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評圖書：
書名：《珍珠港：1941，現代美國命運的轉折》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美國曆史作家克萊格·尼爾森所著的《珍珠港：1941，現代美國命運的轉折》一書，全景式的展現了1941年12月7日當天所發生的珍珠港襲擊。在該次襲擊中，美軍共有188架戰機被摧毀，8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被重創，另有2403人死亡。
當時，日軍轟炸機的飛行員執行任務時，被海天一色的美麗風光所打動不禁拍照留念，然後投擲炸彈並用機載機槍向人群掃射；美軍戰船“俄克拉荷馬號”被魚雷擊中時，巨大的震動觸發一臺留聲機播起了爵士樂；被毀的“亞利桑那號”開始下沉時，水兵必須馬上選擇是與軍艦一起沉沒還是跳入燃燒著柴油的水域。
珍珠港襲擊打響之前，美國政府向日本方面施加了巨大壓力，提出的要求包括從中國撤軍、停止威脅東南亞等日本方面當時不可能接受的要求——能接受那些要求的日本政客，都在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被日本少壯派狂熱分子刺殺了。美國官方表現出的態度是，雖然還沒有向日本和德國宣戰，卻已經在大規模援助英國和中國，並不怕跟日本方面翻臉，所以在立場上更是沒有絲毫鬆動的可能。
所以這種情況下，日本襲擊美國其實成為了一種雙方心知肚明的演變結果：1904年的日俄戰爭，也是日本以偷襲方式挑起的。這被歐美“文明世界”認為是極不光彩的行為。而在1931年、1932年、1937年，日本對華髮起的侵略戰爭，每一次都製造了拙劣的“賊喊捉賊”。正因為此，日本在當時被認為是有偷襲“前科”，毫無武德，行事殘暴的文明世界邊緣國家，在美國緊逼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再作馮婦。
這就產生了一個廣為流傳的猜測：羅斯福政府在珍珠港襲擊發生前，完全掌握了相應的情報，為了吸引日軍完成戰術勝利、戰略失敗的偷襲（襲擊珍珠港只能讓美國海軍戰鬥力受損，卻無法真正意義上打擊美國的戰鬥精神和戰爭潛力），所以故意讓珍珠港門戶大開。如果這一猜測是成立的，那就意味著羅斯福政府在用珍珠港海軍將士的血肉之軀為誘餌。
《珍珠港：1941，現代美國命運的轉折》這本書翔實論證了日本對美國以及歐美世界其他國家發起挑戰（偷襲）的必然性，那就是日俄戰爭的僥倖勝利創造出一個自信心爆棚的日本必勝神話，日本人相信“艦船如果更多、更大、更好，就能在整個太平洋贏得相似的勝利。”
有意思的是，珍珠港襲擊的策劃者、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是日軍高層中的親美派。山本曾到美國學習，堅信如果日本挑戰美國將必敗無疑，希望通過與美國締結和平條約來避免危機。他的觀點對於20世紀40年代初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日本天皇，甚至那些狂熱分子都有影響——但表述順序不同：山本認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短期勝利之後，就會逐漸迎來資源的枯竭，最終戰敗，所以無異於自尋死路；但在戰爭狂熱分子來看，不進攻美國，就必須答應美國的條件，那跟被美國打敗了沒有區別，而進攻美國還可以為日本迎來一點生機。
在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幾乎舉國上下都對日本抱以敵意，除了華爾街、華盛頓的少數資本代言人；而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是，當時的美國人視中國人為天然盟友——相關的調查中，只有40%的美國人選擇英國人為盟友，而選擇中國人聯盟的則超過80%。這其中，與當時的中國孱弱、不得不在外交等方面依仗美國，而日本已經很明朗的崛起為了美國挑戰者有著直接關係。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的殘暴行徑，泯滅最起碼的道德和良知，許多影像資料和媒體報道傳入歐美世界後，使得當時的美國人對於與日本作戰的中國人產生了相當的敬意。
《珍珠港：1941，現代美國命運的轉折》這本書指出，日本在1941年初選任的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此前是海軍大將，並不是主流歷史作品中描繪的愚蠢的、陰險的好戰分子。日本海軍與陸軍差別很大，有著山本五十六等許多反對魯莽襲擊英美的高級軍官。野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化解日美矛盾，但很快發現自己不過是個悲劇性的角色：在一場日美盡知底細的虛假談判中扮演角色。而在日本國內，東條英機從陸軍大臣到首相，代表著日本好戰派向文官集團以及天皇施加壓力。
這本書整體上都十分出色，很好的介紹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代背景、雙方政治博弈以及珍珠港襲擊的戰況。但書作者試圖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書名所揭示的內容：珍珠港襲擊使得美國擺脫了孤立主義，開始更加積極擔負世界責任，這其實是很難成立的。美國的孤立主義向來是階段性的，日本的國門最初就是美國軍艦以“黑船來航”打破的，而鴉片戰爭後，美國也積極參與到對中國的滲透；美國開國後的門羅主義更是相當直截了當的侵略宣言，這更不必提在美西戰爭後，美國吞併菲律賓後實施的殘酷殺戮。當初讓羅斯福政府感到束手束腳的孤立主義，其實是20世紀20年代末大蕭條的產物，目的是拒絕分擔國際性經濟危機的代價，與鄰為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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