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輝:“先鋒”,多好聽的一個詞

孟京輝:“先鋒”,多好聽的一個詞

孟京輝,1964年3月11日生於北京,導演、演員、製片人,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主要導演作品有《戀愛的犀牛》《兩隻狗的生活意見》《茶館》等。

“先鋒”,多好聽的一個詞

口述|孟京輝 採訪、整理|駁靜

我1992年從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畢業,把自己投擲到社會。但學校和社會,差別不大。20世紀90年代,大家都迷茫。我跟廖一梅和幾個朋友到三里屯喝酒,她要一杯橘汁,我要一杯啤酒。該散場了,可大家都坐著,遲遲不動身,大眼瞪小眼。為什麼?因為不知道該怎麼結賬,那時沒有AA制,更沒有錢,就這樣互相看著。

這一次結賬行為,我到現在都記得,因為那種不知所措的情狀太叫人印象深刻。生活叫人不知所措,工作也是同樣。當時我們理想非常燦爛,但無事可做。胡軍、郭濤他們就在學校溜嗓子,我就找他們排貝克特的《等待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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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戈多》劇照

這是我排的畢業大戲,還給自己起了個宣傳口號,叫“超實驗廢墟搖滾話劇”,現在想來真是鬧著玩兒。我清楚地記得,學校給我批了1000元錢,我花超了80元。我們買了顏料把四樓禮堂通刷一遍,刷成雪白,買了道具,還有100多元吃了飯——可能就是多吃了兩頓飯給超的。

胡軍扮演弗拉基米爾,每次演到結尾,他都要伸出一把雨傘,擊碎窗玻璃,第二天再給安一塊新的,道具錢就是這麼花掉的。1989年12月31日就想演《等待戈多》,用它給80年代告別。但就在那天中午,我接到學校通知,說晚上演出別進行了,老師不支持,覺得“瞎胡混什麼”。演出是沒演,但就在中戲操場煤堆那塊兒,胡軍和郭濤他們還是穿著軍大衣,把臺詞都給唸了。

戲劇就這樣瞎弄了一些,但又覺得自己做的東西肯定是好東西,怎麼肯定?因為老師們都不喜歡。這幫老師一不喜歡,毫無疑問,我們就覺得特來勁。

1993年,我導的另一個戲《思凡》參加北京小劇場展演,在研討會上遇見一個日本戲劇製作人,叫丹羽文夫,他問我想不想去日本學習。我心說,日本有什麼可學的。我只知道日本有個鈴木忠志,還有什麼?我不知道。過了幾年,1997年,丹羽文夫又出現了,他說,日本有一個文化基金,可以資助我去日本,一天能給我差不多120美元補貼,可以連續資助我一年,還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獎學金”。我一聽,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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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凡》劇照

到了東京,丹羽文夫甚至讓我住他家裡,好幫我省下住旅店的錢。他家有一條大狗,名字叫西巴,純種斑點狗,大色塊,眼神不太好。這條叫西巴的狗,後來我還夢到過。所以在日本的半年,我過的是什麼日子呢?下午游泳,晚上看戲,看完戲得晚上10點,我再騎自行車,車把拴著西巴,帶著它,在中野遛一圈。每天如此。有時候我遛完狗,丹羽文夫還在那忙,我倆就聊聊天,然後睡覺。一睡睡一整個上午,第二天起床,繼續過這樣的生活。除了在東京看戲,我們還去過一趟名古屋和大阪。

去也帶著狗,丹羽文夫開車,狗坐副駕,我坐後排。丹羽文夫的夫人是大阪的教授,二人一起建起一個特別特別小的劇院,叫Little Alice(小愛麗斯劇院),只有80個座位,後來我的《思凡》和《我愛××》都去那演出過。

所以日本培育了我在戲劇上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它可以有這麼小的劇場,它也可以是東方的,同時呢,它又接受強烈的現代觀念。那個時期,我正在成長,我覺得自己沒那麼拘謹了,沒那麼狹窄了。現在想來,所幸沒有把我扔到美國這樣一個戲劇形態單調的土壤裡,也不是去了有強大戲劇傳統的歐洲,而是日本這麼一個跟自己有關,卻又很豐沛的文化環境裡。

我突然感覺到,戲劇它不能改變人的生活,但可以改變人的看法。日本之後,我一點點拋棄原來那種特別象牙塔的東西,因為它們跟“人”無關。如果戲劇能夠跟更多的人發生交通往來,才重要。如果一直徘徊在學院派灌輸給我的東西里邊,我覺得特沒出息。

話是這樣說,但我還是躁動,想排戲。本來我可以待一年,但半年後我就回北京了。回來的時候,哥兒們已經是大款了。我在日本,一天基本只吃牛肉丼,一頓才花300日元。我集結了七八萬元人民幣就回來了。哥兒們牛了,你們什麼臭電視劇,破廣告,跟我沒關係了,哥兒們排戲了。

我排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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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海報

達里奧·福(Dario Fo)是一個社會性的劇作家,他面對的是人的尊嚴和公平問題,這些問題很具體,跟具體的人產生巨大的關係。討論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只有放到更大的人群裡去才不虛偽。所以這部戲我一開始就要做大劇場。製作人覺得沒人看,我堅持說,小劇場堅決不行。

我們就在北京人藝演,800人的場子,前10場稀稀落落沒幾個人看。大家急了,說,虧了,完了。我心說,虧不虧跟我有什麼關係,虧,你們製作人就得承擔,人生你都得承擔呢,這點事兒你都承擔不了?人家就說,又不是你賠錢,我說,我這兒還賠名聲呢。因為大劇場小劇場,我們就吵起來,“沒人看,沒人看,怎麼辦”,不可開交。我還給人出主意,賣不掉票你就降票價,或者乾脆請大家進來看。這才是達里奧·福最初的意圖。

主演是陳建斌,那時候誰知道他是誰。我跟他排完,我說,30場挺多的,咱倆得堅持住。後來,為了堅持,我自己也上臺。我現學了幾下吉他,在舞臺邊上坐下來彈。就這麼堅持著,前10場是真沒人。後來他們把票賣起來了,我記得,800多人的場,全滿。我親眼看見,一個笑點弄完,那效果就跟拿一根火柴點著似的,呼啦一下。觀眾的笑聲真就像海浪一樣,從第一排往後蔓延,哄……特別快就過去了。太來勁了。

那是1998年。達里奧·福那時候已經得諾貝爾文學獎了,我本來是學文學的,早就喜歡他。兩年後,我和廖一梅到米蘭參加一個藝術節。見到了達里奧·福,我跟他那張合影就是廖一梅給我倆拍的。這張照片,現在都不知去向了。

到了米蘭,先見了達里奧·福的愛人,到了她的辦公室,我們見到一位特別優雅的女士,達里奧·福作品演出的錄像帶,她送了我們一堆,我就提溜著一個大兜子去見達里奧·福。在他們夫婦離辦公室不遠的家中,我們見到了達里奧·福。我說:“我從中國來,就想見見你。”我帶著報紙上的報道,給他看陳建斌主演的劇照。他說:“你排的這個戲,看的人多嗎?”我說:“很多人看。”他聽了就笑,說:“很多人看,這還是我寫的戲嗎?”

後來我想起來,覺得應該問問他作品裡關於音樂創作的部分,但當時沒問,挺遺憾的。但沒關係,也挺好。《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裡,陳建斌有句臺詞,大概是說:我一直看不上那幫先鋒派,十個八個破紙盒子,十個八個破電視放在舞臺上,這就是先鋒嗎?我看這是譁眾取寵。

孟京輝:“先鋒”,多好聽的一個詞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劇照

別人說我拿這話自我揶揄,其實我是諷刺那幫批評我的人呢。

也說不上誰率先使用“先鋒”這個詞,反正大家就管我們排的這些戲叫先鋒戲劇,因為區別於當時中國比較現實主義的主流戲劇。這個詞仔細想想,還挺好。“先”是一個時間概念,就是時間上你比它早一些,走在更前面,“鋒”是一個物理空間概念,它更銳利一些,可以破掉一些東西。所以,“先鋒”,它準確而寬廣,多好聽的一個詞。

去日本的時候,我跟廖一梅說,是不是應該寫點男女之間的激烈衝突,特別來勁。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有一個電影叫“捆著我,綁著我”,講的是從精神病院重返社會的年輕人裡奇,找到自己鍾愛的色情片女明星示愛,他示愛的方法是綁架她,囚禁她,要求她“像他愛她一樣愛他”。電影易於展示現實細節,而戲劇可以更寬廣地表現這種劇烈的情感。

關於“劇烈情感”的想法,我在日本的時候廖一梅跟我聊過一點。等我回到北京,她說,要不要發展一下。她已經寫了好多相關的臺詞,只是沒有合在一起。

說發展就發展了,發展成了一個劇本,就是《戀愛的犀牛》。劇本我一讀,太好了,我有感覺,願意排。我找了張廣天做音樂,我做導演。我把廖一梅文字的力量、演員、音樂這些東西,湊到一起,再加上自己的文學思緒,開始排。排到後來,我感覺到,這個戲能噴發出來。

孟京輝:“先鋒”,多好聽的一個詞

《戀愛的犀牛》劇照

《戀愛的犀牛》不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戲。一個犀牛飼養員,殺了犀牛,把犀牛的心掏出來,獻給他的愛人,現實生活中哪有這種事。但它透露出來的是一種篩選過的人類的極端情感,實際上就是你和我、男和女之間永恆不變的東西。

落實到演員表演,就不能太寫實。《戀愛的犀牛》1999年首演,到2003年重排,男女主角換成段奕宏和郝蕾。段奕宏那時還叫段龍,後來他是演好了,排的時候很艱難,因為最開始他的問題就是表演太寫實。我希望他可以從寫實出發,但最後要達到一種美好的抽象的狀態。可這種表演跟電影電視劇的不一樣,不是每個演員都能輕鬆達到。段奕宏在過程中就很痛苦,我太知道這種掙扎是怎麼回事兒了,演員身臨其境,實際上很脆弱,同時也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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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的犀牛》劇照

這個戲到現在,馬上20年。已經有過十幾個版本,演員換過好幾撥。大家說,它成了一個經典。你要問它現在自由生長了嗎,我覺得並沒有。儘管有時候,在蜂巢劇場,年輕觀眾明顯都不認識我了。有一次《戀愛的犀牛》演出,我去歡迎大家。一般觀眾來看戲,碰到我在,太高興了,“孟京輝來了”。那天,我舉著話筒,一看就知道,大家眼神裡有疑問,“這誰呀?”我開始說話:“歡迎大家來,我們今天要演的是《戀愛的犀牛》,我是這個戲的導演,我叫孟京輝。”“哦,哦……”他們反應過來。但是大家都認《戀愛的犀牛》,知道好多從這戲裡出去的金句,知道廖一梅。

它沒有自由生長,是因為,往往它長一長,我就給它扳回來。而且這一“扳”,還挺重要。為什麼它能活這麼久,除了可能因為劇本好,我們的表演觀念對頭,我、演員、舞臺美術不斷地變化,符合當下審美。20年、30年就在不斷改動中走了過去,很來勁,很銳利,也很迷人。

本文選自:《光榮與道路——中國大時代的精英記憶》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週刊》微信公眾號 2018年10月20日

《光榮與道路——中國大時代的精英記憶》

《三聯生活週刊》編著

宗慶後、俞敏洪、王堅、資中筠、林毅夫、張維迎、李銀河、潘建偉、譚盾、張藝謀、李寧、陳平原……四十位行業領袖、高層智囊口述,分享他們的創業歷程與行業新知,折射中國社會不同尋常的發展軌跡和成長邏輯。

孟京輝:“先鋒”,多好聽的一個詞

ISBN 978-7-5143-7611-1,55.00元

本書是當今中國各個領域翹楚、行業領袖人物、國家高層智囊的集體傳記,通過他們的口述,重現了他們的成長與創業歷程,並以此解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人精神氣質的重塑。作為站在中國各個行業最頂端的人,他們分享了相關領域最前沿,而且是最富前瞻性的真知灼見與相關資訊,有助於廣大讀者準確把握行業的脈搏和走向,理性看待中國社會的真實狀貌,探索未來的發展與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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