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輝，1964年3月11日生於北京，導演、演員、製片人，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主要導演作品有《戀愛的犀牛》《兩隻狗的生活意見》《茶館》等。

“先鋒”，多好聽的一個詞

口述|孟京輝　採訪、整理|駁靜

我1992年從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畢業，把自己投擲到社會。但學校和社會，差別不大。20世紀90年代，大家都迷茫。我跟廖一梅和幾個朋友到三里屯喝酒，她要一杯橘汁，我要一杯啤酒。該散場了，可大家都坐著，遲遲不動身，大眼瞪小眼。為什麼？因為不知道該怎麼結賬，那時沒有AA制，更沒有錢，就這樣互相看著。

這一次結賬行為，我到現在都記得，因為那種不知所措的情狀太叫人印象深刻。生活叫人不知所措，工作也是同樣。當時我們理想非常燦爛，但無事可做。胡軍、郭濤他們就在學校溜嗓子，我就找他們排貝克特的《等待戈多》。

《等待戈多》劇照

這是我排的畢業大戲，還給自己起了個宣傳口號，叫“超實驗廢墟搖滾話劇”，現在想來真是鬧著玩兒。我清楚地記得，學校給我批了1000元錢，我花超了80元。我們買了顏料把四樓禮堂通刷一遍，刷成雪白，買了道具，還有100多元吃了飯——可能就是多吃了兩頓飯給超的。

胡軍扮演弗拉基米爾，每次演到結尾，他都要伸出一把雨傘，擊碎窗玻璃，第二天再給安一塊新的，道具錢就是這麼花掉的。1989年12月31日就想演《等待戈多》，用它給80年代告別。但就在那天中午，我接到學校通知，說晚上演出別進行了，老師不支持，覺得“瞎胡混什麼”。演出是沒演，但就在中戲操場煤堆那塊兒，胡軍和郭濤他們還是穿著軍大衣，把臺詞都給唸了。

戲劇就這樣瞎弄了一些，但又覺得自己做的東西肯定是好東西，怎麼肯定？因為老師們都不喜歡。這幫老師一不喜歡，毫無疑問，我們就覺得特來勁。

1993年，我導的另一個戲《思凡》參加北京小劇場展演，在研討會上遇見一個日本戲劇製作人，叫丹羽文夫，他問我想不想去日本學習。我心說，日本有什麼可學的。我只知道日本有個鈴木忠志，還有什麼？我不知道。過了幾年，1997年，丹羽文夫又出現了，他說，日本有一個文化基金，可以資助我去日本，一天能給我差不多120美元補貼，可以連續資助我一年，還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獎學金”。我一聽，這可以。

《思凡》劇照

到了東京，丹羽文夫甚至讓我住他家裡，好幫我省下住旅店的錢。他家有一條大狗，名字叫西巴，純種斑點狗，大色塊，眼神不太好。這條叫西巴的狗，後來我還夢到過。所以在日本的半年，我過的是什麼日子呢？下午游泳，晚上看戲，看完戲得晚上10點，我再騎自行車，車把拴著西巴，帶著它，在中野遛一圈。每天如此。有時候我遛完狗，丹羽文夫還在那忙，我倆就聊聊天，然後睡覺。一睡睡一整個上午，第二天起床，繼續過這樣的生活。除了在東京看戲，我們還去過一趟名古屋和大阪。

去也帶著狗，丹羽文夫開車，狗坐副駕，我坐後排。丹羽文夫的夫人是大阪的教授，二人一起建起一個特別特別小的劇院，叫Little Alice（小愛麗斯劇院），只有80個座位，後來我的《思凡》和《我愛××》都去那演出過。

所以日本培育了我在戲劇上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它可以有這麼小的劇場，它也可以是東方的，同時呢，它又接受強烈的現代觀念。那個時期，我正在成長，我覺得自己沒那麼拘謹了，沒那麼狹窄了。現在想來，所幸沒有把我扔到美國這樣一個戲劇形態單調的土壤裡，也不是去了有強大戲劇傳統的歐洲，而是日本這麼一個跟自己有關，卻又很豐沛的文化環境裡。

我突然感覺到，戲劇它不能改變人的生活，但可以改變人的看法。日本之後，我一點點拋棄原來那種特別象牙塔的東西，因為它們跟“人”無關。如果戲劇能夠跟更多的人發生交通往來，才重要。如果一直徘徊在學院派灌輸給我的東西里邊，我覺得特沒出息。

話是這樣說，但我還是躁動，想排戲。本來我可以待一年，但半年後我就回北京了。回來的時候，哥兒們已經是大款了。我在日本，一天基本只吃牛肉丼，一頓才花300日元。我集結了七八萬元人民幣就回來了。哥兒們牛了，你們什麼臭電視劇，破廣告，跟我沒關係了，哥兒們排戲了。

我排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海報

達里奧·福（Dario Fo）是一個社會性的劇作家，他面對的是人的尊嚴和公平問題，這些問題很具體，跟具體的人產生巨大的關係。討論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只有放到更大的人群裡去才不虛偽。所以這部戲我一開始就要做大劇場。製作人覺得沒人看，我堅持說，小劇場堅決不行。

我們就在北京人藝演，800人的場子，前10場稀稀落落沒幾個人看。大家急了，說，虧了，完了。我心說，虧不虧跟我有什麼關係，虧，你們製作人就得承擔，人生你都得承擔呢，這點事兒你都承擔不了？人家就說，又不是你賠錢，我說，我這兒還賠名聲呢。因為大劇場小劇場，我們就吵起來，“沒人看，沒人看，怎麼辦”，不可開交。我還給人出主意，賣不掉票你就降票價，或者乾脆請大家進來看。這才是達里奧·福最初的意圖。

主演是陳建斌，那時候誰知道他是誰。我跟他排完，我說，30場挺多的，咱倆得堅持住。後來，為了堅持，我自己也上臺。我現學了幾下吉他，在舞臺邊上坐下來彈。就這麼堅持著，前10場是真沒人。後來他們把票賣起來了，我記得，800多人的場，全滿。我親眼看見，一個笑點弄完，那效果就跟拿一根火柴點著似的，呼啦一下。觀眾的笑聲真就像海浪一樣，從第一排往後蔓延，哄……特別快就過去了。太來勁了。

那是1998年。達里奧·福那時候已經得諾貝爾文學獎了，我本來是學文學的，早就喜歡他。兩年後，我和廖一梅到米蘭參加一個藝術節。見到了達里奧·福，我跟他那張合影就是廖一梅給我倆拍的。這張照片，現在都不知去向了。

到了米蘭，先見了達里奧·福的愛人，到了她的辦公室，我們見到一位特別優雅的女士，達里奧·福作品演出的錄像帶，她送了我們一堆，我就提溜著一個大兜子去見達里奧·福。在他們夫婦離辦公室不遠的家中，我們見到了達里奧·福。我說：“我從中國來，就想見見你。”我帶著報紙上的報道，給他看陳建斌主演的劇照。他說：“你排的這個戲，看的人多嗎？”我說：“很多人看。”他聽了就笑，說：“很多人看，這還是我寫的戲嗎？”

後來我想起來，覺得應該問問他作品裡關於音樂創作的部分，但當時沒問，挺遺憾的。但沒關係，也挺好。《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裡，陳建斌有句臺詞，大概是說：我一直看不上那幫先鋒派，十個八個破紙盒子，十個八個破電視放在舞臺上，這就是先鋒嗎？我看這是譁眾取寵。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劇照

別人說我拿這話自我揶揄，其實我是諷刺那幫批評我的人呢。

也說不上誰率先使用“先鋒”這個詞，反正大家就管我們排的這些戲叫先鋒戲劇，因為區別於當時中國比較現實主義的主流戲劇。這個詞仔細想想，還挺好。“先”是一個時間概念，就是時間上你比它早一些，走在更前面，“鋒”是一個物理空間概念，它更銳利一些，可以破掉一些東西。所以，“先鋒”，它準確而寬廣，多好聽的一個詞。

去日本的時候，我跟廖一梅說，是不是應該寫點男女之間的激烈衝突，特別來勁。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有一個電影叫“捆著我，綁著我”，講的是從精神病院重返社會的年輕人裡奇，找到自己鍾愛的色情片女明星示愛，他示愛的方法是綁架她，囚禁她，要求她“像他愛她一樣愛他”。電影易於展示現實細節，而戲劇可以更寬廣地表現這種劇烈的情感。

關於“劇烈情感”的想法，我在日本的時候廖一梅跟我聊過一點。等我回到北京，她說，要不要發展一下。她已經寫了好多相關的臺詞，只是沒有合在一起。

《戀愛的犀牛》劇照

《戀愛的犀牛》不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戲。一個犀牛飼養員，殺了犀牛，把犀牛的心掏出來，獻給他的愛人，現實生活中哪有這種事。但它透露出來的是一種篩選過的人類的極端情感，實際上就是你和我、男和女之間永恆不變的東西。

落實到演員表演，就不能太寫實。《戀愛的犀牛》1999年首演，到2003年重排，男女主角換成段奕宏和郝蕾。段奕宏那時還叫段龍，後來他是演好了，排的時候很艱難，因為最開始他的問題就是表演太寫實。我希望他可以從寫實出發，但最後要達到一種美好的抽象的狀態。可這種表演跟電影電視劇的不一樣，不是每個演員都能輕鬆達到。段奕宏在過程中就很痛苦，我太知道這種掙扎是怎麼回事兒了，演員身臨其境，實際上很脆弱，同時也很勇敢。

《戀愛的犀牛》劇照

這個戲到現在，馬上20年。已經有過十幾個版本，演員換過好幾撥。大家說，它成了一個經典。你要問它現在自由生長了嗎，我覺得並沒有。儘管有時候，在蜂巢劇場，年輕觀眾明顯都不認識我了。有一次《戀愛的犀牛》演出，我去歡迎大家。一般觀眾來看戲，碰到我在，太高興了，“孟京輝來了”。那天，我舉著話筒，一看就知道，大家眼神裡有疑問，“這誰呀？”我開始說話：“歡迎大家來，我們今天要演的是《戀愛的犀牛》，我是這個戲的導演，我叫孟京輝。”“哦，哦……”他們反應過來。但是大家都認《戀愛的犀牛》，知道好多從這戲裡出去的金句，知道廖一梅。

它沒有自由生長，是因為，往往它長一長，我就給它扳回來。而且這一“扳”，還挺重要。為什麼它能活這麼久，除了可能因為劇本好，我們的表演觀念對頭，我、演員、舞臺美術不斷地變化，符合當下審美。20年、30年就在不斷改動中走了過去，很來勁，很銳利，也很迷人。

本文選自：《光榮與道路——中國大時代的精英記憶》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週刊》微信公眾號 2018年10月20日

《光榮與道路——中國大時代的精英記憶》

《三聯生活週刊》編著

宗慶後、俞敏洪、王堅、資中筠、林毅夫、張維迎、李銀河、潘建偉、譚盾、張藝謀、李寧、陳平原……四十位行業領袖、高層智囊口述，分享他們的創業歷程與行業新知，折射中國社會不同尋常的發展軌跡和成長邏輯。

ISBN 978-7-5143-7611-1，55.00元

本書是當今中國各個領域翹楚、行業領袖人物、國家高層智囊的集體傳記，通過他們的口述，重現了他們的成長與創業歷程，並以此解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人精神氣質的重塑。作為站在中國各個行業最頂端的人，他們分享了相關領域最前沿，而且是最富前瞻性的真知灼見與相關資訊，有助於廣大讀者準確把握行業的脈搏和走向，理性看待中國社會的真實狀貌，探索未來的發展與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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