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美國總統簽署行政令，要求美國政府各部門強化優化“布薩特”計劃。所謂“布薩特”計劃，是英文簡稱“BSAT”的音譯，原文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意思是於利用生物手段的規模殺傷和防治殺傷相關的“生物國防”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行政命令說，“布薩特”計劃是基於風險防治的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計劃，各部門必須在行政令簽署後限定時間內全部落實。
美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軍方等做了背景介紹。“生物武器”是原子彈發明以來又一個大規模殺傷武器，而且，用生物武器的一次進攻的殺傷力可以大大超過拋擲一顆核彈的殺傷力，生物武器的製造工藝和使用手段的複雜性都超過原子武器，因而防治手段也就更加艱難。2001年9/11恐怖襲擊以後，調查說明，生物武器正在全球規模擴展、其中包括恐怖組織掌握和可能隨時使用生物武器的巨大可能。為保護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國土安全和公共安全，就必須強化優化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布薩特”計劃。
美國軍方和美國衛生部等部門的文獻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冷戰以後，有日內瓦等國際條約限制或禁止那些基於細菌和化學技術產品等生物武器的使用；可是，國際社會至今沒有限制或禁止使用基因手段和轉基因技術產品的國際條約，給世界各國留下巨大空間發展基於基因手段和轉基因產品的生物武器。
早在1970年代中期，轉基因技術的工商前景已經十分明朗，而且，當時正是冷戰高潮階段。於是，美國軍方和智囊團學界的許多學者科學家開始了一個辯論：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大規模殺傷力的可能性已經很明顯，我們（美國）的敵人蘇聯已經開始了相關科研。我們（美國）有沒有辦法預防和治理那種殺傷武器及其後果？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才能取得比蘇聯更強的優勢？
那些辯論的結果，是轉基因武器和防治手段的科研項目的上馬。經過多年科研實驗，美國軍方學者發現，利用轉基因手段做生物武器的可能可行性多種多樣，其中殺傷力最大、進攻最隱蔽和後果最難治的手段，是轉基因動物、轉基因作物、轉基因食品、以及轉基因藥物幾個方面，而這幾個方面是可以混用的、是可以在人體內或環境中潛伏一段時間才發生進攻作用，其後果跟原子武器後果相當甚至更嚴重；其殺傷與後果的目標可以是當代現有的人群和環境、也可以是後代未來的；因而，如何防治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生物武器的進攻、就是個特別艱難複雜的國防課題。
19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美國方面最大擔憂，一個是原子武器流竄到“問題國家”或恐怖組織，再一個就是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生物武器流竄到與美國為敵的國家或恐怖組織。那擔憂程度，使得美國軍方公開議論說：冷戰時期，美蘇雙方都是自我限制地研究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生物武器，那種幾乎處於美蘇兩國“壟斷”的狀態極大地限制了那些武器的使用和外竄；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那種限制不復存在，大大增加了全球性的來自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生物武器的進攻威脅。而美國衛生部則警告說：恐怖主義的攻擊目標可能就是您的食品。
冷戰結束後大約十年，9/11恐怖襲擊和伊拉克戰事爆發。美國方面發現，戰事之前，伊拉克當局已經掌握了足夠發動幾次使用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生物武器的規模進攻的技術，其主要內容是作物和藥物的手段的襲擊。這個發現，使美國大吃一驚，迫使美國的相關科研及管理措施浮上水面，並將其命名為“布薩特”計劃，當然，對相關科研的資助撥款也隨之顯著增加。
“布薩特”計劃浮上水面後，美國官方不但大大增加了相關科研開支，還強化了大眾教育、向民眾說明生物武器（特別是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生物武器）的風險；當然，他們也老實地告訴社會民眾，一旦那種進攻發生，美國還沒有足夠的技術措施做出有效的防治和彌補。
譬如，美國中情局發佈的大眾教育文獻說：美國國家科學院等機構的科學家的專題座談指出，21世紀的生物武器進攻將是基於基因技術的“更暗地”的即更隱蔽的恐怖主義活動。澳大利亞等國家科學家的科研實驗說明，利用轉基因技術把“殺傷基因”（weaponized-gene）成分分解後導入體內；平時似乎一切正常，而一旦那些成分彼此相遇，它們就開始發揮至病、至殘或至死的作用。而導入方式多種多樣，可以在美國或其它國家對美國公民實施；在潛伏期，現有醫療技術還無法做出及時準確的判斷。因此，基於基因技術的武器的進攻是更暗地或更隱蔽的，是更難發現和更難預防的。
2008年12月02日，受美國國會委託，美國“大規模殺傷武器及恐怖主義防治委員會”的一些學者收集了包括歐美和亞非各國各地的大量資料，給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發了份題為《世界在風險之中》的長篇報告。該報告說，美國和全球面臨的恐怖襲擊威脅還在繼續發展，該威脅主要來自難以防治和彌補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原子武器、另一個是生物武器。
該報告說，美國和俄國擁有世界絕大部分的原子武器，因而，只要兩國和其它核武國家合作，控制使用原子武器還是有希望的。然而，美俄卻無法擁有大部分生物武器：如今條件，一個私人機構就可以擁有轉基因技術和大規模殺傷力的生物武器；目前和可見未來，生物武器襲擊的威脅和風險絲毫不亞於原子武器、甚至可能更大和更嚴重，因而，如何防治生物武器的恐怖襲擊，不但是當務之急、也是長期需要的重大的國安課題。為此，不但要強化優化相關的科研，還需要強化公民教育、使民眾社會對生物武器的攻擊風險有足夠的認識。
布什當局接到報告，大大增加了相關科研的資助。2009年奧巴馬登臺，該委員會再次提交報告。今年，奧巴馬當局以強化優化“布薩特”計劃為主題而簽署了行政命令，把“生物國防”提到了更新更高水平。
由於保密，不知道基因武器和轉基因武器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和有哪些裝備。然而，既然“布薩特”計劃是以防治為主的計劃，那就說明美國對基因和轉基因技術及產品的殺傷力已經有了足夠充分的證明和認識，說明該類生物武器已經發展到可以使用的相當高水平了，否則，針對什麼和怎麼搞防治計劃呢？
就發展看，可以說，轉基因技術及產品正在或已經成為不亞於甚至比原子彈威脅更嚴重的大規模殺傷手段和武器。就原子武器說，由於動靜大，任何國家在任何角落做研製，還沒用上呢，別國就會知道了，發達國家還可大體知道其可能的性能威力等各項指標，從而可以部署預防措施。而就基因或轉基因為主要手段的生物武器來說，一個私人機構做了研製，可能外界誰也不知道，不知道它的性能和威力、也不知道它的攜帶手段和流通渠道，甚至目標國的任何一個都市飯館或任何一片鄉村農田都可能成為人不知、鬼不覺的生物基因武器的製造場所和儲存場所，因而，難以採取預防措施，其殺傷威脅就更嚴重。
對此，美國的基本思路是：任何科學技術，包括轉基因科技，既有造福人類的一面、也有傷害甚至毀滅人類的一面。原子能可以發電，也可以成為大規模殺傷手段，因而，利用核能發電的首要考慮之一，就是風險管理，譬如防止核輻射或核洩露等。同樣道理，轉基因技術可以用來補充能源需要等問題，也可以成為大規模殺傷武器，因而，利用轉基因技術的主要考慮之一，就是風險管理，譬如如何防治基因武器或轉基因武器的襲擊，為此而再次擴展“布薩特”計劃。
讓生物戰爭走進國防視野
近年來，隨著基因技術的成熟與推廣，圍繞轉基因食品安全的討論不絕於耳。然而，更令人擔心的是基因技術的另一大用處——基因戰爭。美國推出的旨在強化生物國防的“布薩特計劃”，就暴露出了可用作進攻性武器的轉基因生物的冰山一角。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未雨綢繆，加強防範，切實築牢確保國家安全的生物國防。
據專家研究，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爭，是漢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由匈奴人最早開始使用。漢匈戰爭後期，由於漢軍攻勢凌厲，匈奴軍於是將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漢軍經過的道路和水源上。漢軍觸及、食用這些牛羊，或者飲用遭到汙染的水源後就會染上疫病，喪失戰鬥力。漢武帝時期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來後很快病死了，現在看來，這位暴病而亡的一代名將，很可能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現代生物技術很早就應用於殘酷的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曾經在天津對義和團以及清軍發射氯氣彈，綠煙瀰漫之中，數千軍民喪生。1937年8月爆發的淞滬會戰，日本軍隊就開始使用毒氣，武漢會戰後，日本軍隊更是肆無忌憚。侵華戰爭期間的日本生產過746萬發毒氣彈，同時還研製了可以破壞水源、殺傷人畜的生物武器。其中，石井四郎等人組建的“滿洲第731部隊”，先後在諾門罕戰役以及浙江寧波、湖南常德、山東西部等地使用了細菌武器，犯下了滔天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不加審判為條件，獲得了“滿洲第731部隊”的資料和成果，成為掌握生化武器的大國。
200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宣佈美國完成了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繪製。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總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稱他拒絕支持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這些令人不安的信息，意味著生物戰爭的威脅進入了一個令人恐怖的新階段。
2010年7月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行政令，要求美國政府各部門對先前部署的生物國防“布薩特計劃”提出進一步優化和強化的安排。該行政令指出，“布薩特計劃”的防禦目標是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國土安全和公共安全，是基於風險防範的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計劃，各部門必須在行政令簽署限定時間內全部落實。這項計劃針對的是可用作進攻性武器的轉基因生物。
受保密限制，難以瞭解美國基因武器和轉基因武器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但既然“布薩特計劃”是以防禦為主的生物國防計劃，可以表明，美國對基因和轉基因技術以及產品的殺傷力有了足夠的證明和充分的認識。在生物技術領域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國，已經開始部署防禦生物技術武器進攻的生物國防計劃，而在生物技術領域遠遠落後的中國，應該怎麼辦？
在全球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現階段，中國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是第一位的頭等大事。因此，採取以下措施或是未雨綢繆之策：樹立新時期生物國防的戰略地位，制定生物國防計劃，提高全民生物國防意識；堅持統一集中管理，把水和糧食等關係到人民健康和民族安全的戰略產業和命脈領域，牢牢掌握在國家公共部門手中；重視基因技術研究，集中國家力量力爭走在世界基因研究前列，切實增強生物國防的科技儲備和生物戰爭的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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