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正流行的《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第81頁上赫然有一幅圖片：這是一尊
隋代的漢白玉阿彌陀佛像，介紹中說它來自河北保定韓崔村崇光寺。佛像高5.78米，尺寸巨大，雕琢細緻。佛像的左右原脅侍有兩個較小的菩薩像，其中一尊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另一尊下落不明。
令人意外的是，這樣一尊古老華貴的佛像，竟然是中國政府於1935年—1936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之後捐贈的。這樣的佛像國內都不多見，可以說珍貴無比，捐贈給大英博物館的理由是什麼，所謂“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又是何物？
每當我們輕輕翻開塵封的歷史，總忍不住發出聲聲嘆息。這尊佛像正是當年積貧積弱的標記，訴說著八十多年前的落後和無窮遺憾。
（一）為了君王的婚姻紀念
1924 年，32歲的猶太裔英國人斐西瓦樂·大維德（Percival David，1892-1864）來到中國北京。他1892年出生在英國殖民地印度孟買，是一個富有銀行家的兒子，他的父親薩森·大維德是印度銀行的創始者。
當時故宮博物院還沒有正式成立，大維德在紫禁城中看到數不盡的皇家珍寶被打包在箱子裡，雜亂無章地放置著，他建議故宮官員挑選合適的宮殿陳設出一些珍寶。從此他和中國，尤其和故宮、和瓷器結下了緣分。1929年7月24日，大維德捐款5073.05 元，用於景陽宮後院御書房的修繕和瓷器陳列櫃購置，這裡被作為故宮博物院的宋、元、明陶瓷陳列館。他參與了這個陳列館相關陶瓷展品的遴選、展覽設計以及說明標籤的撰寫。同年8月10日，大維德被聘為故宮博物院顧問。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維德頻頻往返於中英之間。1934年，突發奇想的大維德發動英國東方陶瓷協會和皇家藝術學院，通過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向中國國民政府提出，希望在倫敦組織“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這個提議的產生原因無非以下幾點：
首先，當時英國國力強盛，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這種國際性展覽是彰顯英國實力和開放性、滿足英國國民自豪感的一種手段；
其次，1935年11月28日是英王和王后的銀婚紀念大典。在這之前，中國國有藝術品從未以官方渠道正式送到國外展出，如果展會組織成功，恰可以用來作為祝賀的獻禮。這是舉行展會的直接原因。
再次，英國乃至西方國家的一些貴族、學者對中國古代文化很有興趣，他們願意交易和收藏瓷器和青銅器等中國文物，展會為他們提供了進行商業籌劃的機會。
中國國民政府非常重視這個提議。以蔡元培為首的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討論後指出，“道途遙遠，運輸困難，且免外間滋疑，而有表示請政府重加研究，不必參加者”，實際不贊同以故宮文物出國。但國民政府認為，1930年在倫敦舉行“意大利藝術展”能夠“使英、意過去之誤會根本銷除，兩國由是親善”，且“獲利三萬七千鎊”（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王世傑提交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畫近況報告》），以為通過“藝術品外交”能夠改變西方對於中國的認知，增進中英感情，重建、提高國際形象。1934年10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正式成立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將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主體的大量中國文物運往倫敦舉行展覽，一時輿論大譁。
1935年1月20日，北平各大報刊發表王力、林徽音、金嶽霖、朱自清、李健吾、梁思成、張奚若等二十八位學者的聯名公開信，提出批評意見：其一，王世傑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畫近況報告》中，只說展覽“目的在謀中國藝術品之國際欣賞,藉以表揚我國文化,增進中英感情”，實際上這是
慶祝英皇加冕二十五週年紀念的賀禮。其二，所有的國際展覽會藝術品都會在運輸過程中加以保險，公開信指出“1934年法國盧浮宮運往美國展覽的惠斯萊之母親肖像一幅，保險費一百餘萬美金，並有軍警及便衣偵探隨行保護”。而本次中國古代藝術展，英方竟然認為保險費太高，有類浪費，聲稱過去展覽會極少意外之事件，要求中國選送的這些無價之寶不加保險，簡直是“戲談”，“來意不善”。其三，英方要求在英方遴選人員到達中國時，把故宮已裝箱封存的古物“即行開箱，俾得從速選定”，這種要求非常荒謬，“故宮古物，為我國所有，選擇之權，應屬之我，豈有開箱倒篋，任人挑選，以自示無能耶。”其實，英國派來的五位遴選者中，居然有曾經大肆盜取中國文物的臭名昭著的伯希和（Paul Peliot，1878—1945），公開信質疑英國推薦伯希和來華，是否別有用心。學者們希望嚴定國寶範圍，元朝以上的書畫瓷器概以印刷品代替，不送寶物。選送展品由中國決定，“方為不失體度”。
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盜經
此外，徐悲鴻痛罵說“中英藝展將國寶遠送赴英，而不保險，誠心拆個大爛汙者，蓋無先例。” 陳寅恪、顧頡剛等四位清華大學教授 批評說，故宮珍寶久藏宮中，“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一睹而不可得，今英人一紙，遂允所請，厚人而薄己，所謂國寶者，亦不過政治家之一份壽禮而已，於國何有？”劉敦楨、錢稻孫、許地山等學者們不斷髮文反對國寶赴英，然而，這些呼籲最終被當時的國民政府矇混過去了。對英方的種種不當甚至無理要求，當局竟照單全收。傾中國之力，賀英王之喜，荒謬否？
（二）“這是英國人的展覽”
1935 年 4月 8 日至 5月 5 日，為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遴選出的上千件文物在外灘23 號的中國銀行（原德國總會康科迪亞俱樂部）舉辦預展，目的一是為提前瞭解展品在西方風格建築中展覽的效果，二是為滿足本國國民的觀展願望。畢竟自九一八以來，故宮博物院的六萬多件南遷文物就緊鎖庫房，想不到它們再次出現在本國國民面前，還是“沾了英王的光”。
上海預展的票價為每人 2元，四倍於當時的電影票價。僅開展當日就吸引了兩千多參觀者，後來出於安全考慮，將每日參觀人數限制在三千。預展一共28 天，參觀總人數近6萬。
德國總會外景
原則上說，這些展品的選擇由中英雙方共同確定，實際上英方遴選委員會才具有決定權。正如同徐悲鴻所嘲諷的，英方人員以收藏家與古董商為主。五個英方委員就有三個並非學者，分別是收藏家大維德、歐默福普洛斯和拉斐爾，另外兩人分別是中國學者極為憤恨的伯希和和大英博物館東方部負責人赫伯森。
英方的選擇標準頗有“意思”：
首先，大約是出於“為王室賀”考慮，英方格外看重蓋有乾隆、嘉慶御寶硃印的皇室收藏，缺乏乾隆題款、印章的作品則不屑一顧；對與歷代皇帝、皇后相關的藝術品極其熱心，選擇了宋太祖像、宋太宗像、元帝像冊、元后相冊，以及清世祖、清高宗、清室親王等皇室作品；
其次，這次展會由英國的東方陶瓷協會發起，遴選專家大維德是海外的中國瓷器收藏大家，他們認為英國人最瞭解和最喜愛的也是中國瓷器，因此傾向於選擇瓷器而非中方專家希望的中國書畫。最終在展會上展出的786件中國官方藏品中，瓷器佔351件，接近一半。
再次，中方認為郎世寧是意大利人，和“中國藝術”沒什麼關係。但英方堅持挑選了郎世寧的山水和《瓶中富貴圖》兩幅畫；
最後，國民政府曾說“凡只有一件之絕品不入選”，實際上李昭道《春山行旅圖》、米芾《春山瑞松圖》、宋徽宗《紅蓼白鵝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等都是孤品、易損品，卻出現在出國名單中。但
英方還是對中方拒送孤品的要求極為不滿，決定在歐洲、美國、日本等地另尋珍品。實際展會展出的三千多件藝術品中，中國官方送出的大約只佔1/4，居然成了“陪客”。
（三）百靈頓大屋的中國古代文化盛宴
上海預展結束後，1935 年 6月 7 日黎明，英國軍艦薩福克號載著九十餘箱展品從上海碼頭出發駛向英國，7月25日樸次茅斯港，第二天，中國國寶來到倫敦的皇家藝術學院。在運輸過程中，第36箱所裝雄精天中瑞景山子被磕損出數個碎片，幸而其他文物尚完好。
大維德(右五）與中國隨展組成員開箱點交文物
1935 年 11 月28 日，“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倫敦百靈頓大屋（Burlington House）舉行，這一天正是英王和王后銀婚紀念日。數日之後，英王喬治五世等人參觀了展會，12月3日的北平《世界日報》有所報道：“今日午後英皇與後，偕其媳康特公爵夫人，至柏林敦廈中國藝展會作私人參觀……扈從者尚有魯意斯郡主、維多利亞郡主、賴姆賽夫人諸人，步繞各室歷一時半之久，對展覽諸品欣賞備至。”這大約是喬治五世公開參加的最後一批展覽，兩個月後的1936年1月20日，展會還沒有結束，喬治五世就駕崩了。
這是二十世紀規模和影響最大、展品品質最高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展覽會，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珍寶在海外的首次大型展出。展覽持續到次年3月7日，羅馬尼亞加羅國王、普魯士腓德烈克王子和瑞典王儲等也前往參觀，參觀總人次高達 420048 人，售出展覽目錄 108914 本。展覽期間舉行的中國藝術講座多達 25 場，諷刺的是，其中只有一場“中國古代的文化觀與歷史觀”講座是中國人做的，講座人是鄭天錫是第一位在國外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對中國藝術並不擅長，他獲得發言資格的原因大約是因為他當時是展會的國民政府特派委員。
中方特派委員鄭天錫與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學者斯彭德洛夫共同檢查展品
如今再回顧這次展會，在那個特殊年代舉行的這個特殊的展會，固然介紹了中國古代文化，其展陳情況也令人感慨萬千。上海預展中，中方將千餘件展品分成青銅器、瓷器、書畫和其他四大類，最重要的展廳陳列著唐代至元代的書畫，明清書畫和其他類展品放到一起，表示書畫是中國藝術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清書畫價值略低。
但到了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就成了“英國專家”的主場，展廳安排和展品陳列完全由英方決定，中方毫無發言權。他們為了展示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變遷，大體按照中國歷史朝代變遷來陳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於英方在展品徵集上的“貪婪”，導致每個展室平均要陳列兩百餘件展品，顯得非常擁擠。他們寧可把空間分配給藝術價值偏低但是很合“為英王賀”氣息的的漆器屏風和龍椅，也不願意讓給書畫，不少書畫被掛得太高，難以欣賞，為了節約空間，有的畫作題跋部分竟然不予展示。
展廳內部
在展出時，英國人擅自改動了中方提供的展品標籤，涉及內容包括作品的年代、出處以及估價。作為中方代表參與遴選的美國漢學家福開森感到憤憤不平，指出了英方擅改標籤所造成的專業錯誤，認為“事實上英方專家並沒有足夠的資歷來點評中國的國寶”。面對福開森的批評，大維德遮遮掩掩地說“可能是英方委員會的意思被誤解，或是中方專家弄錯了，畢竟是人都會犯錯的”。
佈置展會的英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並不深刻，卻並不考慮中方提出的意見。書畫作品多被裝裱在歐式風格的木框中，多少有些不倫不類。史學家傅振倫在參觀後批評說，“戈戟之反掛，文字之倒置，直無學術意味可言”，而對於“物品不辨真偽，名稱任意而定，年代錯亂，以及目錄中種種錯誤”，“英人固執成見，飾非文過，竟不接受。”
（四）大佛有淚：滯留異國的曲陽石雕
這次展覽中，有一尊出土於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崇光寺的隋代阿彌陀佛像，被放置在最顯眼的中廳。
主展廳
南北朝時期，河北曲陽成為了佛教造像中心。北魏晚期，曲陽大量出現白石佛教造像，藝術水平迅速達到高峰。隋唐時期，曲陽石雕趨於純熟自然，今天我們能夠在河北省博物院的“曲陽石雕”展廳看到歷代的曲陽石雕作品。
唐代孫四朗造佛坐像，唐代（703年），拍攝於河北省博物院曲陽石雕展廳
這尊隋代白色大理石阿彌陀佛像製作於公元585年，即隋代開皇年間，距今已有一千四百餘年的歷史。這麼高大、精美的隋代佛像，即使在中國國內也屬罕見。在國民政府送去倫敦的展品中，沒有出現一件石雕。這件曲陽石雕是怎麼出現在倫敦的展會上的？這就不能不提到盧芹齋。
盧芹齋這位著名文物販子是中國大量國寶流失海外的推手，他為了牟利，從中國國內盜掘、盜賣大量珍貴文物，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堪稱民族罪人。昭陵六駿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就被他以12.5萬美元盜賣給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這次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盧芹齋“積極參展”，借出了包括從龍門石窟盜走的石雕獅子等多件展品。對他來說，這是“銷貨”的好時機。
盧芹齋
昭陵六駿“颯露紫”
民國4年，盧芹齋把曲陽縣崇光寺這尊重約2噸的巨大佛像切割成3段，盜運到海外，至今切割痕跡仍然清晰可見。倫敦展會上，這尊佛像極受重視，擺在了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展會結束之後兩年多，
1938年7月27日的香港《立報》突然發出一條驚人消息，聲稱“為增進中英友誼起見”，國民政府購置了這尊巨型古代佛像，贈送給大英博物館。
如今，《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證明了香港《立報》的這個說法。這件阿彌陀佛像在大英博物館的編號是（1938.0715.1）。有人認為這是大英博物館知道佛像來路不正，欲蓋彌彰，至於八十多年前的真相如何，是誰提出捐贈，這尊被“捐贈”的佛像當時作價幾何，都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朦朧了。
（五）沉痛的紀念
這次展會，對英國王室來說，是一場光彩，對大維德和盧芹齋來說，是一場生意，對很多參觀者來說，是一次深刻的體會，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傷痛。
毫無疑問，大維德是這次展會最大的“勝利者”之一。他一個人就借出327 件展品，幾乎相當於中國官方提供展品的一半，佔全部展品的1/10。他 1928 年從中國鹽業銀行購得的清宮舊藏宋代官窯玉壺春瓶被選為這次展覽中最美的瓷器。
但是對中國來說，這次展會可以說是斑斑點點皆是淚。其一，這一次展會實際上是雙方國力的較量。作為展示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展會，中國卻沒有掌握主動權。展品選擇和布展幾乎全由英方決定，關注英國人的喜好，實際並未全面體現中國文化，葉恭綽就說“出品是否即可代表我國藝術之全部，不無疑問”；其二，中國的文物流失情況以一種非常直觀、非常慘痛的形式展現出來，中國傾力借出七百餘件國寶，只佔展品的三成不到，大量最精美、最有意義的展品來自海外藏家，堪稱流失國寶的大盤點。當時隨展的故宮文物專家莊尚嚴說，“蓋近年地不愛寶, 大河南北新出土之古銅玉器，十之又九，均舶載西渡”，正說出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情況：
日本的山中定次郎帶來了五件菩薩像，盜取自中國山西太原的天龍山石窟。這座有一千多年曆史的古老石窟，如今已經找不到一尊完整的造像。
日本的根津嘉一郎送去了他心愛的商代青銅方盉，被選為展覽會第一週的“最佳展品”。方盉的家鄉在中國河南安陽殷墟的侯家莊商王陵區，被盜掘後流失到日本。
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送去了盜自昭陵的“颯露紫”，此外，還送去了一件盜自河北易州一座古廟的羅漢泥塑。
瑞典斯德哥爾摩博物館送去了渦紋彩陶罐、彩陶缽和魚紋彩陶盆等中國仰韶文化時期的古文物，可能是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帶走，捐贈給博物館的。
……
在展會舉行的1935年，國民政府才頒發《古物出國護照規則》限制文物出口，文物流失情況稍稍得到控制。但是已經流散出去的，很難再回來了。昭陵六駿、隋代佛像、天龍山菩薩像、各種堪稱無價之寶的青銅重器……它們有上千年的歷史，但是百年來，它們只能滯留在遙遠的異國他鄉，這是當年貧弱之時的標記，將會一天天、一年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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