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釋有其不可離棄的理論維度，來自不同學科的理論範疇和研究方法，為歷史學提出問題和進行解釋提供了不同的視野和工具。同時，各種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相互融合，使得歷史學帶有更為明確的理論取向的同時，也給社會科學帶來了歷史的維度。如果說100多年前，在面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勃勃生機所帶來的挑戰時，歷史學還有所猶疑，對於如何保持自身學科的自主性和學科尊嚴還頗為憂慮的話，那麼，100多年後的今天，歷史學在對於相關理論範疇和研究方法的侷限性保持著充分的警惕的同時，有了更多的自信來張開懷抱、吸納與利用各種理論和方法，以求對人類的過往達成更豐富、更多元、更深入的理解。
接納和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
歷史學不同於哲學，不是以理論的思辨來解說人類歷史過程；歷史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其研究主旨不是尋找規則而是進行個體描述；歷史學不同於文學藝術，不能凌空蹈虛，而只能建基於史料之上。歷史學的學科特性和歷史學家研究活動的性質，就因其不同於別的人類知識領域而得到界定。似乎歷史學一旦受到別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的侵蝕，其自主性就會受到威脅。
然而，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席捲歐美的“新史學”運動，其主旨是要將史學研究的範圍從傳統的政治史擴大到經濟、社會、文化、宗教、藝術等層面；在英雄偉人之外，要將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模式、衣食住行、家庭關係等也納入歷史學家的視野。既然歷史學的研究範圍和目標都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重在“描述”和“理解”的傳統史學方法，也就需要進行相應的變革。各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生態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都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歷史學家探究過往人類歷史面貌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大約30年內，歐美史學更是經歷了一個歷史學接納、吸收各門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高峰時期，社會科學化的歷史學成為這一階段史學發展的主流。史學史家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在其《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中，將20世紀曆史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中期階段的特徵就是“社會科學的挑戰”，他還把年鑑學派、德國的“歷史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視作這一階段的三個主要支流。
歷史學離不開一定的理論預設
歷史學固然是一門經驗性的學科，但它和任何其他學科一樣，都離不開一定的理論預設。歷史學家當然是要進檔案館的，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可是，歷史學家不是消極反映歷史事實的鏡子。檔案和史料無窮無盡，看哪些檔案是有選擇的；從同樣的檔案中能看到些什麼，又完全可能因人因時而異。如果沒有充分的問題意識，實際上是無法從檔案中有效地獲取相關信息的。
問題的提出，離不開理論自覺；而理論自覺的養成和獲取，既來自於歷史學家對自身工作性質和論題性質的反思，也來自於對不同學科理論和方法資源的汲取與利用。
不同的史學樣式、史學領域、史學流派和史學方法，都有著自身的理論預設。各種理論和方法在激發歷史研究的問題意識的同時，當然也就進入了歷史解釋。歷史學各個具體研究領域的進展，固然可能是由於新史料的出現，也同樣可以來源於對舊史料提出了具有創造性的新解釋。於現有史料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解釋，於看似題無剩義之處別闢蹊徑，從來就是很多傑出史家為人稱道之處。
歷史學長期以來所積累的學術傳統和史家技藝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歷史學家要能夠從不同角度，去開掘史料可能給我們揭示的過往人類生活的不同面相。而當代史學中，來自不同學科的理論範疇和研究方法，就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恰如艾文斯所說：“究竟是什麼讓我們能夠對材料進行‘拋開作者意圖式’的解讀?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求之於理論。任何的理論——無論是關於人類社會如何構成、人類如何行動等普遍性的論題，還是那種較狹窄的命題，比如歷史中的節慶、前工業時代鄉村人際交流的特性等——都是從歷史學家自身所處之當下生髮出來的，而不是來自於他們所用的材料。理論的使用，對歷史學家是極其重要的。舉例來說，如果沒有20世紀在非洲鄉村社會研究中發展起來的人類學理論，過去25年我們對17世紀歐洲巫術史的研究，就不會取得這樣大的飛躍。這是因為，此類理論能夠讓諸如凱斯·托馬斯（KeithThomas）等學者用一種全新的更具獨創性的方式去解讀材料。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城市史和勞工史的研究可能會極快地走向枯竭，而像E. P.湯普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樣一部厚重而極富影響的經典著作，可能永遠無法寫成。沒有現代經濟學理論，歷史學家無法像現在這樣理解工業化，也無法知道怎樣閱讀和使用量化的資料，以及由量化材料派生出的別的論據。”
清晰認識量化方法作用和侷限
來自不同學科和領域的各種理論和方法，其解釋對象和解釋能力，也都有其合理性的範圍和邊界。越出理論解釋的有效性的範圍，超出研究方法所適用的邊界，會在史學實踐中引發各種問題。量化的史學方法就是一個顯著例證。在計算機技術普及之後，量化方法一度似乎成為歷史研究的不二法門。法國史家勒華拉杜裡（EmmanuelLe Roy Ladurie）在1979年時甚至說過這樣的話：“不能被量化的歷史學，就不能稱其為科學”；“以後的歷史學家必須學會電腦編程才能生存。”
很難想象，說出這番話的同一個人，是後來被視為微觀史和新文化史代表性著作《蒙塔尤》一書的作者。在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20世紀後期歐美史學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似乎只有可以被量化的人類過往生活的那些層面，才是真正重要和有意義的。布羅代爾考察人類歷史的三個時段的基本模式，在其年鑑學派的後學勒華拉杜裡這兒，具體化為食物生產和供給、糧食價格和人口增長之間的關係。而在他所考察的14~18世紀，西歐這一“生態—人口”的總體模式並沒有出現什麼值得注意的變化，因而他就有理由將這500年視作“不變的歷史”。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民族國家的構建、科學領域的突破，就都落在了這樣一種承繼了年鑑學派“總體史”傳統的史學路徑的視野之外。這樣的盲點，就在於把自身解釋路徑的有效性範圍過度擴大了。量化方法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之餘，也自有其侷限。社會生活和歷史過程高度複雜，充滿了微妙複雜、變動不居的因素，可量化的數據本身是歷史現象所可能具有的一個特性，但歷史現象遠非可以量化的那些面相就能夠涵蓋的。美國計量史學方面曾經取得了最為輝煌成就的福格爾(RobertW. Fogel)，對於量化方法在史學研究中的侷限，就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對歷史著述中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的關係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認識到歷史學基本上是一門人文科學，將來很可能還是如此。我們現在認為，數量史學家引起的問題並非歷史學能否變成社會科學，而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在人文科學中的應用範圍。……歷史綜合本身超出了社會科學的範圍。”
直到現在為止，量化方法在不同的史學領域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利用，量化方法也得到長足發展，但與此相對應的是，不同領域的史家，對於量化方法能夠做些什麼、又不能夠做些什麼，比之過往有著更為明確和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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