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瀾，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現任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工程科技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兼任國家戰略諮詢與綜合評估特邀委員會委員、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科學、技術和創新顧問委員會委員、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非常任高級研究員、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網絡（SDSN）領導委員會聯合主席等。
日前，《知識分子》連線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請他從應急管理的角度談一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以及他的思考。
多一些理解和敬意
“抗疫是一場遭遇戰，在與看不見的病毒作戰中，有兩種人壓力最大”，薛瀾談道，一是奮戰在救治病人生死一線的醫生護士，她們前赴後繼，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真正體現了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的光輝；二是疫情防控一線辛勤工作的各級公共管理者和決策者。
“面對複雜的疫情變化，以及層出不窮的社會管理問題，他們要承受來自上級部門和社會等等各個方面的壓力。面對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疫情，他們做任何決策都有可能受到指責與批評。”薛瀾表示，應給予公共管理者多一些理解和敬意。
應急管理跨部門協調難題有解嗎？
《知識分子》：目前政府面對應急事件的跨部門協調機制是怎樣的？
是否需要一個可以牽起所有部門的“前線指揮部”？
薛 瀾： 跨部門協調始終是中國治理體系的難題，在本次疫情中也更集中地顯現出來了，例如物資調配、經濟生產與防控平衡等等問題。
2003年之前，中國的應急管理基本是部門主導，重大事件成立一個綜合性的指揮部。
2003年“非典”之後，國家在這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較系統地重構了我們的應急管理體系。
據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同志後來回憶，在2003-2008年間，光是國務院層面關於應急管理的會議就開了一百多次，最後形成了“一案三制”為基礎的新一代的應急管理架構。
其中體制方面就是在國務院和地方政府辦公廳層面設置應急管理辦公室，平時負責推進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工作，如預案制定工作，一旦出現重大緊急情況便協助中央領導應急指揮。這個體制的優點是，應急管理辦公室隸屬政府辦公廳，平時和其他部門交流合作也很多，從頂層來協調各個部門比較方便。
但這次疫情出現的時間點其實比較“寸”，2018年黨政改革，在國務院層面設立了專門的應急管理部，體現了中央對應急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視。這個機構的職責相比國務院辦公廳下的應急管理辦公室更“實”了，應該更有利於應對各種突發事件。
但新產生的矛盾是，應急管理部和其他部委是平行的 ，再去協調這些部門就比較困難了。其次，應急管理部在四大類的突發事件中，主責是自然災害和生產安全兩類。
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目前還是由衛健委 和政法委來主要負責。應急管理部如何在後兩類事件的應對中發揮作用，目前還沒有理清楚，處於體系轉換中，所以，專職的應急管理機構沒有能夠在本次應對疫情中發揮更大作用。
《知識分子》：今後應該如何理順和解決應急管理中的部門協調問題？
薛 瀾： 我建議在中央層面有一個常設的中央應急管理委員會。應急管理部作為委員會的辦公室，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風險防範上，一旦出現重大緊急情況，就可以直接轉換為中央的應急指揮部。在地方上也應如此。
這次應對新冠肺炎，除了武漢市和湖北省的指揮部外，在國務院層面上有一個聯防聯控機制，但其工作機制和力度與指揮部相比還是不如的。所以我們的實戰指揮體系有好幾個層級，也產生了新的一類協調成本。比較理想的是在一開始就從平時管理轉成戰時管理，設立一箇中央地方統一的 “前敵指揮部”，有國家層面和省市層面的領導坐鎮，隨時根據情況變化進行分析、判斷、決策，指揮整體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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