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在談作家路遙時說，路遙寫《平凡世界》的過程太苦了，寫長篇不能夠這麼做。她說路遙的這種做法，他不是一個匠人的做法，是一個藝術家的做法，太辛苦，不能這樣勞心勞力。這麼多字只能慢慢的寫，不能迫切的要達到目的地，感覺路遙為了寫這部作品操碎了心，讓他自己變得非常焦慮。
匠人和藝術家的區別在哪呢？按照王安憶的這種說法去理解的話。
匠人就是慢工出細活的，有條不紊，不急不躁的去做，該怎麼寫該怎麼做都瞭然於胸。藝術家則是憑著一瞬間的靈感去創作，為了捕捉那種靈感，藝術家可以為之付出生命，因為怕靈感的消失所以藝術家的創造充滿了緊迫感。
王安憶說，正是因為沒有一個創造的框架，只憑靈感去創作，造成我們很多長篇小說給人的感覺開始和結尾對不上，這也正是藝術家的創作方式造成的。
王安憶覺得中國作家不會規劃大東西，我們的傳統小說也是一種筆記小說，我們都不會規劃大的東西，沒有一個完整的東西和規劃感，有的只是藉助生活經驗和素材而來。像西方的長篇小說每個人物和事物之間都有密不可分的邏輯聯繫，有了這層關係作家在寫的過程中不但省力很多，而且給讀者的體驗也是很不錯的。
王安憶覺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是藝術家的思維方式，這和我們沒有邏輯訓練有關。我們寫的東西，靠生活經驗靠材料，而生活經驗就是那麼多，在某些時候限制了創造的長度，所以中國人不會規劃大的東西，寫不好長篇的東西。很多長篇小說，必須要有一個動力的發生鏈，就像機械，齒輪帶動下一個齒輪。長篇小說的世界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世界，有自己支撐自己的理由。
這就是為什麼外國人拍的科幻片要好於中國，就是因為內在的邏輯很清楚，科幻不是憑空捏造而是有自己的發展脈絡與邏輯。
王安憶曾嘗試把《悲慘世界》的空間、時間、人物、事件，做成表來研究，發現它的語言邏輯是一環扣一環，然後推理到一個目標去，而中國人是比較具體，太過具體了，缺少這種靠邏輯支撐的大的脈絡。一旦沒有了材料和生活經驗中國的長篇小說就會變得一塌糊塗。
個人覺得邏輯的思維方式不但在寫作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作用很大的。如何提高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是每個人都需要意識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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