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一直都是中國文化五千年裡的瑰麗珠寶，詩歌在歷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無數的文人都在詩歌的殿堂裡留下了豐富的思想內容，供後世學習參考。清朝作為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詩歌的風格也十分值得深究。
從王士禎的“神韻”說到沈德潛的“格調”說，從崇尚自然恬淡的風格到結合實事，雄偉壯闊的氣勢，除了文化自身內部的變化和歷史潮流的推動，還有人為政治事務的參與，康熙和乾隆也為自己所處時期的王朝選擇了更加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詩歌思想風格。
一、從時代發展來看，詩詞的創作具有很強的時代特點，清代詩學的"神韻"不會直接表現出內心作者內心情感，通過景物進行含蓄表達，“格調”則是通過作品的節奏在其中摻雜個人喜好與見解
詩詞文化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裡經久不衰，輝煌燦爛，是古代文人吟誦自己心路情感的最好表達方式。中國的詩詞賦比的作品瀚如煙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別的文學呈現形式所難以企及的。
無論是八十老嫗還是三歲孩童，總有幾首詩詞朗朗上口，同時，也無論是處於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是財富顯赫還是走入絕境不知該往哪走，總有詩歌文化可以描繪出各種各樣的心情，與人們產生特別的情感上的共鳴和絃。
唐朝自然是詩歌創作的高峰期，經歷了唐朝詩文盛行的朝代，到了清代，詩學的風格也在逐漸的改變。而這種改變，不僅是文化大背景創作下造成的，與當時的帝王的喜好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帝王崇尚，討得帝王歡心自然與利益捆綁，自然也就形成了當時的文學風格與風尚。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烙印，都有那個時代特別的風格與特點。
處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時候，詩詞的風格與思想漸漸從王士禎所倡導的“神韻說”這一風格，向沈德潛所倡導的“格調說”來變化靠攏。
但這並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詩詞風格思想的極端碰撞和改變，而是兩種風格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融合交匯。畢竟在當時的時代裡，這兩種詩詞風格的思想並不成熟，各有利弊，兩者融會貫通才能創造出更好的詩詞風格，為詩歌創作的殿堂添磚加瓦，做出貢獻。
至於這兩種詩歌風格思想到底是什麼，首先來看神韻。字面來說就是神采風韻，運用在詩詞字畫上就是一種得天獨厚的特別韻味。
神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一首詩歌的內在，一首詩歌的精華，以及這個作者在詩歌裡所展現出來的靈魂，有了神韻的詩歌，每一首都生動，彷彿有著自己的思想與感情，是有靈魂有溫度的。神韻是要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心感受隻字不提，用別的景物來表達，含蓄但生動。
這就要求讀者在朗讀感悟這首詩歌的過程中，仔細剖析，站在作者的角度來感受作者的情感，以此來清楚作者的思想感悟。
袁枚曾經這樣讚賞王士禎的詩詞作品：
“不過一良家婦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風格。”
但是這種詩歌與實際聯繫並不強，過於空虛和架空，如空中樓閣一般，在浩如煙海的詩歌風格中，略顯小家子氣。
再來看沈德潛所倡導的“格調”，字面上來看就是一首詩歌的格律聲調，用在詩歌裡便是格律有規可循，循規蹈矩，如果說神韻是一首詩歌的內在靈魂，那麼格調更加側重的是詩歌的外在表現，是一首詩歌的最外面的那層軀殼，是讀者第一時間便能接觸感受到的東西。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
格調強調詩歌應該講究節拍，講究一字一句之間的節奏，而節奏這種東西摻雜了許多的個人喜好和見解。但是格調這種風格會借鑑參考一些之前作家的作品，對歷朝歷代繁雜的文學作品都有一定的吸納和參考，總體上還是十分有可取之處的。
二、“神韻”與“格調”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繫，“神韻”思想基於“格調”基礎，但是神韻在發展的過程中脫離現實，格調”卻更加追求雄偉氣勢的風格感受
而沈德潛的“格調”說，雖然對歷朝歷代繁複複雜、風格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都有一定的吸納和總結。但是想縱觀文學之流，橫跨歷史之江，終究還是過於理想化，不太現實。
畢竟集百家之長，並不是那麼輕易地、容易地做到。同時，格調說過於追求外在表現軀殼的完整節奏，就很容易對內在靈魂忽視。格調說對於思想內容的廣度和寬度十分欠佳。
而兩種不同的詩歌靈魂思想也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繫，在歷史資料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有部分前人認為“神韻”這種思想出於“格調”的基礎上。
認為神韻並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在格調的基礎上才慢慢浮現出來。在陸時雍的《詩鏡總論》，卻強調了他認為神韻應該獨立來看，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思想問世。
還有人認為，“神韻”和“格調”有一定程度的共同點，二者都對現實反映略有缺乏，這種問題產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種思想都認為人的情感迸發應該在瞬間來捕捉，而不是長篇大論，這樣的詩歌缺乏美感。
無論是緊密聯繫著的共同點，還是一家在另一家的基礎上才得以出現。究其詩歌表現，都很清楚的看到神韻和格調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區別與不同。
例如，對於詩歌本身和詩歌產生的作用，沈德潛和王士禎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沈德潛認為詩歌應該為政治文化經濟生活服務，發揮出詩歌本身在社會上的作用，推動社會的進步，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塊磚瓦。
但是王士禎卻認為詩歌應該重在表現作者的情緒感受，而不是對於國家政事發表各種看法，這也是導致嚴重脫離現實，虛無縹緲，猶如空中樓閣中的重要原因。
其次，兩種詩歌文化思想各有千秋，王士禎的“神韻”追求安然自若的恬淡風格，將詩歌的風格態度昇華到境界這一地位，認為詩歌就應該自帶神韻，恬淡的風格自然會使詩歌更上一層樓。
但是沈德潛的“格調”卻更加追求雄偉氣勢的風格感受，給容易給人以震撼的感覺，抓住讀者的心，引起讀者的共鳴。
最後二者雖然都對前朝詩人有所研究參考，但是沈德潛和王士禎推崇欣賞的詩人卻截然不同。沈德潛的格調胸懷天下，與讀者有著強烈的共鳴，“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更是他所欣賞的對象，也十分符合格調雄偉氣勢的需要。而王士禎更欣賞柳宗元，詩歌恬淡自然，清新優雅，更是沈德潛所欣賞的對象。
三、清朝建立前期，康熙倡導“神韻”詩歌風格維護國家建立之初的統治，乾隆時期則倡導“格調”詩歌風格引導文人志士參與朝政的討論
雖然王士禎認為詩歌應該遠離政事，更加追求詩歌作者內心的感受感悟，但是反觀文學創作歷史幾千年，文學至始至終是社會進步發展的一部分，有著自己特定的職務和責任，在社會上有著特定的作用。
在清朝前期，國家剛剛改朝換代，不滿情緒在民間有很多，當時的主要社會矛盾便是民族矛盾，那個時候國家更希望漢族士家大夫遠離對政治的指指點點，割捨自己對前朝的留念。
所以，康熙更加欣賞王士禎的觀念，國家倡導的主要詩歌風格便是“神韻”。有了當時帝王的干涉，從大臣到民間都開始流行“神韻”這種詩詞思想風格，逐漸遠離朝政和國家事務的議論，而志在創造恬淡自然的風格，十分有利於當時的國家環境和社會風氣，有利於國家平穩運行。因此王士禎盛年時便被重用，一輩子都受到帝王的賞識。
相比之下沈德潛便沒有這麼多的好運，由於“神韻”思想影響深遠，直到暮年才知曉受用，但因為自己與當時帝王乾隆的思想觀念不同，而觸怒帝王，使得沈德潛因詩而亡，一生為詩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乾隆時期民族矛盾的矛頭不再尖銳，社會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民族矛盾，所以國家要引導文人志士參與朝政的討論，精忠報國，因此乾隆選擇了氣勢更加雄偉壯闊，更加抓住讀者內心，容易引起讀者內心共鳴的“格調”。 這也便是康熙和乾隆兩個人選擇的不同。
結語
筆者認為，文學的發展演變與國家脫離不了關係，政治的需求更容易改變當時的文學風向。神韻更加強調恬淡自然的風格，更崇尚對作者內心的描寫，是一首詩的內在表現，而格調則更強調詩歌與當時政事的結合，強調詩歌的格律節奏。
雖然沈德潛的“格調”與王士禎的“神韻”各有千秋，但是二者都是為了當時的社會大背景環境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穩定了當時的社會風氣。
參考文獻：
《古詩源》
《帶經堂集》
《說詩日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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