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神聖國家,只為自由繁榮——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

“歷史的精彩在於其不可複製,各國以其特有的民族特性演繹著自身的興盛於衰微;歷史的殘酷在於其不可彩排,各民族用自己的堅忍體驗著自身的輝煌與悲愴”。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性格與信念,不同的精神財富與文化遺產。

不為神聖國家,只為自由繁榮——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

女人衣服的扣子在左邊,男人衣服的扣子在右邊;手錶盤分十二個格……這些是什麼?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思想感情。服裝釦子問題源於歐洲中世紀,因為當時的貴族婦女有侍女為其更衣,不必考慮是否方便;而手錶盤分十二格,則是源於巴比倫人的創造。這些都說明,是文化傳統造就了今天具有鮮明特色的各個民族。

“如果真正深刻地認清作為人類究竟意味著什麼,那我們會感到吃驚,因為人類的特點在於代代相傳,每一代都必然具備前輩留給他們的思想感情”。要想了解美國,自然也要了解美國人的歷史和祖先。

不為神聖國家,只為自由繁榮——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

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寫了一本書《美國的民族性格與信念》,介紹美國的早期精神面貌。書中的大部分內容原來都是給英國聽眾的演講稿。書名雖為《美國的民族性格與信念》,但是講哲學的內容較多,更像是一部介紹美國早期哲學的作品,文中還經常與同時期的歐洲(主要是英國)進行對比,展開論述。

信仰與學術環境

19世紀的美國人比歐洲人更相信神。16世紀,基督教改革後的許多歐洲國家,唯物主義學派通過反教權主義與革命的政治主張的聯繫得到了民眾熱情的支持,而在美國,唯物主義學派並不深入人心。

神學家對無宗教信仰的恐懼完全滲入了普通美國人的心裡,他們猜疑無宗教信仰便沒有愉快的生活,更找不到通向本質、真理和可靠幸福的路”。同樣,自然主義哲學在美國的傳播也是步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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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哈佛大學的例子,1885到1910年,哈佛大學在宗教上,先是支持唯一神教派,後來又改為中立態度。哈佛大學聘用的哲學家都是雙重身份——真正的哲學家和受歡迎的教授。只有這樣,才能為學術公眾服務。

當時的美國青年學生幾乎完全我行我素,宗教信仰也多種多樣,他們不服從權威,各執己見,嬉戲玩耍,打情罵俏,“私下裡淨是突發的奇想和怪念頭,就像是一群年輕的超人”。教師必須適應各種各樣的學生,美國教師承受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正是美國人的自由。

與歐洲大學不同的是,美國學生所做的是吸收本地傳統的東西,而歐洲的大學生時常討論政治、哲學和藝術的發展趨勢。可就是這樣一個看似雜亂的國家卻成為今日的世界第一強國,不得不令人深思。作者說:“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大學四年的學習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等於浪費了時間。

這樣,就應用了威廉·詹姆斯的一個理論,同理說明人性與人的聰慧是自動成熟起來的,只要不去壓制和扭曲它們就足夠了。

美國老式大學把學生從原有的生活環境,對金錢的追求、虛偽、女人的控制中解放了出來,使學生們自我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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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喬治看來,19世紀中葉,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朗費羅的作品都缺乏本土的根基和新鮮的營養,並且美國人的知識領域本身就缺乏這兩樣東西。

當然,這一時期的美國人也有優點,他們善於雄辯和思考,“當人的思考佔支配地位時,它可能會轉變為激動的情緒;它可能創造出宗教或哲學——這可是比人們日常想打破的無聊生活更刺激的經歷”。“宗教應該儘量與歷史、與權勢、與玄學脫離,應該真正落在人們美好的情感上、落在人們不屈不撓的樂觀精神和對生活的信仰上”。

哲學的發展變化

哈佛大學的哲學家喬賽亞語出驚人,具有哲學權威的光環:

與其總是幻想美好的生活,還不如與現實和諧共處;幻想的東西決不會那麼安全,那麼美好,那麼有成效。拒絕放棄腐朽的幻想是對思想的腐蝕。人們當然會有某種信仰;而且我們會不由自主的信仰某種東西;但要有理智的去信奉,要信奉那些肯定的事、可能的事、值得期望的事,同時還應認識到錯誤的事就是錯誤的。邪惡就像錯誤,是動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這在一個擁擠混亂的世界裡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世界中一種自然的傾向有可能會妨礙另一種傾向,而所有的傾向都可能會遇上行不通的情況。只要生命在延續,這種困難就會反覆出現,每種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會努力消除或擊敗感覺到的邪惡。
不為神聖國家,只為自由繁榮——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

試想,早期的美國人是什麼人?是一批揮霍無度的浪子、不求進取的怠惰者和敢於冒險的人,他們試圖忘記從前戒律嚴格的道德規範,採取另一種更愉快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可見,早期移民美國的人們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神聖的國家,而是追求一種自由的繁榮。

美國的移民來自不同的種族,自然帶來了不同的思想和生活哲學。這樣,美國就有了其自身獨到的優點:美國這個大熔爐中納入的謬誤與激情越多,它們就越是會更加明顯地相互中和,最終真理便會顯現。任何哲學體系都會遭到人們坦率的質疑。

人們似乎在問它:“好啦,給我們展示一下你的用處。我們不聽任何宣言,也不要什麼保證,我們只是給你一次機會做給我們看。無論是柏拉圖,教皇還是艾娣夫人,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機會。”

不為神聖國家,只為自由繁榮——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

誠然,文明的衝突和融合搭建了了人類進步的階梯。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只有把自身置於整個世界之中才能有所進步。杜門卻掃如同閉門造車,如果害怕被邪惡的原則、不同於本國主流思想的文化所侵蝕毒害而限制文化的衝突融合,絕對不利於文化的繁榮與發展。本民族的文化不僅不會保留相反還會落後於時代,最終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

美國文化之所以先進,之所以能使“美國化”成為許多國家無法迴避的一種全球現象,這與美國文化寬容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美國“通過加強對美國化的回答來更加適應社會現代性的需要。”

美國的自由脫於英格蘭式自由內核

美國人的特徵是活潑而不是頑固,是自信而不是謹小慎微;他們總想刨根問底弄清一切,還渴望引人讚歎而不是怕被人誤解或怕自己感到驚愕。他們喜歡真誠、喜歡誇張、喜歡可笑的幽默。有人看來,與美國人相比,英國人的觀點過於僵化、腦子太缺乏想象力、思想上負擔太多。同時,美國也更加具有人人平等的傾向。

英格蘭式自由的精髓是自由合作的精神。英格蘭式自由的實踐有兩個先決條件:所有相關的人要基本上意見一致,每個人都要有善於變通的性格以便隨時可以變通。這些深刻的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和政治。

不為神聖國家,只為自由繁榮——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

英國、美國很看重合作精神,在英國的文明概念中,個人是中性的,即便一個人社會地位很高,可是卻相當愚蠢或相當平庸也無關緊要,因為公眾精神託舉著他,他也願意作為公眾的工具為公眾服務。社會的繁榮並不是小部分人老謀深算的結果。

世界上有很多隱藏著的難以理解的東西,所以適應整個世界最終只能零打碎敲,只能慢慢摸索,只能有模糊不清的目標。英國方式的寬鬆使其具有了探索未來的潛力。若想控制世界,合作比權謀更有效,經驗比靈感更保險。

在喬治看來,英國的帝國主義並不是存心的帝國主義,實質是邀請境外的地方協力發展,性質是商業和傳教。而英國帝國主義存在靠的是習慣與利益機械的均衡,而不是軍事和暴力。當然,這一觀點有待商榷。

不為神聖國家,只為自由繁榮——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

自由是美國人以及外國人談及美國一個永恆的主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次民意測驗中,一位參與者宣稱:“當一個美國人的意義就在於擁有自由。”時間不斷地推移,美國人的民族性格也會發生變化。《美國的民族性格與信念》只是勾勒了19世紀前後美國人民精神面貌的圖畫,為我們瞭解和研究美國人民的性格與信念提供了經驗和借鑑。

參考文獻

【美】喬治·桑塔亞那:《美國的民族性格與信念》,史津海 、徐琳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王曉德:《關於“美國化”與全球多元文化發展的思考》,《美國研究》2003年,第3期

【美】埃裡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王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法】馬克·布洛赫:《為歷史學辯護》,張和聲、程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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