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3日，全國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無論是主流媒體發起的投票，還是新興自媒體平臺的調查，網友表現出了一面倒的態度，支持棗棗、支持國內開放凍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不單單是一個女性主義的議題，更涉及到技術的應用。女性是否擁有選擇的權利是一回事，凍卵這項技術是否是一個好選項是另一回事。

新浪財經發起的投票 | 微博

對於前者，無論是網友，還是果殼接觸到的醫學專家、社會學專家中，沒有人不支持棗棗、於麗穎律師、展瀅瀅、阿爛和其他許許多多女性對單身女性生育權的爭取。就連開庭當天代表醫院出庭的醫生，都特意當面告訴棗棗，她理解棗棗的行為，也知道社會上的呼聲是怎樣的。

然而，對於後者，特別是對出於非醫療原因的社會性凍卵，警惕的聲音並不比贊同的聲音低。我們把另一面的聲音呈現出來，希望到了女性掌握選擇權的那一天，大家能在瞭解相對全面的信息後再做出選擇。

“非常昂貴的彩票 ”

凍卵常常被形容成女性唯一的“後悔藥”，可現實生活沒有百試百靈的後悔藥。杜小溪醫生是被告北京婦產醫院、卵巢組織凍存庫組建團隊核心技術成員，她非常理解棗棗的行為。她認為，單身女性應該擁有使用這項技術的權利，但同時，她也特別強調，

卵子是人體中最大的一個細胞，與精子相比體積要大得多，而且富含水分。“細胞裡面80%以上都是水，如果直接凍的話，就會產生很多冰晶，就把細胞膜給戳破了”，杜小溪醫生解釋說。凍卵技術的核心在於把細胞裡面的水置換出來，讓冷凍保護劑進去、撐住細胞膜。如今被廣泛使用的“玻璃化冷凍法”與早期的“程序化冷凍”（又叫慢速冷凍）相比，更簡單，更省時省力。杜醫生形容整個過程“非常簡單粗暴”：取出的卵子用濃度非常高的冷凍保護劑平衡過以後，直接被扔到-190℃以下的液氮裡。卵子沒有時間反應，幾乎是瞬間變成玻璃的樣子。這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冰晶的形成。

在凍卵過程中使用液氮丨londonwomensclinic

當女性準備懷孕，需要將冷凍保存的卵子復甦並受精，受精卵發育成為胚胎後再移植到子宮內。根據美國生殖醫學會和輔助生育技術學會（ASRM–SART）聯合發佈的冷凍卵子的臨床指南，目前玻璃化冷凍的卵子復甦成功率很高，可以達到90％～97％之間，但這只是第一步；之後精卵結合的成功率大約為71％～79％；到了受精卵移植過程，成功率降到17％～41％。

整個凍卵的流程有十多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有風險，都不能保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有些中介或媒體宣傳凍卵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成功率，往往只是一個步驟的成功率。綜合下來，單個冷凍卵子從復甦到成功懷孕的成功率只有2％～12％。“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的事實，”杜醫生說。

美國生殖醫學會在一份凍卵指南中給出的官方數據，並明確指出：凍卵並不保證生育| reproductivefacts.org

因此，凍卵與其說是買保險，不如說是買了一張非常昂貴的彩票。

既然凍卵不能保證生育，把使用凍卵技術和實現單身女性生育權畫上等號，或許就存在問題了。北京協和醫院醫學倫理學講師張迪告訴果殼，要區分開兩種權利。一種是女性獲得技術的權利。即使冷凍的卵子復甦率很低，哪怕只有0.1%，女性也有獲得這項技術的權利。但是，通過凍卵技術能不能實現女性的生育權，是另外的問題。類似的，我們每個人都有買藥的權利，但是如果藥物不通過臨床試驗就上市，個人的健康權沒有辦法得到保證。因此，國家藥監部門需要通過制度來保證藥物的療效，這樣才能保證公民的健康權。

對於凍卵這項技術，需要通過臨床試驗、通過國家藥監部門設置的技術門檻後，方能應用。多位醫生告訴果殼，涉及凍卵的臨床試驗已經在進行中，屬於某個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一部分。只是，恐怕大家還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醫療救濟手段還是醫療福利措施

凍卵技術最早是為罹患癌症的女性保存生育能力而應用的。現如今頻頻被媒體報道的凍卵案例大多屬於非醫療原因凍卵，又叫社會性凍卵。

雖然美國、英國等國家向所有女性開放了凍卵技術，但在歐洲其他國家，比如法國，和國內一樣，並不允許健康女性出於社會性原因凍卵。也和國內一樣，法國的部分單身女性也會選擇出國凍卵。即便是在開放了凍卵技術的美國、英國等地，國家生殖醫學協會也不鼓勵社會性凍卵，不鼓勵女性將凍卵當成一種生活方式。

因為凍卵使得女性不得不面對額外的風險。女性通常一個月只會排一個卵子。而為了保證未來生育的成功率，醫生一般建議凍20個以上的卵子，這需要藉助

女性的子宮與卵巢丨圖蟲創意

據杜醫生介紹，在藥物的刺激下，一個週期長出十幾個卵泡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水平，很多女性達不到這個數量，就需要兩個以上的週期才能取到足夠多的卵子。每顆成熟的卵泡會分泌200 ～300 pg/ml的雌激素，十幾顆的話就會達到上千的雌激素。

與此同時，如果因為有冷凍的卵子這條“後路”使得女性對未來產生錯誤的安全感，從而推遲生育計劃，這將導致35歲以上的高齡孕婦增多。相較於處於最佳生理育齡期的女性，高齡孕婦要承擔更大的風險，還要面對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等併發症。

然而，在中介和商家的廣告中，非但沒告知女性凍卵可能面臨的風險，還將凍卵塑造成和整形手術類似的生活方式，給消費者一種虛幻的期待——整容了、變美了、凍卵了，就能從此掌控自己的人生。

圖丨Bianca Bagnarelli for NBC News

針對國內的現狀，不鼓勵社會性凍卵的原因還有一條——社會性凍卵會擠佔稀缺的醫療資源。杜醫生拿自己所在的國內唯一一家卵巢組織凍存庫舉例。和凍卵相比，冷凍卵巢組織的優勢明顯：一片卵巢組織包含數百個卵泡；將冷凍的卵巢組織移植回女性患者體內，由於卵巢週期的恢復，可以使患者的內分泌功能得到恢復。杜醫生經手過的一個患者，放療後FSH（即卵泡刺激素水平，代表卵巢的活性，越高卵巢活性越差，一般大於40屬於絕經）升到了100多，處於絕對絕經的狀態。在把冷凍的卵巢組織移植回體內後大概三四個月，病人的FSH降到了10以下。

目前，這項技術只向女性癌症患者開放。由於政府的補貼，價格在7000元左右。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項技術也不會向健康女性開放。我國每年新發癌症患者超過300萬。大約70%在育齡期的女性癌症患者還沒有孩子，有生育的需求。她們更需要這項技術。更不用說那些沒辦法冷凍卵子的患者。杜醫生接觸過的最小的患者還不到一歲，卵巢只有小指頭指甲蓋那麼小。“說實話，癌症患者我們都凍不過來，”杜小溪醫生表示。

那麼，不對單身女性開放冷凍卵巢技術，是否能等同於否認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呢？對於凍卵技術，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一項技術是否得以開放應用，不光要考慮技術是否成熟，還是權衡考量現實條件的制約。有專家認為，在資源稀缺的現狀下，凍卵應該先被當作醫療救濟的手段；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才能被當作醫療福利措施。

因此，有醫學專家告訴果殼，即便在未來開放了凍卵技術，也可能不會一次性向所有女性開放。相關部門可能會對技術的使用設置一定的門檻，以保證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壞選項中最好的那個

除了醫學專家，國外不少女性主義學者也對社會性凍卵持謹慎態度。

早在 2014 年，蘋果和臉書就已宣佈將為女性員工報銷凍卵費用。國內的企業中，攜程也在2018年10月宣佈將為中高層女性管理者提供 10 萬元至 200 萬元不等的費用，還有不超過 7 天的帶薪休假，使她們能享有凍卵等高科技助孕福利。這些舉措都在媒體的渲染下帶上了女性主義的色彩。

然而，女性主義批評家們認為，這些舉措看似在幫助女員工解決生育和事業的難題，但最終可能導致僱主期望女員工通過冷凍卵子來推遲生育，從而把精力最旺盛的年紀全數奉獻給公司。而對於在工作上有企圖心、但同時也希望生育的女性來說，她們可能迫於同儕壓力，不得不推遲生育、選擇凍卵。甚至有可能形成這樣一種風氣——如果不凍卵，就是沒有為公司奉獻的精神。

圖丨chinadaily

美國健康法專家西瑪·莫哈帕特拉（Seema Mohapatra）擔心，如果在大公司的推動下，凍卵技術大範圍應用，女性的人生道路可能會僵化成兩條路線：推遲到五六十歲才生育的工作路線和早早懷孕生育迴歸家庭的媽媽路線。莫哈帕特拉認為，如果較早生育意味著女性不得不在事業上做出讓步，或者由於缺少家庭支持無法為孩子提供有保障的生活，那麼就不能說推遲生育體現了女性的獨立自主。她只是在所有壞選項裡選了相對好的一個。

讓女性不敢懷孕生育的現實社會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凍卵也無助於女性爭取更友善的工作環境，怎麼能說通過凍卵延遲生育有益於女性的獨立自主？

女權主義哲學家安吉拉·佩特潘納格斯（Angel Petropanagos）認為，凍卵並不能解決父權制的根本結構，更像是職業女性們為了解決當下的煩惱和焦慮而選擇的一個快速解決方案

圖丨AMRITA MARINO/mit technology review

更有學者擔心，凍卵會加大女性群體內部的貧富差距。看看凍卵女性的典型畫像：三四十歲仍未婚未育、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對自己的生活有話語權。不得不承認，這描述的絕不是貧困地區的女性。如果開放凍卵技術，

更危險的是，假如通過凍卵推遲了生育的女性為公司奉獻了大半輩子，到五六十歲後發現身體狀況不允許生育。她會怎麼做？是否會選擇花大價錢通過代孕來生育？原來貧窮的年輕女性通過出賣身體來謀生，現在她們多了一個選項——出賣子宮。當然，這是非常粗糙的推導，但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並非不需要警惕。

“如果是一項每個人都該擁有的基本權利，就應該是免費的，”杜小溪醫生說，“如果只有在大公司工作，或者只有花錢才能買到，怎麼能叫基本權利？”

為什麼女性要退而求其次？

與此同時，對於那些並非出於工作原因而選擇凍卵的女性來說，推遲生育只是不得已之舉。

耶魯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馬西婭·英霍恩（Marcia Inhorn）2018年對150位來自美國和以色列接受凍卵的女性進行了深度訪談。結果發現，這些女性大多是35歲以上受過高等教育的單身女性，她們選擇凍卵的原因並不是為了打拼事業，而是因為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可以與之建立家庭的伴侶。

英霍恩指出，長久以來，在討論凍卵相關話題時人們幾乎將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女性身上，卻忽略了男性在其中的扮演的角色，但生育本身就是涉及兩性的事。更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女性難以找到合適的伴侶？

圖丨Bianca Bagnarelli / for NBC News

有學者認為，這些三十後半、四十出頭的精英階層的女性知道自己正處於生育能力的終點，但仍然希望能等到那個理想中的伴侶，與之建立家庭。但同時她們也惶恐地意識到，所謂理想中的伴侶可能無法及時到來，自己無法在最佳育齡期成為母親，只有將目光投向了凍卵——凍卵更像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為克服基於性別的人口差異做出的讓步，而非自主選擇的結果。

醫學倫理學專家張迪認為，很多女性說想要凍卵是因為要打拼事業或者找不到合適的伴侶，這些都只是一個表面的動機，“為什麼要現在打拼事業？為什麼不現在尋找伴侶？尋找什麼樣的伴侶？我們需要不斷地去追問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如果說背後的原因都解決了，也許沒有那麼多人想要凍卵了。”

美國人類學家謝麗•奧特納(Sherry Ortner)在1972年發表了著名女權主義文章《女性之於男性，是否如同自然之於文化?》(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其中提到，女性的生殖功能——月經、懷孕、生育、哺乳等——使她們被視為更接近“自然”，而男性作為非生殖者，可以自由地在藝術、政治、宗教等領域進行社會活動從而被認為更接近“文化”。而人類創造的文化，又被認為是要超越、高於自然的，於是女性就被認為應該從屬於男性。

圖丨bioedge.org

幾十年過去了，女性生育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的衝突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凍卵或許可以推遲衝突發生的時間，卻無法改變衝突本身。也許唯有“解凍”一些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觀念，才能減少那些排隊等待被冷凍的卵子。

參考文獻

[1] Inhorn, M. C., et al. "Elective egg freezing and its underlying socio-demography: a binational analysis with global implications."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 16.1 (2018): 70.

[2] Inhorn, Marcia C. "The egg freezing revolution? Gender, technology, and fertility preserv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earchable, and Linkable Resource (2015): 1-14.

[3] Inhorn, Marcia C., and Daphna Birenbaum-Carmeli.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7 (2008): 17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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