今僅就有跡可循者略作爬梳。
1、劉宋時鄒平僑立平原郡縣
所謂僑立，也稱“僑置”。六朝時南北分裂，戰亂頻仍，諸朝遇有州郡淪陷敵手，則往往暫借別地重置，仍用其舊名，稱為“僑置”。《宋書·州郡志一》記載：“自夷狄亂華，司、冀、涼、青、並、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非舊土也。”
（劉宋至隋鄒平地區郡縣設立情況示意圖）
南北朝時期是兩晉以後中國歷史上一個分裂時期，從劉宋永初元年（420年）開始，到隋開皇九年（589年）結束，共169年。
永初元年，劉裕滅東晉，建宋，史稱“劉宋”。劉宋疆域往北擴至山東東部和中部，以黃河為界，北西兩面與北魏接壤。於是劉宋就在佔據的山東境內僑置陷落在北魏境內的郡、州、縣，廢鄒平縣，於梁鄒城（今鄒平縣韓店鎮舊口村）僑置平原郡，屬青州，於東南部僑置武強縣(治所在今長山鎮)、平原縣(治所在今鄒平縣苑城鎮)。
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北魏徵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軍攻宋，勢如破竹。秋天，包圍了冀州治所歷城，旋即圍平原郡治梁鄒。次年春二月，冀州刺史崔道固率歷城降魏，不久，梁鄒戍主劉休賓也出降，從此，鄒平梁鄒一帶屬北魏。
道光《鄒平縣誌·卷一·總紀》第七頁記載：“魏獻文帝皇興三年（469年），改宋平原郡為東平原郡，徙宋梁鄒民於平城立懷寧縣。”北魏之所以西徙梁鄒之民，是為了壓制和緩解梁鄒士民的反抗。
北魏政權為什麼把劉宋的平原郡改為東平原郡呢？道光《鄒平縣誌·卷八·古蹟考·城址》第十五頁記載：“北魏東平原郡城（原注：在舊口，即宋平原郡城，舊志失載，今補入）。按，冀州平原郡縣久在魏境。皇興三年（469年）復得宋僑立之平原郡縣，因而不革，故特加東字以別於冀州之平原。《魏書·地形志》齊州平原郡下自注雲：‘劉裕置，魏因之，治梁鄒，領六縣，一平原，二鬲，三臨濟，四廣宗，五茌平，六高唐。’史所言東平原或言齊州平原皆指宋平原郡，在梁鄒故城者也。”
北魏末年各地農民紛紛起義，朝廷內部互相傾軋，永熙三年（534年）分裂為東西魏，鄒平梁鄒地屬東魏。東魏政權是高歡挾天子（孝靜帝）以令諸侯建立的，僅僅安定了幾年，各地又爆發起義。孝靜帝武定八年（550年），高歡之子高洋代魏立國，史稱北齊。
隋朝統一後，把原在漢梁鄒城的平原縣遷至漢代的鄒平城（今鄒平縣孫家鎮）。道光《鄒平縣誌·卷二·方域考》第八頁記載：“隋移北齊平原縣入漢鄒平故城，復改名為鄒平縣，屬齊郡。開皇三年廢東平原郡，以平原縣屬齊州。十八年，移治鄒平故城，因改名曰鄒平。”
2、北魏時的“平齊民”與“平齊戶”
北魏獻文帝皇興二、三年（468—469年）間，魏軍攻陷青、齊二州，於是三齊之地全部歸入魏的版圖。北魏統治者對於被征服者採取了一貫的作法，徒其舊民以充實京師地區。《北史》卷二《魏顯祖獻文帝紀》雲：“（皇興）三年，……五月，徙青、齊人於京師。”即將敢於抵抗的青州、齊州的“民望”也即士族地主遷徙到京都平城及其附近地區。這些人被稱為“平齊民”和“平齊戶”。
對於具體遷徙情況，《資治通鑑》卷一三二《宋明帝泰始五年（按即北魏皇興三年）》有相關記載：“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平齊郡下設懷寧、歸安二縣以統民。《魏書》卷四三《劉休賓傳》雲：“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為懷寧縣，休賓為縣令。”平齊郡基本上是一個僑置在平城附近的袖珍型的齊州，是北魏統治者用來安置從齊州徙來的士族地主的。
“平齊戶”之名只見於原青州的徙民中。他們應是青州士族，也不歸平齊郡管轄。《魏書》卷九一《藝術·蔣少遊傳》雲：“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蔣少遊是在青州被俘而北徙平城的，他被徙的終點也是“入於平城”，而不是距平城二百餘里的平齊郡，與平齊郡完全沒有關係。
平齊民與平齊戶不能互稱，他們之間也不難區分。平齊民既然屬於郡縣管轄，理應是封建國家的編戶齊民。他們享有很大程度的人身自由，經濟上也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北魏統治者迢迢千里把他們從三齊遷到代北，目的就是要使他們與本土脫離，切斷他們與那裡的各種聯繫，以便北魏在那裡建立新的統治秩序。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雖然在短期內不能再回到三齊去，但還是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的，可以離開平齊郡。
平齊戶的身份地位，比平齊民要來得低，與兵戶、雜戶、伎作戶及僧祗戶差不多。平齊戶也分配有土地，但要向國家交納極其沉重的實物租稅。平齊民由於受到自己的地方政府管轄，其地位能夠得到保障，因而存在得比較久。《隋書》卷三○《地理志》馬邑郡條雲：“雲內，後魏立平齊郡，尋廢。”那麼平齊郡何時廢除的呢？《魏書·房法壽傳附族子景先傳》載：“太和中，例得還鄉。”平齊郡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廢除的。因為平齊民例得還鄉，平齊郡的存在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而平齊戶的運氣則壞得多。他們從青州徒到平城，似乎只是為了等待別人分割，並無一個有力的機構維持他們。一部分平齊戶被僧曹分割去作“僧祗戶”；另一部分平齊戶如蔣少遊、高聰等人則被徒作兵戶。蔣後來又“留寄平城”做伎作戶，“名猶在鎮”。這個分割過程似乎進行得很快，因為“平齊戶”的稱謂不久就消失了。他們雖然摘下了不光彩的平齊帽子，但卻長期淪入“戶”的等級，並要等到魏末齊初乃至北周滅齊以後，方才有獲得解放的可能。
究其所以，應該說是北魏統治者對於被征服者分而治之政策的體現。淮北四州之中，徐、兗二州自動歸順，所以二州士民得留居於原地，依然故我。齊州士族地主以歷城、梁鄒二城為據點，抗拒魏軍經年，雖然最後還是投降了，這在魏統治者看來，態度並不算好，所以待遇也不如徐、兗二州士族，要遷徙他們到代北，以示一定程度的懲罰，但還給他們保留了“民”的地位與仕進的資格。
青州士族據東陽城拒戰達三年之久，城破後才做了俘虜，所以魏統治者不但要遷徒他們到遙遠的代北，還要把他們降到“戶”的等級，並把他們打散分割，以示嚴厲懲罰。
另外，南朝宋還在高青、博興之間僑置陽信縣(陽信人南遷至此置縣)，屬僑樂郡，郡治在長樂城，隸青州。
3、元朝濱州移民
濱州地處魯北，金元之際，飽受戰火蹂躪的河北百姓大批南下移入此地。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金奎經研究後認為：“金元之際，因為戰亂、水患等原因，大批冀州（冀州屬真定府，冀州下轄棗強、武邑、南宮、新河四縣）及附近地區百姓向東遷徙到了山東境內。”
《劉敏中集·宋氏先塋之記》載：“宋氏名珍，善餘族弟宥……先祖父亡其諱，金末佩金虎符，官萬戶，領漕卒船五十綱，後遷河南，兵亂不知所終。時先父獨與先叔祖留燕，會聖朝親王領兵下，叔祖歸之。王喜，賜之銀符，署千夫長。系花帽賊於燕之水谷，以戰死。王以銀符授先父，嗣其職。花帽平，從収青州。王分邑在淄，以父忠勤有勞績，乃委以分邑之政，官於淄。嘗經濟南，愛其山川風土，有卜居之志。既老，佔籍梁鄒，居未定而歿。”
宋氏先祖為官佔籍梁鄒，而胡氏先祖則因兵亂徙居東皋。《劉敏中集·東皋胡氏新塋之記》載：“胡氏之先，本冀之棗強人。遇宋、金亂，徙東皋，至祖考凡五世。自曾祖考而上，譜逸不可具詳，第知世以教讀為業，蓋儒家也。”
金元之際，濱州居民大批南下。蒙古滅金以後，又將河南北部已在掌握下的遺民大規模徙往山東濱州、河北。劉敏中《中庵集》卷一○《王氏新塋碣》載：“王氏始居河南永州，為大姓。壬辰，天兵下河南，瑋兄弟三人奉孟氏逾河而北，彷徉濟、岱之間，因止東皋（鄒平）而佔籍焉。”實際上，類似“實北邊”“逾河而北”的移徙十分普遍。這樣來看，此時移民濱州的河南百姓數量應該不少。
除了政府行為，因做官、入贅等其它原因自發移入濱州地區的也有記載。據鄒平長山大由村《王氏族譜》載，其始祖王宣原為揚州興化縣人，因為高苑都監遂居長山。《劉敏中集·梁鄒黃氏先塋之記》載：“黃氏之先，世為泰安人，髙、曾而上，譜系不可考。祖諱寳，以丹青自業，娶左氏，遇金季兵亂，俱失所在。考諱定，夙頴悟，善書，而大書尤勝，諸為扁署者，多從求之。後因避兵濟南水柵，壻鄒平胡氏，遂遷鄒平，為賈販以居，且佔籍焉。”
另外，元朝時回族開始移入定居陽信。十二世紀初葉，成吉思汗西征時，被迫東遷的中亞細亞人（其中多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當時有不戰而降者，但大量是戰俘和被劫掠的藝人、工匠），除一部分作為奴隸使用外，大都被編為“探馬赤軍”，參加了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戰爭。
元帝國建立後，蒙古貴族規定“探馬赤軍”“上馬則備戰，下馬則屯聚牧養”。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下令：“河洛、山東居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從此以後，就有一部分軍士過著兵農合一的生活，並在“社”的編制下，逐漸由“兵農”轉為農民。現在濱州境內有許多回族聚居的村鎮，仍保持著編民屯墾的稱呼。如無棣縣的五營；陽信縣的六營，大、小營。
明朝：史無前例的跨省大遷徙
明朝大移民時間長，規模大，影響深，史無前例，也是濱州移民的一次高峰，移民來源地主要為山西洪洞和河北棗強兩地。河北棗強移民濱州的史實可參看張基地先生《棗強移民濱州簡述》一文，此處僅就山西洪洞移民濱州作些說明。
問我始祖來何處，晉南洪洞大槐樹。
槐樹蔭澤極廣厚，北平山左及河南。（閻永仁《題洪洞大槐樹詩》）
明朝在洪洞縣大槐樹處“設局駐員”，作為移民的“點行處”，亦曰“啟行處”，是歷史事實，正史有載，野乘有記，譜牒有述，民間有傳說。
元末明初，中原和長江流域經歷了四次較大規模的戰爭，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第一次是劉福通率領十餘萬農民軍與元軍浴血奮戰十三年，慘遭鎮壓。元軍在鎮壓過程中手段殘忍，百姓“十亡七八”，使中原呈現“春燕回來無棲處，赤地千里無人煙”的悽慘景象。
第二次是元統治集團的內訌征戰。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陝西等地，數年之間，凡戰數百起。
第三次是朱元璋起兵兩準，南征北戰，推翻元統治，連年征戰，“山東、北平數千裡沃壤之土，自兵亂以來，盡化為荒蕪之地，土著之民流離軍伍，地廣民稀，開闢無方”。
第四次便是“靖難之役”，為爭奪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權發動戰爭，持續四年之久，殺掠無數，京、魯、豫、皖為甚，“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靖難之役示意圖）
元末明初，旱澇蝗疫之災也超過任何一個朝代，自元末至明末，發生各種自然災害達1000多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其中最嚴重的是水災，幾乎每年都有大洪水氾濫。據《元史》記載，僅元末40餘年旱澇災害山東18次。因棗強縣地勢較高，遂成為明初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區。元末明初的蝗災也相當嚴重，山東、河南一些地區一度出現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另外危害極大的瘟疫也多流行。蝗災瘟疫加之戰禍，老百姓非死既逃，使得濱州一代田地荒蕪，人煙稀少，不少富庶地區也變得荊棘遍地，滿目瘡痍。
洪武元年（1368年），“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朱元璋言“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督府左斷事高巍上表：“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千裡沃壤之土，自兵焚以來，盡化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什一。”太祖吸取元亡的教訓，採取寬恤民力、安撫流亡的政策，局勢漸趨穩定，根據山西“民眾而地狹故多貧”的現象，決定移民屯田，“人力不至，久至荒蕪”的濱州成了移民遷入之地。此為第一次移民。
建文帝繼位後，為鞏固集權，採取了削藩措施，其叔父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進取南京，是為“靖難之役”。朱棣所經之河北、山東、河南等地，搶掠屠殺甚慘。百姓自發組織“十八莊聯莊會”抗燕。朱棣既勝，盡殺忠於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使山東、河南、河北庶民非死即逃，俗傳為“燕王掃北”。兵洗過後，人煙罕有，怵目驚心。於是，又有了永樂移民之舉。
“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遷來”，言有所本，其時洪洞縣局勢安定，人口大增，土地狹窄，自屬移民之地。又因由此東去之移民，先從洪洞縣沿赴北京大路至河北棗強再另行分拔，從此北去者實北平和散居河北各州縣；南去者入籍山東。所以濱州許多氏譜又云自棗強來，實非皆棗強籍人，當有入籍棗強又輾轉另地者。
濱州地處交通要道，戰略位置重要，是兵家必爭之地。自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年初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年底的12年間，濱州一帶兵禍頻仍。據《山東省濱州市地名志》記載：楊柳雪鎮的八角孫、戰場店、順河店、永和店、於灣等村，濱北辦事處的柳樹孫村，秦皇臺鄉的段李、幹西李等村，彭李辦事處的王家村，市中辦事處的紙坊村，裡則街道辦事處（現屬濱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宿家、紅廟等村和杜店街道辦事處（現屬濱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鄧家店、放糧張等地，都曾是交戰之處。
濱州的戰亂，無數人死於非命，眾多村變為荒野。《山東省濱州市地名志》記載，楊柳雪鎮的八角孫村，曾名馬踏村，就因為朱元璋與元軍在村北交戰，常遇春、胡大海的軍馬曾在此廝殺。秦皇臺鄉洛王村西南，有一個明前村名駱駝王，戰亂時村民被殺絕。濱北辦事處的丁家、獅子李，杜店辦事處的胡井，裡則辦事處的彭家等村，在明初立村時，村近處有水井、廟宇等前人居住的遺蹟。裡則辦事處宿家村處，原有一個明前村名豬毛繩張家，元末戰亂時村民被殺絕，後來宿氏遷此，遂稱宿家。戰亂時，楊柳雪鎮的於家灣村於氏逃躲於村前葦塘中得以倖存；彭李辦事處王家村倖存王姓2人；市中辦事處的紙坊村明前名許家井，倖存1戶；市西辦事處的鰲頭周、彭李辦事處的彭家、濱北辦事處的梅家、梁才辦事處的西劉家村、裡則辦事處的蘭家等許多村，當時大部村民被殺。濱州飽受戰爭摧殘，良田化為榛莽之野，正是移民遷往之處。
據1988年《山東省濱州市地名志》統計，濱州共有848個自然村，其中明朝前160個，佔18.9%；明朝立村613個，佔72.3%；明朝以後立村的75個，佔8.8%。在明朝村中，基本是洪武、永樂年間立村，即便明前村，絕大多數村都有明朝移民補充。對黃河以北769個自然村的淵源考證，洪武元年、二年立村的400個，遷入濱州定居者，共6省，30多個州縣，屬省外移民遷來立村者351個，主要是山西籍人和河北籍人。
山西洪洞、河北棗強而外，濱州居民又有部分是從浙江、福建、河南、江蘇、安徽一帶遷來者，他們多數是隨明軍征戰而落戶的。同時，濱州也有部分居民隨軍隊的調動而遷移到北京等地。蒲臺縣居民絕大多數是明朝移民。民國《蒲臺縣鄉土志》統計的全縣26個大姓，只有一個是元朝土著民，其他均為明朝初年移民。明朝初年的移民政策，基本是成功的，特別是在開墾荒地、恢復經濟方面成效明顯。
惠民縣移民的重要來源有二：一個是棗強，一個是“德州衛千戶”。明宣德元年（1426年），出現了惠民縣歷史上最大規模、最集中的移民事件。宣宗皇帝平定漢王朱高煦以後，將樂安府改名武定府，並置武定衛御所，留下“德州衛千戶所實之”，集中的移民其實就是德州衛一支千戶軍隊的調防。《惠民縣誌》記載，遊擊劉能任武定衛千戶御所指揮，從棗強遷來，在惠民城西立劉安莊村。宣德元年的武定移民性質上是德州衛前所調防武定衛御所。這個時期所形成的村落是軍屯性質的。
山西洪洞向陽信縣的移民史實很少見諸正史，僅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濟南府部中可見，雲：“（洪武）十三年，陽信紅軍為祟，十村九墟，遷直隸及青州、登州、萊州三府民以實其邑。”
為了恢復移民安置地的經濟，促進人口的增長，明政府還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據《陽信縣誌·祥異志》記載，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二十八年（1395年）間，先後六次免稅、免租、免秋糧、發粟；永樂元年（1403年）又“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這些措施，有效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使人口數量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持續增長。30年後，陽信人口增長在天順年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速度。天順元年（1457）至成化元年（1465）的九年間，“增裡三十有六，增戶四千一百，增丁一萬三千二百”；此後陽信全縣人丁數，更是一度達到了“四萬八千三十四丁”。
20世紀80年代濱州市《濱州市地名志》編委會曾對沾化縣古城、下河、馮家三鄉鎮21%的自然村，以及陽信縣溫店、銀高、水落坡三鄉鎮30%的自然村進行過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2個自然村中有155個是明永樂年間由來自山西洪洞縣和河北武邑、棗強縣的移民建立的，也就是說“大槐樹”移民建立的村子佔到了當地村莊總數的80%。
“問我故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鴰窩。”雖然濱城居民對此耳熟能詳。實際上，在移民中屬洪洞縣的僅是一部分，因為一個縣的人口總是有限的。當時，山西平陽府轄六州二十九個縣（包括洪洞縣），都有民眾外移。因移民“設局駐員”於洪洞縣廣勝寺大槐樹下，所以人們對此記憶較深。背鄉離井之民不忍離開故土，走了好遠還頻頻回首，也只能望到大槐樹上的老鴰窩了。因此，在人們的記憶和傳說中，大槐樹和老鴰窩就成了惜別家鄉的標誌。
然而，明初移民史實廣泛見諸濱州的鄉土資料，卻不見於正史。為什麼出現這種現象？有專家分析說：“原因在於移民途徑的間接性……棗強移民轉遷黃河三角洲的分兩種情況：一是政府由山西向東發派的移民經棗強中轉分撥。另一種是由政府派往棗強的移民，因‘遷謫人民，田地磽瘠，歲常薄收，所徵糧草，輸納尚艱’而外遷，迫於移民不得返歸故里的禁律，只好‘逃移他鄉寄住’。由於移民轉遷屬自發行為，不似政府移民那樣聲勢浩大，因而不被官方注意，修史時也無人提及。因此便產生了‘但不見諸史，惟詳於譜牒’的現象。”
清朝至今：北上南下
濱州百姓自清朝開始“闖關東”至於今日，史不絕書，是濱州移民的又一大高峰。期間雖有韓復榘移民沾化的舉措，以及抗戰勝利後濱州地區南下幹部紮根福建永安地區、浙江麗水和川東地區等間接移民行為，但人數少，規模小，都不能與“闖關東”同日而語。
（一）清朝至今“闖關東”的移民大潮
1. 清朝濱州人“闖關東”
“闖關東”被世人視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關東指以今天的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為主的東北地區，因地處在山海關以東而得名。清前期設禁，前往關東要“闖”，因為那是越軌犯禁的行為。咸豐十年（1860年）解禁後，前往關東謀生雖已合法，但“闖關東”一語仍被沿用至今。
濱州移民東北三省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明初，有大批山西、河北等省人在這一時期遷到了曾飽受戰火之苦濱州一帶。但進入清代以後，一向守土安命的濱州人為“稻粱謀”而掀起了空前的“闖關東”移民大潮。順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後，百萬滿族人隨軍入關者就達90萬之多，致使關外“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一派荒涼景象。關東是滿清的“龍興之地”，為強根固本，順治帝頒佈遼東召墾令，命地方官“招徠流民”，給予不少優惠政策，於是“燕魯窮氓聞風踵至”。濱州等地窮苦農民，肩挑扁擔，手提籃，或渡渤海，或越燕山，成群結隊，攜妻抱子到關東覓食。但僅僅過了15年，出於保護滿族固有文化的考慮，清廷宣佈關閉山海關的大門，封禁關東地區。此後，仍不斷有眾多流民偷偷違禁“闖”入關東。咸豐十年（1860年），咸豐帝正式宣佈關東地區全面向流民開放，濱州流民大量出關，闖關東從此由“涓涓細流”演變為“滾滾洪流”。
民以食為天，濱州百姓闖關東的原因大致有原籍人多地少、天災、人禍和老鄉指點四個方面：
一是人口壓力。康乾盛世，濱州農村人口大幅增加，“地少人稠”，“生齒甚繁”，“人滿之患”日漸嚴重。清朝山東人均土地數從1724年的43.5畝，下降到1830年的3.2畝。民國年間山東耕人均耕地不到3畝。特別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佔有，造成廣大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安土重遷的貧苦農民不得不背鄉離井，遠赴東北覓食謀生。
（1855年，黃河改道北流）
二是天災。咸豐五年（1855年），由於發大水，黃河在河南境內的銅瓦廂斷堤改道，滔滔黃水奪路北流，位於黃河三角洲地區的濱州災害頻仍。以光緒朝為例。光緒年間，山東被黃災的51個州縣中，黃河三角洲地區就有齊東、惠民、青城、濱州、蒲臺、利津、沾化、樂安、陽信、海豐、鄒平、長山、高苑、博興14州縣被災。其中，濱城區、惠民縣被災21起，博興縣決口4起，沾化縣被災14起。1898年夏，河決歷城楊史道口，“其民有淹斃者，有疫斃者，有餓死者，有陷入淤泥而斃者。……此等苦狀，以齊東、高苑、博興為多。”黃河水災不僅奪去千百萬人的生命，而且吞沒了農田民舍等生產生活資料，使老百姓不能恢復再生產，“膏腴之地，均被沙壓，村莊廬舍，蕩然無存”(安徽省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關於捻軍的幾個問題》，安徽人民出版社)，於是一無所有的災民只好闖關東。黃河水患之外，還有其它天災逼迫濱州百姓尋求出路，據載，“康熙四十三年春，武定、濱州、商河、陽信、利津、沾化飢；兗州、登州大飢，民死大半，至食屋草”。
三是人禍。捻軍、太平軍與清軍在山東多次交戰，戰火燒得山東“大半糜爛”。近代山東兵災匪患連年不斷，“益如火上加油”，如軍閥張宗昌“禍魯”時期，“山東軍隊號稱二十萬人，連年戰爭，除餉糈多半出自農民外，到處之騷擾、拉夫、拉車，更為人民所難堪。至於作戰區域（津浦線）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無法生活，紛紛拋棄田地家宅，而赴東三省求生。”（集成：《各地農民狀況調查——山東省》）天災人禍並行，形成濱州農民“闖關東”的浪潮。
四是老鄉指點。出於對老鄉的信任，闖關東的提議、所去地點大多來自關東濱州老鄉的指點。濱州廣大破產農民從老移民那裡取得了各種信息而去投親靠友、落腳紮根的例子，從調查資料中，可以得到充分驗證。濱州市蒲城鄉李振杰口述：“我出生於東北新京。我父親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貸去了東北。那時我大爺在東北給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親就是奔著我大爺去的。我父親去先到濟南，坐火車經山海關到新京，在一家麵粉廠做工。我母親也是山東人，在新京經人介紹與我父親結了婚。從此我村大多數闖關東的都是奔著我父親去的。”博興縣於樹林口述：“我今年74歲，闖關東時26歲。當時家有父、母、妻子。從張店坐火車，經濟南、天津到奉天。原來在家是木匠，在那兒找了木工幹。我沒上過學。與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著在東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學木匠的。”鄒平縣孫志國口述：“1945年父親為了躲避日偽軍抓兵，便帶著我母親、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島，而後坐船到大連，再到遼寧的瓦房店落戶。留在家裡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顧。我們去是投奔1939年去東北的本村一位幹小爐匠的鄉親。”
濱州人闖關東凡有三次高潮：一在清朝，一在民國，一在抗戰時期。
其實早在清朝之前，已經有濱州人開始吹響了闖關東的號角。武定府海豐縣五道廟（今無棣縣車王鎮五道廟村）宋氏明洪武年由山西省洪洞縣移居山東，後遷居建成縣老虎溝，明嘉靖二年（1523年），始遷祖宋有避難至關東並定居於吉林長春德惠市布海鄉李家城子。據明清史料記載，嘉靖三年（1524年），明政府宣佈對遼東地區的荒地“招住種，以補屯糧”，武定州惠民縣劉家莊劉氏祖先最初是哥倆攜家帶眷來到了努魯兒虎山腳下的七盤溝，以補充邊塞，開荒屯田。他們生活了三代左右，由於人口不斷增多，只好分家，一支人便搬遷至大五馬溝。劉家最早有名字記載的是劉明德，劉明德上五代，便一直生活在大五馬溝。後來時值日本侵華，日本人將劉氏人口強制遷徙至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四家子鎮五馬溝村協福屯。
有清一代，濱州人從黃河之尾闖關東的個例，史不絕書：
1963年重修的《惠民李氏支譜》載：“五世：德麟：例授文林郎，廩貢生，候選知縣。仁麟：例授文林郎，廩貢生，候選知縣。此兩支住內蒙克什克騰旗古洞營子。”這是內蒙赤峰李氏為惠民李之芳後代的明確記載。綜合史料可知，在大約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李之蓊的兒子德麟、仁麟、瑞麟、招麟、振麟全家遷往武定府城東南的杜家莊。德麟、仁麟又闖關東去了熱河，後定居內蒙克什克騰旗。
遼寧瀋陽兩部《楊氏家譜》為楊門後人楊庭芳於嘉慶十七年所創立，嘉慶二十四年重修。譜載楊氏祖籍武定府陽信縣西營，其始祖世貴為謀生到關東，本人先到，後取家小，初落瀋陽小西關，後人逐漸擴散各地，族人多有行醫、經商者。該譜書根據《家譜本源》推算，楊氏始祖來東北的時間，約在康熙年間。
2010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寧城趙存範主編《趙氏宗譜》載，武定府陽信縣為其先祖故地，洋湖鄉八里泊為祖籍地。據《赤峰八千年大事記》《赤峰蒙古史》載，清雍正二年(1735年)，山東、河北等地蝗旱大飢，理藩院奉詔允許災民入蒙，並“免其田賦”，史稱“借地養民”。趙氏當遷於此際。
《嘉慶八年管理民人出入山海關史料選》載：“一戶李段長，系山東武定府濱州民，右門家莊住。因為原籍被受蝗蝻，不能度日，出關前往盛京屬義州城投親謀食。李段長，四十歲；妻王氏，年三十五歲；長子趕年，年十二歲；大女，年八歲；次女，年三歲。男女共五名口。”
民國時候李彥臣編纂李姓祖譜載，李彥臣的曾祖李泮由武定府蒲臺縣小李家莊（今博興純化鎮李家莊）遷徙於熱河朝陽縣大霸粒叩叭營子屯，李彥臣的曾祖李泮嗣後高祖應麒率其子李明李悅均移居於朝陽縣，清嘉慶年間曾祖李泮攜其子李廣才、李廣有等遷於吉林省德惠縣茶條林子屯從始置坐落於二青嘴屯。
武定府海豐縣十方甸李景文於清道光初年，因荒年攜子移家關外求生。適值達爾罕王旗放荒，在懷德縣城（今懷德鎮）南房框子屯（今雙榆樹平房店村）購荒開墾耕地。
咸豐十年（1860年），武定府海豐縣溫家莊溫姓遷到康平縣二牛溫家窩堡開荒佔草，建起窩堡，該地以其姓氏命名為溫家窩堡。
清光緒年間1879年盧姓先輩哥仨個挑擔從武定府海豐縣盧家莊來到二牛盧家窩堡開荒佔草，搭建窩堡，故名盧家窩堡，該屯現在還以盧姓居多。
清光緒六年，有魏姓從山東省濱州府魏家莊遷來，在二牛魏家窩堡開荒佔草，搭建窩堡，故而得名。
武定府沾化縣鐵打刁家莊（今濱州市沾化縣下河鄉刁家村），清朝末年遷居黑龍江省，先人老祖太奶在丈夫刁起過世後，挑著擔子，帶領三個兒子，開始北上逃荒，闖關東，尋找生計。先落戶遼寧省遼西地區，後繼續北上，遷至巴彥縣大荒溝（今黑龍江省巴彥縣紅光鄉榮光村）定居，最後定居綏化市寶山鎮新勝村，直至現在（《黑龍江省綏化市刁氏族譜》）。
武定府沾化縣下窪鎮孟家村孟虎威，性烈，武勇絕倫，人稱“怪俠”，在淄川保劉得配，佔黃山，後遁入家中隱居，因械鬥傷18條人命或曰12條人命。仇家不肯罷休，乃離家出走。在吉林琿春圈兒河落戶。
清朝“闖關東”的濱州人主要是開墾荒地，從事農業生產。他們歷盡千辛萬苦，變榛莽為良田，初步形成了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松花江中游、牡丹江流域等農作物產區，為後來黑龍江的農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也有少數移民從事商業經營，清末時期在吉林扶余聚集了多家魯商，經營著不同的買賣，其中經營蔬菜買賣的大部分是青州府博興縣人。
2.民國時期濱州人“闖關東”
民國時期，濱州區域天災頻繁，兵連禍結，兵匪、旱災、蝗災、水患常常輪番發作，釀成極嚴重的饑荒。軍閥張宗昌盤踞山東時，任意加捐派款。天災人禍，導致了1926年至1930年的第一個移民高峰。據歷史記載，1921、1924、1925、1937年黃河決口，濱州地區許多縣遭災，受災百姓攜兒帶女，肩挑步行，逃往東北。
（闖關東情景圖）
民國時期，濱州移民東北三省以及回返、留住人數究竟有多少，歷史均無確切記載，只能根據現有資料推斷。陳彩章先生在《中國歷史人口變遷之研究》一書中推算1927年山東移民東北三省人數約為84萬。他還在山東惠民地區調查回返率，民國年間去東北的19575人中，回返者11043人，回返率為56.4％，這同推算的回返率56.9％幾乎完全吻合。據此推算，民國年間惠民地區紮根關東的人數約為8534人。
奉系首領張作霖統治東三省時，處心積慮的日本也一直醞釀向東北實施移民計劃。他們的算盤是：通過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為東北的主體民族，從而從根本上同化滿洲，實現統治。張作霖為了對抗日本的移民計劃，採納了奉天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王永江的建議，有組織、有目的地從山東、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萬人口的速度向東北大量移民，這個數量，遠遠超過那些俄羅斯、日本和朝鮮等地的國外移民。
但這樣的情勢並沒有延續多久。很快，“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開始向東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鮮人，嚴加限制關內民眾入關；關內民眾也不願去東北做亡國奴。即使已經移民的商民，也相繼扶老攜幼轉回故鄉，“凡由大連進口之輪船，無一艘不告人滿”，出現移民迴流潮。
3.抗戰時期濱州人“闖關東”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濱州難民再次大批湧向相對穩定的東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為增加後方勞動力，鼓勵濱州移民遷入東北，“闖關東”再次掀起高潮。據對惠民縣1948名遷移者調查，被騙去當勞工的就達1712人，佔88％。惠民縣的調查，賣華工的時間在1940年左右，因正值大旱，該縣皂戶李公社農民外流時間多在1939-1941年，原因則多是“賣華工”；博興縣陳戶公社的例子，說明1937-1949年該村外流東北的人最多，跟天災惡化農村經濟，逼迫農民賣華工的惡性循環恐怕也脫不了關係。
日軍騙濱州百姓去東北當勞工的事例不勝枚舉。
濱州市北鎮辦事處耿家村，解放前，下關東的27人，“賣華工”的(日本人買去到東北或日本幹苦工)8人。
《抗戰老兵徐家瑞：14歲少年瞞著家人參軍打鬼子》一文載：“徐家瑞，博興縣人……他的大哥被迫到東北做華工，深受折磨，逃回家後不久就去世了。”
1939年1月，博興縣喬莊鎮河徐村被騙去7人，分別是徐松亭、張金堂、徐樂亭、徐蘭亭、徐大奎、賈太平、張壽昌。
1939年冬，日寇強徵惠民縣城東北方圓十多里的良田建飛機場，並徵用大量民工。日本人還在惠民建新城、築碉堡、搶佔千畝良田，扒掉商店民房數百間，迫使無數人傾家蕩產，流離失所。有的賣兒賣女，有的逃難乞食，有的去東三省當“華工”。
1940年，日本在小營招華工。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東北。
郝家村位於陽信縣西沿，1942年，日寇指使駐洋湖口的陳觀智部於5月19日闖進了郝家村，抓丁拉伕，扒屋拆牆，在此修炮樓、安據點。對群眾嚴刑吊打，嚇得群眾棄家奔逃。上關外“賣華工”者高達30餘人。郝炳文作了兩年華工，累了一身病，回來病倒未起炕就死了，年僅23歲。張華齋作華工回來成了終身殘廢。
《博興華工血淚記》一文載：“張金堂，1919年6月出生，是現村民張文彬、張文菊的父親，也是同年招華工被騙去東北幹苦力的。張金堂是筆者年少時，親自聽他講述當華工經過的歷史見證人。”
博興縣郭宏華口述：“我今年四十二歲。1937年，日本鬼子招工，我父親單身去東北。家中還撇下我母親、兩個姐姐，後來瘟疫流行，大姐病死，1939年父親從東北迴來。1940年家鄉又逢大旱，父親帶母親和我二姐又去東北吉林省北部的一個縣，在那兒和山東的同鄉合夥種地……當時同我家住在一起的只有七戶人家，叫‘山東村’。”
（蒲臺縣通濱村孫德元的勞工證）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除去騙華工外，還在濱州地區強擄勞工。抗戰八年，日本侵略者強擄勞工3707人，大都押往東北。其主要來源為普通百姓、抗日士兵和特務隊等。
陽信縣“五團”原為“抗日自衛團”，後來接受了國民黨魯北行署行轅主任何思源的指令，遂改編為“魯北行署保安獨立第五團”（簡稱五團），多次伏擊日軍，引起日軍的瘋狂報復，激戰被俘後押往東北的500名勞工最後慘死在的北票的“萬人坑”。五團戰士宋玉璞曾撰寫《回憶難忘的歲月》一文回憶此事。“我們這撥幾十人被押送到大理子溝鐵礦（現在吉林省通化市內），也有部分人被拉到日本國去當勞工。”無棣縣棣豐街道西袁村王樹森、王樹林兄弟倆人當兵，是無棣六旅五團劉學孟的部下，被日寇俘虜後被押送東北當“華工”。
（陽信勞工宋玉璞）
被髮配到東北當勞工的還有甘心為日本人效力的特務隊。進入解放戰爭時期，直至1949年遷移數量一直呈下降趨勢。
4.小結
濱州地區“闖關東”的百姓多為少年和青年男性。鄒平縣孫鎮公社遷往東北的114人中，最小的12歲，最大的38歲，而絕大部分都是18、19、20歲的青年。惠民遷移東北的青年佔87％，他們主要是1937年至1941年去做勞工的。
濱州百姓“闖關東”的路線有西路和東路兩種，以東路為主。第一條是西路，由京奉鐵路入關，然後沿京奉、南滿、打通、四洮等路分散。此外，還有許多貧苦農民拖兒帶女，肩挑步行，從柳條邊的威遠堡門、法庫門、遼東邊牆的各邊口及喜峰口、古北口等處進入東北三省。
（闖關東路線示意圖）
第二條是東路，移民大都是坐車或步行到煙臺、威海衛、青島、石臼，然後坐火輪船到大連登陸，由南海轉赴長春、濱海等地。或是在沿海的小渡口，如黃縣的龍口、蓬萊的蘭家口、劉家旺、蓬萊城等渡口，坐帆船到對岸營口、丹東登陸。由於路程近、交通便利，路費比較便宜，船費只要幾元錢，遷移者只要變賣點家產，或親朋相助，即可解決。
《季節性移民：華北民眾闖關東的例子》載：“1912年至1949年，山東惠民縣（魯西北，靠近直隸）闖關東移民，估計有1137戶1948人，其中農民1931人，小商販7人，其他十人。‘他們去東北從西路坐火車進山海關者佔多數，從東北路坐船到牡丹江者佔少數。有相當多的是統一組織的，從濟南乘火車到密山’，到黑龍江的人佔全數61/100，去吉林的佔18/100，去遼寧佔21/100左右。鄒平縣（魯西北）同期也有1904戶1944人闖東北，路線有：‘一是到周村（按：在鄒平東南方接膠濟鐵路）車站，坐火車到青島，然後坐船到大連。二是步行過黃河（按：位在鄒平西北方）到天津，然後做火車入山海關’，或‘多是乘火車由濟南到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去東北，或從青島、煙臺乘船直接到大連。有一小部分是沿路乞討或做小買賣，或耍手藝去的。’”
濱州百姓“闖關東”的職業差異較大，這和遷移年代的不同，以及遷入、遷出地域的差別有關。1917年以前，移民多為春往冬歸，大部分是從事採礦業、製造業、森林業或造船業。1917年之後，移民漸向農業發展，到1928年，據滿鐵、中東路及其他公共團體調查，85％移民志在農業，為工者10％。在遼寧省的移民60％被人僱用墾地，30％自領官地墾荒，其餘10％因為無力領荒，便被人僱為工人。自“九一八”事變之後，移民的產業結構也逐步由農業為主，向工礦、商業方面轉化，特別是在1937年以後，這種變化趨勢更為明顯。就移出地而論，濱州一帶多遷到黑龍江、吉林從事工礦、森林採伐業。
（《闖關東》影視劇）
改革開放之前，濱州百姓“闖關東”具有“春往冬歸”的季節性移民特點，進入東北比率最高的月份為三至五月，離開東北比率最高的月份則為十一月至一月。改革開放後，隨著濱州經濟實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出現了移民回返現象。許多濱州人又“尋根”返鄉，或樂業，或安居。無棣縣車鎮鄉後劉東村村民劉炳歧就是其中一位。他投資700萬元成立了天磊油墨科技有限公司，生產大豆環保油墨，產品銷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關人士分析認為，20多年前，持續了300多年的濱州人“闖關東”現象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返鄉潮”的興起。他們是真正來闖濱州的！
移民回返的主要原因很多：一是有些移民到東北三省之後，生活上並沒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些陷入更悲慘的命運，這部分移民不得不考慮返回家園；二是不服當地水土；三是遷出地災荒與戰亂已經過去；四是遷出地政治上、經濟上的重大變化，如抗戰勝利和改革開放後，遷往東北的濱州百姓返回的人數較多；五是落葉歸根的傳統鄉土觀念根深蒂固。
闖關東，是一次移民壯舉，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的不可遏止的悲壯的謀求生存的運動。濱州人勇“闖關東”的精神是一筆感天動地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精神財富，為濱州人民和東北人民所珍視。
（二）民國時期韓復榘移民黃河口
在黃河入海口地區，黃河曾多次決溢改道，留下大片沃土，四方移民不斷湧來墾荒種地，安家落戶。
據有關史料記載，韓復榘於1930年9月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此間前後，山東天災頻仍，匪亂四起，人民流離失所。從1931年到1935年，魯西一帶因黃河漫流造成大量災民。面對山東省內無數災民，韓復榘採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一是就近安置；二是向西部、北部邊區移民；三是大量向黃河下游新淤地遷送災民墾荒。
1930年，韓復榘命其治下的20師59旅趙心德部開到利津縣(包括今墾利縣)，執行剿除當地土匪“四大團”的任務，因這些土匪長期在利津窪活動，地形熟悉，且多系亡命之徒，部隊剿匪工作短期不能結束，因此該部官兵便駐紮下來，一面剿匪，維護地方治安，一面自己進行屯墾種地生產自給。臨撤走時還留下一批“功勞兵”繼續屯墾，於是在屯墾集中地帶逐漸形成若干移民新村。
為了加強對墾殖的管理，解決民墾與軍墾經常發生的糾紛，1931年，韓復榘在利津、廣饒分別設立了濱(濱縣)蒲(蒲臺)利(利津)沾(沾化)棣(無棣)五縣墾丈局和廣饒墾丈局，統一管理土地的丈放、勸種，徵收地價和墾丈費等事宜。同時，為辦理官荒和馬場熟田的屯墾事宜，韓復榘還在利津縣設立了屯墾局，統一管理官荒淤地的墾殖。屯墾分民墾和軍墾兩種，其中承墾土地最多的是部隊中年長的功勞兵。
1935年7月，“河決鄄城縣董莊，大水平漫菏澤、鄆城、嘉祥、鉅野、濟寧、金鄉、魚臺”等10餘縣，造成數十萬災民無家可歸。韓復榘遂從上述地區遷移災民4200餘人到利津北窪(今墾利縣東部)墾荒自救，每200人編為一個大組，在這一帶先後建立了29個村莊。
1935年9月，韓復榘還將一批行將退伍的功勞兵發派到沾化、利津東部的黃河新淤地上屯種。據1935年9月《山東省政府第三屆第五週年工作報告》記載，當時的分地標準為：“士兵每人40畝，軍官按級別自低到高逐級遞增，即排長每人100畝，連長150畝，營長200畝，團長300畝，旅長500畝。”1935年約有1000餘名功勞兵被成建制地發派到沾化東部的“海底”(時人稱沾化東部黃河新淤地為“海底”)，這些人帶著政府發放的少量工具，搭起“地屋子”，墾荒種地，娶妻生子，地多的也僱傭短工或長工，這些地方便叫“功勞兵屋子”。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涵蓋了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蘇等13個省份，如著名的馬營諸村就是這樣形成的。
韓復榘在其執政期間以政府行為幾次移民的同時，逃避天災的魯南、魯西、魯北、魯中的移民自發地流入墾區，構成了現在黃河三角洲地區東部村民祖籍複雜多樣、移民雜居共處的現狀，同時也形成了由各種鄉土文化融會一體的多元性移民文化。
（三）解放戰爭時期的南下“移民”
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在“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戰鬥號令下，華東南下幹部縱隊渤海三支隊於1949年2月正式組建。支隊長周貫五，政委劉格平。渤海區四個地委抽調幹部組建四個大隊，共計4526人。其中，從渤海老區濱州市轄區六縣一區走出的有兩個南下幹部大隊，一個是渤海三支隊第三大隊，由渤海三地委所轄的博興、齊東、鄒平、長山等縣的南下幹部組成；一個是渤海三支隊第四大隊，由渤海四地委所轄的無棣、陽信、惠民、沾化、濱縣、蒲臺、墾利、利津八個縣的南下幹部組成。
第三大隊共計1300人，劉博泉任大隊長，王樂三任大隊政委兼大隊黨委書記，馮仁恩任軍分區司令員。長山、廣饒兩個縣（中隊）的幹部分別接管了上海市的大場、真如兩個郊區，留在上海；其餘幹部除一小部分留下籌建革大外，另一部分繼續南下，在福建永安地區展開接管政權、剿匪徵糧、減租減息等工作，書寫了光輝的人生篇章。
第四大隊有9箇中隊，共1200餘人，每個中隊一百多人。黨委書記兼政委彭瑞林，大隊長李鐵鋒，副大隊長傅光漢。該大隊南下浙江溫州、麗水，在遠隔千山萬水的新區，“獻了青春獻終身”，在新的戰場上為創建新中國再建功勳。
（李鐵峰父子）
此外，從濱州區域還走出了另一支南下幹部隊伍，即西南服務團第三支隊。該支隊由渤海區第三、第四地委組建的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支前民工團隊帶隊幹部組成。1949年2月，集結在兗州，當時的番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華東支前司令部第四辦事處”，後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第三支隊，夏戎任支隊長兼政委，石清玉任副支隊長兼政治處主任。共編為三個大隊，計500餘人，輾轉千里，抵達萬縣、川東後，在各自的工作崗位，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有志兒女在四方，甘獻青春和熱血。解放戰爭後期，濱州市數千名優秀幹部隨軍南下，紮根上海、福建、浙江、四川等地，為祖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作出了光輝業績。濱州和南下所至各市縣人民將永遠銘記他們南下時奮勇前進的腳步和身影，傳承他們天下為公、志在四方的南下精神！
總而言之，濱州區域四千餘年的移民史是悲壯的，是壯闊的，也是壯麗的。勤勞勇敢的濱州人民，無論是遷入濱州的，還是遷入他鄉的，都促進了當地人口的繁盛、經濟的繁榮，以及華夏文明的交融與發展。濱州百姓在移民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不畏艱難、執著於生、敢闖敢幹以及天下為公的“移民精神”，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會光芒萬丈，永不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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