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1840年，曾國藩任翰林院檢討，正式踏入仕途。在隨後的十年裡，曾國藩可謂是青雲直上，十年內連升七級。1843年升任翰林院侍講，1845年升翰林院侍講學士，1846年升任文淵閣直閣事。文淵閣相當於皇家圖書館，總領文淵閣工作的是兩名文淵閣領閣士，下面是六名文淵閣直閣事。換句話說，這是相當於皇家圖書館副館長的職位，不僅是直接服務皇上的官職，某種程度上講也算是皇帝的學友，雖不算實權重臣，卻是實打實的皇帝近臣。一般來說，領文淵閣直閣事，往往是成為皇帝親信、踏入實權階層的最後一站。很快，1847年，曾國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同年出任欽派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大臣，不僅進入中央，而且還獲得了"欽派"的殊榮。1849年，曾國藩升授禮部右侍郎，同年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又兼署工部左侍郎。
曾國藩畫像
不惑之年的曾國藩深受重用
清代工兵刑禮吏等各部，相當於今天的各部委。每部設最高領導一名，為尚書；尚書下設左右侍郎，相當於尚書的副職。所以曾國藩的官職，大致就是現在的教育部、文化部、國防部的副部長。此時曾國藩年僅40歲。以不惑之年即得如此重用，足見曾國藩年輕有為、前途無可限量。
一件事情的發生，往往是內外因同時作用的結果，而一個人的成功之路尤其如此。比如武俠小說裡的主人公要練成絕世武功，一方面自身要有特點，或者聰明過人或者愚笨異常，或者"骨骼精奇"或者韌性過人；另一方面又少不了各種高人指點、偶得秘籍、邂逅奇遇，再經過一番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勤勉練功，朝夕相繼，最後才能成就一番常人看似不可能的事業。同樣的道理，放在官場也一樣適用。身無長物就想平地飛昇，倒不是不可能，但是這種可能性就像中彩票大獎一樣是不能指望的。所以提升自我能力、練好"內功"是大前提，而外部因素則是官場成功的重要助力，高雅點的說法就是"良好的人際關係" ，說得通俗點就是有貴人相助。這一點無論中外都適用，尤其在重人情、重交際的中國，更是官場飛黃騰達必不可少的因素，古今一理。
曾國藩畫像曾國藩時期的清朝軍隊
那麼曾國藩的成功，又是如何"內外搭配"的呢？我們就從"內因"說起。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曾國藩在官場的發達史。從1840年任翰林院檢討，到1847年授內閣學士，這七年裡，曾國藩一直供職於翰林院。前面說了，翰林院是一個文職機關，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國立的學術機關，究其性質，有點類似於今天的社科院。翰林院的工作並不是十分繁重，對想大展宏圖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人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但是潛心治學、自我充實，卻是一個絕好的契機。 翰林院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你可以沉湎於舞文弄墨，輕輕鬆鬆地完成份內的工作，過著"隱於朝"的優裕生活；也可以奮發圖強，抓緊這來之不易的閒暇時光，為將來的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念之間，天壤之別。歷史只看到多數一品大員出身翰林，卻看不到多數翰林也不過是碌碌終生，而波瀾壯闊的人生只為那些有準備的人們展開。有志而精明如曾國藩，當然不會放棄這樣一個大好的機會。也許是經過
"同進士"的打擊，讓曾國藩感到自己的差距，也許是在翰林院的七年裡，曾國藩致力於學問，積極地充實自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職"充電"。而曾國藩所致力的，就是當時被奉為儒學重中之重的義理學。
曾國藩畫像
儒學對朝政的影響
儒學源自孔子，當初只不過是春秋時期諸子百家中的一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諸子百家中實力最強的當屬縱橫家，孫臏、龐涓、蘇秦、張儀，個個都是名動一時的大人物；法家為秦國所獨尊，為後來秦滅六國打下了堅實基礎，雖然當時的影響不敵縱橫家，但是因為抱對了大腿，後來地位也很是不低；墨家以墨翟為首，倡導和平主義的
"兼愛"、"非攻"，在戰火紛飛的春秋戰國，自然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心聲。而反觀儒家，雖然弟子眾多，四處遊說，卻從未得到過真正實施自家主張的機會，在諸子百家之中，不能算是最成功的第一梯隊。這並不能說明儒家的主張水平低下，因為儒家所倡導的倫理秩序與仁政愛民，歸根結底是要在一個穩定的政局中才能實現，而春秋戰國時期戰亂不斷，"兵者詭道也"，玩弄權術詭道還玩弄不過來，看起來"一本正經"的儒家自然被看作是中看不中用的"起高調"，所以實在是不合時宜。到了秦滅六國，靠"霸道"奪取天下後，更是把倡導"平等"、"仁愛"的儒家看作眼中釘肉中刺，於是就有了"焚書坑儒"。儒家從此就和秦朝結下了樑子，從儒家掌握中國思想大權的那天起，往秦朝身上潑髒水就沒有停止過，以至於今天我們提起秦朝，首先想到的就是屠殺和暴政；秦將白起坑殺趙國四十萬戰俘的惡名更是遺臭萬年，而對於秦統一中國的偉業，倒只作泛泛之談。
曾國藩畫像
結語
可是歷史就是這樣，風水輪流轉，保不定哪天就轉到我家。秦之後的統一王朝漢，在奪取天下時走的卻是和秦不同的路子。秦是諸侯奪取政權，舉的是"霸"旗；而漢則是反對暴秦的起義軍，舉的是"義"旗。雖然漢高祖劉邦奪取天下的過程也看不出有多少仁義，但是終究旗號不同，指導思想也不一樣。劉家坐穩天下之後開始狠抓意識形態建設，需要尋求一個與自己相稱的理論基礎。這時出現了一個叫董仲舒的人，推薦了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並且對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強化了君臣倫理的部分，弱化了平等思想，使之有助於維持政治的穩定。而董仲舒敢對儒家思想進行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造，也和秦朝焚書坑儒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流傳下來的"正統"典籍少了，空缺的部分自然是大儒董仲舒怎麼說怎麼是了。從此儒學正式登上中國文化的前臺，一領風騷就是上千年。
早在曾國藩就讀於嶽麓書院的時候，就已經對儒家思想有了系統的瞭解。較之頗顯抽象的理學，曾國藩更傾向於傳統的孔孟之道，對具有勵志性質的
"出仕入世"思想更是情有獨鍾。成為庶吉士後，他數次給家裡書信，都表達了自己對"內聖外王"理想的崇敬，為官要做大官，為人要做大儒。他當時的座右銘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可見當時曾國藩的決心，如此尊崇儒家思想也就奠定了曾國藩後期成就清朝一代賢達的思想基礎。
曾國藩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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