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防疫中，老年人是高危人群，又因往往患有基礎性疾病，一旦感染後治療複雜，死亡率相對較高。而近日，這樣一則新聞令人振奮，3月3日，98歲的老人時榮在武漢市第一醫院治癒出院。隨她一同治癒出院的，還有其79歲的女兒和46歲的外孫女。一場疫情的發生，既讓我們意識到生病的脆弱，也使我們感受到醫療的進步。
人類是一種設計不夠完善、功能不夠齊備、容易黑屏、死機、時常需要維修的造物。醫療的進步，乃至生物工程和仿生工程可以治療我們的種種病患，改進我們的種種缺陷。伴隨老年醫學革命的進展，我們必將迎來一個老齡化的社會，而這也將帶來一系列的政治與社會問題。
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一書中，弗朗西斯·福山以政治學者的身份跨界現代科技領域，以未來學家的口吻對此發言。儘管這本書寫於2002年，距今已有近二十年，不過它對於生物科技革命的後果預測依然值得我們反思。這本書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月份還曾因一位在年輕患者在“方艙醫院”病床上心無旁騖地閱讀他的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而“走紅”網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於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舒華茲講座、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曾師從塞繆爾·亨廷頓。曾任美國國務院思想庫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著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他的第一本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讓他一舉成名。
福山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上，追問和反思現代生物技術對於人類未來的影響。現在醫療技術雖然能保持人體存活，但卻缺乏生命質量，生物技術的發展將迫使我們在壽命延長和生命質量之間進行選擇。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巨大的看護療養院嗎？伴隨平均壽命的延長，政治、社會及學術的更新會更緩慢？我們是否會需要採取制度化的“老年歧視主義”，以推動社會更新？而當現實社會極端老齡化，人們仍然會傾向於認為社會是年輕的、動態的嗎？而當死亡成為可預防的疾病，我們還願意為別人犧牲生命嗎？
下文摘編自弗朗西斯·福山《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的第4章“壽命的延長”，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由理想國授權轉載。
許多人壽命太長，有些人卻很早殞命。更有聽起來令人奇特的信條：要死得其時！要死得其時——查拉圖斯特拉如是教導。
誠然，生不逢時的人，又怎能死得其時呢？倒是願他從未降生過！我這樣勸告那些多餘者。但即便多餘者也把自己的死看得很要緊，連最空心的核桃也願意被砸開來。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21
現代生物技術影響政治的第三條途徑是通過延長壽命，並由此產生人口統計和社會的變化。對美國來說，二十世紀最成功的醫藥成就之一是將人類的壽命延長，從1900年平均男性壽命48.3歲和平均女性壽命46.3歲，提高到2000年平均男性壽命74.2歲和平均女性壽命79.9歲。這個改變，與許多發達世界的急劇下降的生育率一起，在全球政治層面造成了極大的人口下降，這些影響無疑人們已經能夠感知。基於目前的生育和死亡模式，2050年的世界將與今天截然不同，即便在這期間，生物技術沒有延長人哪怕一歲的壽命。然而，生物技術不會延長人的壽命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它還有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巨大變化。
通過生物技術而產生的人口壽命的延長也會對社會的內部結構造成深遠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影響是如何管理社會等級結構。
制度化的“老年歧視主義”會成為現實嗎？
人類，在本性上與靈長類一致，都是對社會地位敏感的動物，從很小就開始熱衷於建立五花八門的社會等級結構。
壽命的延長會對現存的大部分以年齡為特質的等級結構產生肆虐性破壞。傳統上，這些等級結構屬於金字塔狀，前任的去世會讓下一輩競爭者躋身高位，同時，人們普遍認同的65歲退休的人為限制也支撐了這一金字塔的維持。然而，當人們普遍都能工作到60、70、80甚至90歲時，這些金字塔結構就會擴張成為梯形甚至是長方形。以往一代人取代一代人的自然趨勢會被三、四甚至五代人共存的場景所取代。
現在對於年齡有著政治正確的限制：年齡歧視也與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同性戀歧視一道，加入了被禁止的行列。在由年輕人主導的社會，比如美國，對老年人的歧視是存在的。但從另一方面考慮，代際替換也有合理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對社會進步和變遷產生相當的激勵。
許多觀察者已經發現，政治變革通常發生在代際之間——從進步時代到新政時代，從肯尼迪時代到里根主義。這並不神秘：同一世代出生的人會一同經歷主要的社會事件——如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性解放等。一旦人們的價值觀和偏好受這些事件的影響而成型，它們就只會在新環境中做出微調，想要從整體上改變難上加難。比如，在南部的艱難時期長大的黑人，很難不將一個白人警察看成是種族分離壓迫機制下不值得信任的代理人，他可能不會考慮這在北部人們的生活中截然不同。那些經歷過大蕭條的人會對孫輩大手大腳的花費感到不安。
學術生活也與政治生活一樣。在經濟學領域有這樣的一個傳說，每經歷一次重要學術人物的葬禮，經濟學就會有一次新的進展。這樣一個事實真實得讓人難以置信。每一個基本範式的流行（比如，凱恩斯主義或弗裡德曼主義）都奠定了一代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看待問題的方式，但這一視角的形成並不是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基於客觀的證據，而是仰仗於發明這一範式的人是否依然活著。只要這些經濟學大人物依然佔據以年齡分界的權力機制，比如同行評議理事會、終身教職評定委員會或信託基金委員會，這些基本的範式就會穩固得不可動搖。
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隨著平均壽命的延長，政治、社會及學術的改變會變得更為緩慢。隨著三四代人在同一時間段工作，更為年輕的團隊將永遠沒有形成自己見解的機會，他們只會聚集成渴望訴求被聽到的少數群體，代際間的更換不再具有決定性。為了適應這種變化，這樣的社會有必要建立強制的培訓機制和到了一定年齡向下流動的體制。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一個人想要憑藉自己二十幾歲所學的知識和教育水平來應對接下來的四十年，已經幾乎不可能；那些認為工作技能保持五十年、六十年或是七十年不變的人更是荒謬得可笑。已經年邁的專家需要從社會等級中退出，不只是為重新獲得培訓，並且為從底層上升的年輕人讓出發展空間。如果不是如此，代際間的福利將會和等級、種族衝突一樣成為分裂社會的分水嶺。未來，隨著壽命越來越長，讓老齡人為年輕一代讓位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社會需要訴諸一些非人格化、制度化的“老年歧視主義”來使之得以實現。
老齡化的兩個階段：技術延長了壽命，卻增加了依賴
壽命延長是否會產生其他一些社會影響還大大取決於老年醫學革命的進展，也就是說，隨著人們壽命的增長，老年人是會繼續保持著體力和智力上的活力，還是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巨大的看護療養院？
發現任何能打敗疾病、延長壽命的方式，對醫學界是毫無疑問的喜事。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最深沉和最持久的擔憂，因此，對任何能夠推遲死亡的醫療技術進展表示歡呼，理所當然。但人們不僅關注壽命的延長——也關注生命的質量。理想狀況下，人們不僅希望能夠活得更久，也更希望人的能力能夠儘可能延伸到死亡降臨的那一刻，以使人不必要經歷死亡前的虛弱期。
儘管有一些醫療技術提升了老齡人的生命質量，但是許多技術卻只是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延長了壽命卻增加了依賴。比如，阿爾茨海默症，它使人腦的一部分失去功能，產生記憶喪失，最終導致老年痴呆；人們患上這些病症的可能隨著年齡的增加比例顯著提高。阿爾茨海默症的發生，65歲人患病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85歲的患病率是六分之一。發達國家不斷增長的阿爾茨海默症患者人數就是壽命延長的直接後果，醫療技術只是延長了身體的健康，卻沒能延長對神經性疾病的抵抗力。
至少對發達國家來說，現代醫療技術拓寬了兩種不同的老人年齡段。第一個老齡段從65歲到80歲左右，這一時間段人們可以期望自己過上健康有活力的生活，他們能盡力地利用社會資源發揮自己的長處。許多關於延長壽命的樂觀的談話都在這個年齡段中，事實上，這個年齡段已經成為人們對壽命延長的實際期待，這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現代醫學技術的令人驕傲的成果。這一年齡段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工作時間對退休生活的介入：簡單地從經濟理由推論，社會將萌生強大的壓力，要求延長退休年齡，並儘可能讓65歲以上的老人處在工作狀態。這當然並不意味著社會災難：年邁的工作人員可能需要重新培訓，並且要接受某種形式的職位向下流動，但大多數老年人還是會願意接受重新為社會做貢獻的機會。
第二個年齡段問題就更加突出。這個年齡段的老齡人已經80歲，體能已經完全下降，逐漸迴歸到了如同小孩的依賴狀態。社會普遍不願意多談這個階段，對此也缺乏經驗，因為它超越了多數人珍視的個人自主的理念。第一個和第二個老齡段人數在不斷增加，它們共同衍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狀況：當人們接近第一個年齡段的退休年紀時，他們的父母依然健在，還依賴他們的照顧，這會限制他們選擇的可能。
不斷增加的壽命是否會產生社會影響將取決於這兩個年齡段的相對大小，而相對大小又取決於未來生命延長技術進展的平衡性。最佳的境況是技術能夠同時推遲身體和智力兩方面的老化進程——比如，通過從分子層面破解所有體細胞老化的原因，從而延緩身體機能的老化進度。
這樣，身體和智力的老化將會在同一時間發生，只不過發生得更晚；那麼，處在第一老齡段的人數會增加，而第二老齡段的人數則會顯著減少。最壞的境況是高度不平衡的發展，比如，人類找到了保存機體健康的方法卻對延遲智力惡化無能為力。幹細胞研究可能會讓人體器官重新生長，但如果沒有平行的方式治療阿爾茨海默症，這項看起來偉大的發明只不過是能比現在更為長久地保持人的植物人狀態罷了。
第二個老齡段人數的爆炸性增長將標誌著國家“養老看護之家”場景的形成，這個階段，人們已經能夠活到150歲，但是生命的最後50年都依賴著看護人而存活。當然，現在還不能預測，到底是這一階段，還是讓人更為愉悅的第一個老齡段將成為主流。但如果沒能夠從分子層面發現延緩死亡的捷徑，僅僅知曉老化是一個逐漸累積的大面積的生理體系的破壞，那麼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未來技術的發展將會比過去做得更好，同時延緩體力與智力層面的老化。現在醫療技術僅能保持人體存活而缺乏生命質量，這是加重自殺率和安樂死的重要原因，它也讓傑克·凱沃基安（Jack Kevorkian）這樣的協助自殺和安樂死的醫生成為近年美國和其他地區的重要公共議題。
當現實社會極端老齡化，人們仍然會傾向於認為社會是年輕的、動態的嗎？
將來，生物技術的發展將迫使我們在壽命延長和生命質量之間進行選擇。如果這個選擇被廣為接受，它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但是兩者之間的取捨是非常艱難的：智力的點滴變化，如短時記憶能力的喪失或對信仰的更固執地堅持，本身很難進行衡量和評價；而前文所提到的政治正確的要求使得真實坦誠的評估更為困難，不僅有年邁親屬的個人需要面對，試圖形成公共政策的社會也需要面對。為了避免對老年人產生歧視的隱喻，或者吐露任何他們的生命質量低於年輕人的言辭，將來撰寫老齡化問題的人會被迫持續不斷地保持樂觀心態，預測醫療進步將會既延長壽命又增加生命質量。
這一現象可能在性慾上更為明顯。有一位研究老齡化的作者寫道：“阻擋老年人性魅力的無疑是那些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的洗腦式的說法，認為老年人性誘惑力極少。”老年人缺少性誘惑力真的只是因為洗腦的緣故嗎？！很不幸的是，按照達爾文進化論的依據，性別吸引力與年輕度息息相關，特別是對女人來說。進化過程產生性慾主要是為了繁殖的需要，過了生育黃金期，人類幾乎沒有“適者生存”的壓力保持性吸引力。這個結果意味著，在人生的後50年，發達社會的人們將進入“後性慾”時代，大多數的人將不再把性愛放在必須要做的清單裡面。
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中間斷年齡為60、70或更高歲數的時候，因此，對這種未來社會的生活會如何，人們仍抱有許多未解之謎。這樣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象會是什麼呢？如果你在機場的報刊亭駐足，你會發現雜誌上的封面人物都在20出頭，那正是大多數人青春靚麗、健康狀況極佳的時候。在人類多數的歷史時期裡，封面人物都反映了一個社會的中間斷年齡，雖然不僅僅限於展示美貌和健康。未來幾代後，當年輕的20歲僅成為人口中少數的一群，雜誌的封面會變成什麼呢？當現實社會變得極端老齡化，人們仍然會傾向於認為社會是年輕的、動態的、性感的、健康的嗎？隨著年輕文化走向終結衰落，人們的偏好和習慣都會改變嗎？
一個人口的平均人數向第一老齡段和第二老齡段傾斜的社會，將會對生與死的意義產生深遠的影響。幾乎到目前為止的人類歷史，人們的生活與認同不是與生育緊緊捆綁在一起，就是為了賺取支持自己與家庭的資源。賺錢養家與努力工作讓個人深深陷入社會責任的網絡，這個網絡中個人幾乎失去控制力，也常常是掙扎和焦慮的來源，但仍會贏得豐沛的滿足感。學習應對這些社會責任的過程塑造了一個人的道德觀和性格。
恰恰相反的是，處在第一老齡段和第二老齡段的人們對家庭和工作只有被稀釋的責任；已過了生育年齡的他們，主要與祖先或後輩聯繫在一起。處在第一老齡段的人也許會選擇工作，但是工作的責任感和由工作所帶來的強制性的社會限制將由一系列可供自由選擇的工作崗位所取代。在第二老齡段的人既不會再生育，也不會再工作，事實上，你會見到資源與責任的單向流動：流向他們。
這些並非意味著處於老齡段的人們一下子被御去了責任或不再有約束；它意味著生活將逐漸空虛化和更加孤獨，因為對許多人來說，是這些有責任感的聯繫讓生活有奔頭。當人們剛從努力工作和奮鬥的生活方式上退下來，它可能是一段明快的退休時光；但如果它將延續二三十年甚至未知何時結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對第二老齡段的人來說，雖然延長了卻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和失去勞作能力的壽命是否會愉快和充實，目前還難下定論。
人們與死亡的關係也將由此改變。死亡極有可能不再是生命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過程，而是一個像小兒麻痺症和麻疹一樣可以預防的疾病。如果是這樣，接受死亡將會是一個愚昧的選擇，面對死亡也不再是一個充滿尊嚴或崇高情操的行為。那麼，當生命可以無限向前延伸時，人們還會願意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嗎，或者人們還會諒解為別人犧牲生命的行為嗎？人們是會緊緊抓住因為生物技術進展而得到延長的性命，還是覺得無止無境的生命充滿空虛並且不可忍受呢？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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