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浦山講壇第四期在線上舉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 做了題為“新冠疫情對中國樓市的八點影響”的分享。以下為演講全文。
（溫馨提示：房地產分析從17分26秒開始。文字04部分）
01新冠疫情不應該簡單看成外部事件衝擊
第一，我想強調的是新冠疫情是一場災難。新冠病毒給中國人甚至全球帶來了災難，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面對災難，我們能做的最多是轉危為安，也就是中國、西方乃至全世界能夠平靜地度過新冠疫情這樣一個難關，度過難關之後，我們又開始正常地生活、工作、學習、交流。也許我們以後還會有更多的情況或災難，這都是人類長河當中必須經歷的事情。
第二，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新冠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和我們過去所經歷的一些事情，是不一樣的。 例如新冠疫情和非典，兩者之間其實還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以至於我們不能把當下的新冠疫情看成是一個外部事件衝擊。
經濟學當中有很多術語，比如事件衝擊。如果我們把新冠疫情看成是對中國經濟的事件衝擊的話，那麼事件衝擊消失之後，通常來說，經濟運行會更加強勁，這種衝擊造成的凹痕也會回去。但是新冠疫情並不僅僅是短期的衝擊，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因為我們現在並不清楚這種疫情在中國和全球的傳播以及傳播的廣度、深度帶來的影響。
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應該只看成是我們通過刺激性手段來做宏觀的對沖就可以應對的短期外部衝擊。這不只是一個外部衝擊，而是一個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短期和中長期運行的不確定性因素。
02非典與新冠對中國經濟和地產的影響比較
非典疫情結束之後，中國的房地產隨之迎來了一波強勁的、持續的增長，目前中國的房地產仍然在GDP的增加值中具有相當大的貢獻。既然如此，我們首先可以
比較一下非典和新冠兩者對中國經濟和地產的影響程度到底有多大。非典和新冠對於中國經濟和地產的影響到底有哪些顯著不一樣呢？可以舉幾個小點來形容。
1、非典與新冠疫情的影響範圍不同。當年非典疫情時，受影響的主要是北京和廣東兩個地區。彼時北京市的GDP佔全國大約3%，廣東省的GDP佔全國大約是10%，兩者合計起來佔中國GDP的13%。而目前，雖然疫情得到了初步控制，情況有所好轉，但即便如此，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省份仍然超過了中國GDP的90%。
2、中國的經濟體量在2003年和2020年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2003年左右，中國的GDP大約是14萬億人民幣，人均GDP可能剛剛過一萬人民幣。而現在我們已經接近100萬億人民幣，人均GDP剛剛邁上了一萬億美元的臺階。
而且作為GDP有100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體，中國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化，所以中國經濟對於世界經濟的影響，以及受到世界經濟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與2003年不可比。
換句話說，在2003年中國遭受非典疫情的時候，整個國際社會還是用相對比較平靜的心態來觀察中國的，因為當時中國的經濟體量還不夠大。但如今的新冠疫情明顯地震動了中國，也震動了全球。
3、城市化率不同。2003年，中國城市化率包括城鎮化率可能還不到40%，居住在城市以及縣城鎮以上的人大概4億多人，現在則超過了8.5億。整體上而言，中國的城市化率在迅速地提高，城鎮化率也在提高。
相對來說，農村居住的分散度較高，使得他們天然成為一個對於流行病有一定防禦能力的群體。
當初在非典的時候，我們有廣袤的農村作為防護點和緩衝點，但如今不是。如今農村只有5億多人甚至更少，而城市受影響的有8億多人，受影響的情況非常不一樣。
4、人口流動的速度和規模更大。在非典時期，中國的人口流動、資源流動還不是那麼頻繁。而如今的交通四通八達，在春節前有回鄉的高峰，在春節之後有返工的高峰，這種人口流動的速度和規模都比2003年要大得多。
據發改委的同志介紹，目前中國人口流動頻率跟速度是2003年時的4倍左右，這使得疫情防控更為艱難。
5、經濟所處的週期不同。 2003年的非典疫情前後，中國已經經歷了深刻的體制變革。由於1994年到1996年中國經濟過熱，加上1997年的東亞危機，在1997年到2003年之間，中國進行了深刻的體制變革。
這些體制變革包括匯率體制改革，比如說匯率雙軌並軌、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結售匯的改革、國有企業進行三年國有企業攻堅戰的脫困、財稅體制進行了分稅制的改革等等。
也就是說，在2003年之前，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改革是非常深刻和系統化的，同時在2000年之後中國還加入了WTO，對中國國內和WTO規則有相互衝突的法律法規進行了系統性的清理，所以在2003年之前，中國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都已經到了一個躍躍欲試的新的臺階。
可以說，非典之前中國的經濟處於一個相對過熱的狀態，非典之後才進行了一個適當的冷卻。
而當下整個的經濟增速處於下行的長週期的過程當中。2012年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處於一個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過程當中。無論在實體經濟還是在金融領域，都在不斷地在供給側改革上發力，整個的經濟增速是在一個下行的長週期的過程當中。
6、房地產領域的政策不同。非典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國政府在房地產領域推出了土地政策的變革，主要是土地的招拍掛制度，極大地改變了房地產領域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成為房地產特別重要的利益分配主體。這當然非常強勁而系統地推高了中國的房價。
而當下並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目前的基本管理框架包括“房住不炒”和長效機制，本身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
總結來說，通過非典疫情和新冠疫情的比較，我們發現時代的大背景不一樣，非典疫情之後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經歷了對外開放的紅利、工業化的紅利、城市化的紅利、人口的紅利，多重紅利共同的作用導致2003年之後直到2011年中國經濟呈現了非常強勁長週期的增長，而現在中國的這些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對外開放的紅利、城市化的紅利即便存在，也都已經明顯地消退了。
因此，就非典和當下新冠疫情這幾點比較可以看出，非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是一個事件衝擊，相對來說比較短，通過出臺一些短期的刺激措施也許就能夠度過難關。
但新冠疫情不同，從短、中、長期來看都有一些不確定性。而且中國經濟也處於轉型的過程中，所以我們得把這兩件事情分開來說，不能把新冠疫情看成是一個外部事件衝擊。
03疫情或許會帶來 供應鏈重組和國際產業遷徙
那麼對於此次新冠疫情，除了短期的宏觀政策上我們可以做一些應對之外，對於中長期新冠疫情給產業帶來的影響，也必須要謹慎一些。我想提兩個看法。
1、此次疫情不是“壓力測試”，而是真實存在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短暫的硬脫鉤，會帶來對全球的產業鏈、全球貿易鏈條的重新思考。
很多人說這一次中國通過疫情強制性地和國際體系脫鉤，是一次壓力測試。壓力測試也是一個經濟學術語，本意其實是這個事情並未發生，我們通過各種情景模擬，假定這樁事情發生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是一個假定性的情況。
但非常對不起，這一次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停擺並不是虛擬的，而是真實存在的。中國的供應鏈、全球的供應鏈體系都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不是一次壓力測試，而是一次真實的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短暫的脫鉤。
這種脫鉤給中國和全球帶來的影響，都不能被低估。而在新冠疫情之後的長期內，對中國的產業來說有可能會形成一個所謂的“中國備胎”。
我們知道，不能把賭注放在一個籃子裡。比如商業銀行、金融機構的核心部位，包括大數據、核心業務系統不能只有一個系統，而要有多個系統，其它的系統我們稱之為災難備份系統。
同樣的，經過這次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硬脫鉤之後，承受不了此次供應鏈衝擊的產業或企業，有可能要考慮在中國之外的相對比較安全的地方選擇一個在短時間能夠接續中國供應鏈和產能的基地，這個基地我們稱之為“中國備胎”。
這種“中國備胎”最終能否出現仍然是有不確定性的。如果全球都沒有安全的地方，那麼這種產業遷徙的可能性就會小一些。
除此之外，我們得考慮到，中國產業的門類是非常龐大的，上下游配套能力、營商環境、政府治理能力、基礎設施的能力都比較強，那麼舍中國之外的其它地方，比如說中東歐、東南亞等相對來說經濟發展、政府治理、基礎設施條件還算差強人意的經濟體，能不能製作一份承接中國產業鏈和中國產能的“中國備胎”還存在不確定性。
2、產業遷徙本身既有可能跨境發生也會在中國境內發生。
但畢竟這種中國和世界經濟短暫的硬脫鉤，使得中國企業和整個的跨國公司都不得不重新考慮全球產業鏈、全球產能的佈局，保證全球的產業鏈、全球的產能能夠在穩健的、不中斷的情況之下連續運行。
這樣的思考一定會帶來產業遷徙，這種產業遷徙既有跨境的產業遷徙，也有中國境內的企業、資本和人員的遷徙，更多的資本、企業和產能將向政府治理能力相對比較強的區域集中。
在中國境內，企業的遷徙可能更多地會流向中國的東南沿海省份，使得我們中部和西部地方的發展機遇有所弱化，這會帶來更多的區域不平衡。
在這裡我還想批駁一些觀點，這些觀點也非常流行。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一直到2月28號，在此之前的3、4天，比如2月25號之前，整個歐美股市還是相當強勁的，因此有一些說法稱，中國的疫情只是中國的問題，中國並不是全球製造業的中樞，也不是全球貿易的中樞，因此中國的疫情並沒有影響到歐美股市。
事實不是這樣的。中國的製造業和產業中樞的地位非常重要。例如外貿，全球現在外貿規模差不多30萬億美元，中國的外貿規模有40萬億多人民幣，所以中國在外貿領域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在全球的製造業當中，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差不多相當於全球的23%接近24%的水平，在非典時期大概在7%。
所以中國的製造業的中樞和外貿中樞這個地位的確是存在的。中國是全球其它120多個經濟體最重要的、最大的貿易伙伴。這次硬脫鉤之後帶來的供應鏈的重組和國際產業遷徙都不容低估。事實上，由於新冠的疫情逐漸地呈現出向國際蔓延的風險， 2月25號之後，全球的股市也陷入一種恐慌性的調整當中。
04市場需求被推遲 房地產政策不會有大調整
新冠疫情對各個產業的影響存在不對稱性，對餐飲、旅遊、文旅、航空、運輸這些行業的影響幾乎是災難性的，而對醫療防護行業相對來說卻提供了意外的需求。
那麼，疫情對中國房地產的影響其實沒有像對製造業和外貿影響那麼巨大。一是因為房地產最典型的特徵是它作為不可貿易品，即所謂不動產，是挪不了地方的。所以一般來說，不動產的需求都是本地化的。二是房子可以推遲購買，但還是要買，我們把房地產需求稱之為被推遲的但並沒有消失的需求。
現在有人說，在新冠疫情之後，餐飲、旅遊的消費會出現報復性的反彈。這個報復性的反彈可能性不大，因為如果一季度沒有大吃大喝，剩下來的三個季度猛吃猛喝也補不回一季度的省吃少喝。所以對於快消品、餐飲行業來說，失去的一個季度的需求，在今後三個季度內可能就不會再出現了。
而房地產屬於不可貿易的部門，房地產領域的需求相對比快消的需求情況要好一些，具有需求延遲的效果。這兩點決定了新冠疫情對房地產的影響可能跟其它領域有些不一樣。
具體來說，大概可以把疫情對房地產的影響概括為以下這麼幾點。
第一，房地產的政策不會出現特別重大的調整。
房地產，尤其是商品房，涉及到水泥、建材、上下游的產業、家居、家電、汽車等等，產業鏈條非常長，的確屬於重大的實體商品。
但我們一定得認識到，無論有無疫情，房地產本身“房住不炒”的基本定論，以及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具體內容的所謂“長效機制”的這個黑箱，這兩樣東西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也就是說涉及房地產的政策不會因為出現新冠疫情而做出重大調整，即便做出了短期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調整，房地產也不是最主要的受益的部門。這是我們必須理解的大的政策基調。
第二，房地產的市場需求仍然在，只是被延遲了。
冬季本身不是房地產的施工交付的高峰期，也不是銷售的高點。由於季節性的施工因素、環保的因素，再加上疫情的因素，目前的房地產在建幾乎都會暫停，再復工的話有些困難，慢慢地終於會開復起來。那麼銷售本身也被延遲了。
由於疫情還在延續之中，我們並不清楚建築施工的復工情況和復工率會怎麼樣，但總體而言，在4月份之前房地產在供給側這一塊不會有明顯的改觀。
這也就意味著從需求被延遲、供給減少這個角度來說，也許下半年房地產市場總體的氣氛還是比較暖和的，全年相對比較穩定的需求都被壓縮和集中到疫情過後，即人民的社會、經濟生活恢復正常之後再進行。
但房地產行業也受到了比較明顯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在供給而不在需求。需求只是被延遲了，不會消失。所以我們大概可以估測，由於供給和需求衝擊的不對稱性，整個房地產從短期來看的話，下半年相對來說氛圍會稍微地寬鬆一些。
第三，老舊小區的改造也許會成為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
在新冠疫情之後，可能會有些重大的項目建設，以保證決勝全面小康等諸如此類的大目標的實現。中央也提到了有信心、有能力繼續維持2019年決定的2020年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結合到房地產領域來看，最實際的可能是中國百姓相對來說比較關注的，也容易給政府帶來口碑的老舊小區改造。
2019年，住建部同發改委和財政部在全國做了一個摸底的調查，結果顯示需要改造的老舊小區有17萬個，涉及到的居住人口超過1個億。這些老舊小區改造包含供電、網絡、電梯、小區道路的改造。
其實在疫情之後更容易發現，這些老舊小區改造的緊迫性更加突出。
原因就在於，根據上海疾控中心張文宏醫生的介紹，目前新冠疫情不幸的病死者中90%以上是年齡在75歲以上的老人，老舊小區其實是老人相對比較集中的地方，所以對這些老舊小區進行社會化的養老、小區的急救醫療等通道的開通、提升整個老舊小區的居住品質還都是很緊迫的。
所以我想對17萬個老舊小區的改造可能值得呼籲一下，畢竟這是一個涉及到至少上萬億投資的事情。
當然，目前的一些做法可能需要與時俱進。現在的做法就是以業主為主體、以小區為主導、地方政府做引導，加上政策做配套。
但實際上對一個老舊小區進行整體的提升和改造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如果沒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資源的分配，僅僅依賴業主和社區、依賴基層政府，完成這個事情是極其困難的。
第四，涉房企業可能會有治理和管理方式上的改變。
做房地產開發的企業更多的關注公司價值、股東價值的實現。過去我們看到上市公司，無論是建築施工、銷售型、持有型、物管型的的物業，都在一個集團內整體掛牌上市。
真正地把房地產細分之後，就持有型、開發銷售型的物業、物管公司或者跟房地產相關的科技、數據類的公司，
切成板塊來分別上市的企業不是太多。但在疫情當中，實際上這些企業不同的業務板塊所受到疫情的影響和衝擊是不對稱的。
這些不對稱體現在哪裡呢？例如說物業管理在這次疫情當中，有一些優質的具有物業管理的房地產企業的物管部門受到了追捧，估值比較好；
銷售型的住宅，主要是商品房，它的估值由於這幾年受到政策的限制比較多，表現也還算差強人意；
對商辦板塊來說，一些商業商場都歇業停業了，辦公樓、酒店業也歇業停業了，暫時難以開復，那麼再重新開張營業的時候，我們也可能需要對寫字樓、酒店、賓館、餐飲場所進行一些改造，例如集中式空調系統要進行改造，這一塊的估值上現在來講是不太好的。
有一些房地產企業可能本身也還有科技類的板塊、大數據類的板塊，在這一次疫情當中，你所居住的房屋的舒適性，是不是具有恆溫、恆溼、恆陽、新風系統等等就變得特別重要，住宅的舒適性和科技含量，尤其是空氣質量變得特別重要。
所以，持有型的物業、銷售型的物業以及物管、科技，這些在市場上所受到的追捧和估值都不一樣。以前我們是把它打包一塊上市，在疫情之後，一些房地產的頭部企業可能需要考慮這個問題，也就是公司治理需要進行變革。也許有一些大的房地產企業集團會形成模塊化的管理方式，公司本身也存在著分拆成為板塊上市的可能性。
第五，房地產企業必須重新考慮對於持有型的物業推出REITS的必要性。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持有型的物業，包括寫字樓、商場的收益受到限制。我們現在還不清楚疫情對這些集中在寫字樓、商場的商業業態會帶來怎樣的衝擊。
一般來講，商貿、零售、餐飲還是以小企業為主，中國大概有1700、1800萬家的中小企業，還有8000多萬家的個體商戶。他們能不能夠迅速地復甦，使得重新開張之後的商業、餐飲重現繁榮，還存在不確定性。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講了，
整個政策和環境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中性，但絕對不會有特別大的寬鬆。在這種背景之下，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鍊條相對繃得比較緊，這迫使他們必須重新考慮，對於持有型的物業，推出REITS的必要性。去年年底的時候，許多房地產企業已經在考慮對持有型的物業在海外掛牌REITS以換取現金流的事情。
疫情之後，對於持有型物業佔比較高的房地產企業來說，他們會有更多的熱情去推動持有型的物業在海外掛牌，也許價格不是特別好，畢竟收益已經受到影響，但如果能夠使企業的財務結構有所改善，尤其是現金流狀況更加穩健的話，還是會有相當多的企業願意去推動持有型的物業掛牌REITS的過程。
第六，綠色住宅、中低密度的住宅、第二居所的概念會有所提升。
新冠疫情之前，大家買房更多地還是看房子的面積，而較少地考慮房子的品質，在新冠疫情之後，房屋的品質就會變得特別重要，房屋的位置當然也很重要。
所以有可能帶來就是，科技住宅尤其是居住的新風系統較好的住宅、綠色住宅以及第二居所的概念都有可能會崛起，而居住在超過千萬人口的超大都市，尤其是居住在這些都市的核心區、具有超高容積率的住宅的熱情可能會降低。
就住宅本身而言，我相信人們可能會更多地說，為什麼要居住在特別擁擠的市中心呢？可不可以不選擇這16個千萬級人口的城市？不如退而選其次，選一個比如人口在500萬到1000萬的城市，同時選擇的是綠色住宅、低密度住宅。
或者在市中心即便擁有了上下班的便利、社交的便利或者擁有了豪宅，能不能在郊區再擁有第二居所？畢竟第二居所還是一個隨時可以躲避城市喧囂或者像新冠這樣疫情衝擊的，還算是一方可以暫時棲息的場所。
所以我相信，綠色住宅、中低密度的住宅、第二居所的概念會有所提升，人們對於集中在城市繁華區的高密度住宅的興趣可能會有所降低。所以在住宅領域，除了區域方面的變化之外，我相信對於品質要求的變化會比較多。
第七，政策對於所謂的改善型需求也許不會有那麼嚴格的限制。
畢竟我們看到，如果要在今後的一段時間維持比較正常的經濟增長，使得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離6%左右的目標不太遠的話，房地產還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產業。
那麼對於房地產而言，既要帶著鐐銬跳舞，不超出“房住不炒”，不影響長效機制，同時又能夠保持市場相對的需求是理性的，那麼改善型需求是最重要的。
首次置業當然很重要，但是改善型需求也很重要。改善型需求的特點意味著這些人已經買過房，他們只是因為工作、孩子就學、老人養老等一系列的家庭需求的變化，需要重新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在中國的一些大中城市，改善型居住已經逐漸成為住宅購置的一個主要需求。
現在的政策框架本身對首次置業是有好處的。對於首次置業之外的其它的改善型需求，政策限制還是比較多。我們要看新冠疫情之後，對於市場當中的改善型需求方面的政策限制能不能夠稍有放鬆。
第八，房地產產業的佈局可能會進一步向東南沿海遷徙。
地理上的佈局更偏向京廣線以東，長江以南的中國東南沿海部分。之所以說中國的東南沿海的房地產市場變得比較重要，原因是：
首先，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城市群群體能夠承載相對較多的人口和產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相對來說也強一些。
其次，醫療和教育資源相對來說也還比較好。
再者，經濟實力方面有一定的活力。例如珠三角，萬億GDP以上的城市就不少，比如廣州、深圳、佛山，未來可能還有東莞。
長三角地區，萬億級GDP以上的城市可能會更多一些，比如南京、上海、蘇州、杭州，未來還有相當多的城市比如說寧波、南通、合肥都是萬億或者潛在萬億級的城市。
所以總體而言，在新冠疫情之後，房地產的重心也跟產業的重心一樣，會進一步地向東南沿海遷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房地產和產業整個佈局的不均衡性。
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新冠疫情對中國房地產的八點影響。
房地產行業在中國還遠遠沒有走到需要退潮的過程當中，畢竟我們整體的居住條件、城市化率還不是太高。
可以這麼說，中國目前8.5億至8.6億的城鎮人口，大約有一半是住在2000年之後建成的新房，還有一半人住在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房子，這些房子離現在20多年了，居住的舒適性以及未來的衛生條件等都不是特別令人樂觀。
所以，由於房地產的真實需求還在，相信經過疫情之後，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購房者，都會採取更加審慎而理性的態度。
疫情還在延續，這是一場災難，需要政府、企業和我們一同去面對。希望我們能平平靜靜地、安安全全地走出這場災難，健健康康地、重新開始社交、工作、生活、學習。
提問：多地日前出臺了諸多的穩樓市政策，意在緩解房地產企業資金週轉壓力，在您看來
房地產企業當前應對資金流動性的問題最需要做哪些舉措呢？鍾偉：關於資金的壓力方面，其實房地產企業本身可以做的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無非就是放慢購置的速度、降低財務槓桿率、出售一些手持的現有資產，以及加大促銷力度等等，但這些都是收縮式的、防禦式的做法，並不能從根本上、長期上解決問題。
從根本和長期解決問題，仍然要依賴流動性和貨幣政策。央行最近表態說，貨幣政策還有較大空間，請注意是較大空間不是較小空間，能夠靈活地運用多種工具來保證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如期實現。
這就意味著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整個行業的資金保障，是能夠在合理充裕的水平上得到供給的。
只是房地產領域在過去相當長的4到5年的時間，無論是建築類的貸款、開發類的貸款還是按揭類的貸款都有非常嚴格的規模限制，
這些規模限制給房地產企業穿上緊身衣，導致一些財務槓桿率比較高的企業發展受到了限制，一些中小房地產開發企業逐步退出這個市場。頭部房地產企業由於策略不一樣，他們整個財務狀況的緊張情況也不一樣。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依賴於個別房地產企業自身的努力，還是要依賴在新冠疫情之後，財政、貨幣、稅收政策有沒有針對性的、對沖性的政策寬鬆。
總體上我還是相信，房地產企業的資金、財稅政策在下半年還是穩中略有鬆動，只是它享受到的優惠沒有其它行業，尤其像基建，所受到的優惠那麼多而已。
提問：近期也觀察到流動性寬鬆這樣的一個狀況，這個資金會流入股市還是樓市？
鍾偉：貨幣政策是總量工具，信貸政策是結構性的工具，資金放出來之後，除非是中央直接給地方、基層政府花錢，或者通過國有經濟體系去配給錢，否則要進行非常精準的資金在行業間、企業間的分配是非常困難。
所以，資金放出來之後，一定保證他們不能進股市，把股市炒上去，或者放出來的資金一定不能進樓市，把樓價炒上去，這本身是很難以完成的目標。
比如說，我們即便通過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把資金給了國有企業，讓國有企業去發揮穩定作用，發揮對沖疫情的作用，但是國有企業的主營業務和它的地產業務板塊之間到底能不能做徹底的切割，也是不清楚的。
所以當資金放出來，一定要求這些資金不能流入股市和樓市，這是比較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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