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唐若甫
2月末，正当人们在一年中最短的一个月临近尾声准备大步迈进3月之际，一则出乎意料的消息随着电邮和网站传播开来，大有让时间停止之势：荷兰新乐团将于年内解散。这支乐团对在欧洲推广中国当代音乐和作曲家居功至伟，承载了太多的集体回忆。
新乐团崇高使命
荷兰新乐团
荷兰新乐团（Nieuw Ensemble）严格地说并不是一支乐团，而是人数从十几人到二十几人视作品需求自由变量的合奏团或室内乐团。乐团由荷兰作曲家兼大学教授乔艾尔·邦斯等人联合创建于1980年的阿姆斯特丹。
那时的阿姆斯特丹，运河旁的街头上飘荡着大麻的味道，年轻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狂飙的情愫。美国中提琴家朱莉亚·巴恩斯（Julia Barnes）在上世纪80年代移居阿姆斯特丹，形容“8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充满了坚韧不拔的气息，自由开明，包容心强”。也许正是在这种介乎于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思想之间的摇摆，又有皮埃尔·布列兹创始于1976年的当代合奏团为激励，才促使这座荷兰水乡诞生了一支职业的当代音乐室内乐团。
作为当代音乐的专门演奏团体，在编制上，乐团步出了常规室内乐团以弦乐、木管和打击乐组成的定式思维，反而以拨弦乐器诸如曼陀铃、吉他和竖琴为主打，结合木管、弦乐和打击乐为特色，走出一条与众不同之路。
编制的不同决定了乐团需要大量量身定制的音乐扩大曲目。1982年起艾德·斯潘嘉德（Ed Spanjaard）出任首席指挥后，乐团以大胆果敢的曲目编排和扩大当代音乐曲库著称，委约了800多部作品。接受委约的作曲家来自各种文化背景、国家和地区，属于各个年龄段。乐团也办有年轻作曲家工作坊。
近40年岁月中，乐团演奏了一大批当代作曲家，诸如卢奇亚诺·贝里奥、卡罗拉·包科霍特、皮埃尔·布列兹、陈银淑、艾略特·卡特、弗兰克·多纳托尼、布莱恩·费尼哈夫、毛里奇奥·凯格尔、乔治·利盖蒂、乔治·库塔、提奥·罗文迪、路易吉·诺诺等。乐团还发起诸多当代音乐平台或音乐节，譬如阿姆斯特丹“复杂性”音乐节（1991）、“规则与游戏”音乐节（1995）、“即兴”（1996）、多种文化拨弦乐器（1998）、致力于表现微分音的“精炼的耳朵”（2003）、表现节奏的“受到启发的时间”（2004）、表现电子音乐的“开放式音乐”（2005-2006）、表现西方和非西方乐器的“方向性”（2006-2007）。国际共建项目把乐团带至布鲁塞尔、巴黎、慕尼黑、爱丁堡、里斯本、斯特拉斯堡、威尼斯、华沙、都灵和纽约等地巡演。
不过，让新乐团“一战成名”的，恰是它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创始人初涉中华
所谓时势造英雄，每个时代和领域的中国都能找到国际友人。医学领域有白求恩，革命时代有斯诺，开放时代有基辛格。当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传奇性的“77级”毕业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漂洋过海，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有的在中国，纷纷迎来自己创作生涯中极为灿烂的篇章时，有一个人再度把他们中的不少人集结在一起，开了一系列音乐会。这位识马伯乐，便是新乐团创始人兼中国当代音乐的国际友人乔艾尔·邦斯。
1988年，谭盾在阿姆斯特丹的高迪·亚摩斯音乐节得奖，首演管弦乐《道极》，音乐会后便有人找谭盾，来者正是邦斯。邦斯说他正要去香港参加国际当代音乐协会（ISCM）的世界音乐日，谭盾便把莫五平介绍给他。到了香港，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邦斯在莫五平的介绍下访问中国（当时香港尚未回归），进行音乐探索与开拓。
那番在音乐上如马可·波罗游记一般的中国之旅，让邦斯结识了7位前所未闻的中国新生代作曲家，包括活跃于美国的谭盾、瞿小松，活跃于法国的陈其钢、许舒亚和莫五平，国内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任教的郭文景和何训田。邦斯为这批作曲家的创造力所折服，即刻委约他们为乐团进行创作，一人一首，筹办音乐会。
天堂之路“把欧洲炸开了锅”
（从左至右)莫五平、陈其钢、许舒亚、史可龙
1991年4月，荷兰新乐团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一场名为“天堂之路”的音乐会，首演了这7个人的全新委约作品，有陈其钢《抒情诗Ⅱ》（水调歌头）、莫五平《凡Ⅰ》、郭文景《社火》、许舒亚《秋天的落叶》、瞿小松《易》、谭盾《四个三重奏，指挥、观众的循环》等。当时欧洲听众非常好奇，完全不知中国新音乐是什么样子，还以为就是苏联体系的音乐，要么是远古的道教之音。
结果7个人的作品风格迥异，音乐会获得轰动效应，随后在海牙、鹿特丹和乌特勒支三座荷兰城市演出，并开赴德国和意大利等地巡演。荷兰报纸以头条形式放出来自自行车王国的莫五平、谭盾、何训田、瞿小松和郭文景五人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并排骑自行车的照片（见封面图片），还有三位作曲家和旅法男中音歌唱家史可龙的合影。前卫的音乐加之对神秘东方热土的向往，用邦斯的话说，这套开天辟地的演出“简直把欧洲炸开了锅”。
当时参与音乐会的作曲家们对近30年前的热点事件还记忆犹新。郭文景说：“通过这次演出，荷兰新乐团向西方观众展示了中国作曲家的杰出才能，使中国新音乐在国际上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后来，这场音乐会被欧洲几个主要的音乐节邀请，在欧洲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上演。”许舒亚的观点与郭文景不谋而合，“自从那次以后，荷兰新乐团在10年中坚持每年专场演出中国新音乐，还委约并上演中国年轻作曲家音乐会。借鉴了电影中的第五代导演的说法，首批7位作曲家有了第五代作曲家的称谓。”谭盾还以指挥身份结缘乐团，1992年开始定期指挥乐团欧巡，演出莫五平、细川俊夫、许舒亚、陈其钢等人的作品，把一批批的年轻中国作曲家推到欧洲现代音乐前沿。
虽然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所有得益于荷兰新乐团的中国作曲家都同意，新乐团是欧洲当代音乐界第一个集中介绍中国新音乐，并一批一批、一代一代持续介绍中国作曲家，展示前卫创作技术和全新创作方向的团体，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震动。“荷兰新乐团让世界认识到一个崭新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极为精彩、充满创意和文化自信的中国。”谭盾说道。
时更时新
新旧永远是一对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值。昨日的探索在今日会变得过时，这一在时尚界亘古不变的真理同样适用于当代音乐团体。经过40年的发展，即使创团之初的理念超前而有效，荷兰新乐团一直面临着变成“荷兰老乐团”的困扰。在一些人看来，单一的委约模式、圈子利益的固化都是导致素来以“开放”“包容”著称的荷兰新乐团渐渐失去根基的深层原因。
新乐团解散的另一层原因是重心转移。指挥家斯潘嘉德及乐队乐师自己都有着繁忙的工作，有的早已退休。邦斯也把重心转移到作曲上，最近他的作品《牧民》获得美国格劳美尔作曲大奖。这部作品是他专程为自己2002年创建的跨界世界音乐组合地图合奏团创作的。地图合奏团将不受新乐团影响，继续运作。
第三层直接原因是政府拨款的缩水和最终取消。2012年，荷兰政府对文化的补贴大幅缩水，令乐团深受影响。来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拨款让乐团续命数年，直到2017年来自市里的拨款也取消了。随后乐团发起众筹和个人捐赠等项目，可惜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乔艾尔·邦斯表示：“我们乐团初创时一无所有，解散时也一无所有。很有幸在现代音乐的高峰时期经历了合奏团的辉煌年代，搭了顺风车。合奏团赶上好时候，做了很多对当代音乐有益的项目，和不同年龄层的数百位作曲家合作，持续演出专门为我们创作的作品，还在世界各地巡演。如果说我们曾经有梦想，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如今是时候说再见了。”
在告别演出季中，新音乐团将在斯潘嘉德的指挥下献演5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3月至4月会演出6位青年作曲家的作品首演，5月在科隆和阿姆斯特丹有乔治·阿佩基斯的世界首演，10月会带着邦斯的《三十种情况》巡演，11月将演出约翰·亚当斯和谭盾的音乐。告别音乐会在荷兰的圣尼克拉斯节（12月6日）当晚，乐团会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演出。也许时更时新是目送这支昔日新乐团离去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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