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山上的天人交戰


火神山上的天人交戰

首發於月光社AIPharos

全文5300字


病毒像一個刁鑽的產品經理。

它沒去過硅谷,但精通那裡流行的最小化可行產品理念(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知道怎麼用最小代價、最短時間製造最邪惡的產品:死亡。

找到中間宿主;通過宿主抵達0號病人;突破病人的免疫系統;不斷學習人的免疫系統的特點,持續進化,實現人傳人;裂變感染——你看,為了製造死亡,它的求生欲極強。

它也精通競爭戰略。

在人類商業社會中,企業競爭被歸納為三種戰略,規模化、垂直化、縫隙化。幾乎所有存續時間不斷的企業,都是因為學會了其中一種,或者幾種。病毒選擇了規模化戰略,用最廣大的感染,擴張自己的版圖。一個恰當的假期時間窗口,又加速了這個過程。

最重要的是,它精通人性。

許多人的恐懼被放大。而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恐懼是驅動人類活動的三大要素之一。

產品、戰略、人性,三個關鍵點,統統打到。

要警惕的是,它還在迭代、進化。

儘管公開報道解釋認為,許多不典型病例——比如潛伏期超長達到27天的病人出現,不是病毒進化的結果。但無論如何,“病毒在進化”的印象,留在了很多人的腦海裡。

病毒進化遠快於信息傳播。這是兩位專家:吳仲義(《國家科學評論》生命科學評審組長)、蒲慕明(《國家科學評論》執行主編)公開撰文總結的。他們舉例說,如果期刊早一點刊登論文,滿足序列數據發佈的科研需求,結果說不定會樂觀一些。

但紙和數據之間,是跨越系統的差別。

所以,病毒從一個人的身上感染到另一個人,也是從一個系統的接縫處,鑽到另一個系統的接縫處。能阻止它持續進化下去的真正對手,恰是一個持續進化的系統。




火神山上的天人交戰


一、人類公司組織的最高成就者,在此集合


這個巨大系統是即時運轉起來的。

即時狀態,就是過去所有經驗的一次厚積薄發。至於經驗,自然有好與不好,有效與無效。

某種意義上來說,病毒的敵人是公司。因為對抗病毒的經驗,很多留存在公司這種組織裡。

公司是人類經驗創造出來的系統,這個在今天看來理所應當的組織形態,被髮明出現不過四百多年。

在火神山,多達七千名工程人員,用創世界紀錄的速度完成設計、選址、施工。這幾乎不需要監督,因為現場監理由4000萬無事可做的網友擔任。過去誰會關注工地呢?現在工地上打了一架,都成了國家的新聞。

一位網名叫象天飛的先生,用一萬字的篇幅,詳細分析了火神山醫院的工程奇蹟如何實現,答案之一是因為有39家公司的存在:11家公司進行工程主建、17家央國企提供支撐,12家上市公司、民營企業給火神山配套。

火神山上的天人交戰

根據上述文章中披露的信息整理(不完全名單)

象天飛是一名項目經理,遠在深圳,沒人讓他記錄這些,他說他是被火神山感動到了。他也知道,這份記錄並不完整。

公司是一群人的分工,而分工帶來速度。

火神山再次驗證了《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論。在病毒爆發時期,人類又用社會分工,在一家又一家公司內,啟動對抗病毒的流水線,就像當年福特開出T型車流水線,將生產一輛車分成8772個工時一樣。

在極端時間內聚集巨量資源,本質上是一種戰爭動員能力。今天中國的許多公司,不是因為要堆一座火神山,才臨時具備這種能力。

建成火神山5G基站的華為,就是中國最習慣在戰亂地區開展業務的企業之一——街上在戰鬥,廚師菜炒了一半沒煤氣了,一個人跑到倉庫去扛起煤氣罐就跑,剛跑一半不遠處炸彈就爆炸了;外籍安保負責人來面試,寒暄之後對方打開揹包,裡面碼著兩把手槍,一枚手雷;在穆斯林國家,拉馬丹期間客戶白天不吃不喝,談判小組陪著不吃不喝,渴了就躲在衛生間偷偷喝點水。

這家公司能快速形成“戰備”能力,對外一直認為是任正非的個人色彩——他過去是軍人,所以帶來了鐵血作風。

有一個傳承關係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IBM。

從1997年開始,幾乎十年間,IBM陸續向華為派出了上百名專家,進行流程再造,定住了華為作為組織的系統標準。

任正非當時花了二十億元人民幣,相當於這家公司一年的利潤。結果是華為的經銷商感慨,華為為什麼可以在凌晨四點異地、跨部門去協調資源滿足客戶的需求?而自己一個才200號人的公司卻做不到。

負責火神山冰箱設備的海爾,遇到封路兩公里的情況,200臺冰箱又是服務兵背進去的。過去我知道的最長背冰箱距離,比這個長得多。在荒漠之中,服務兵來回走了很多趟。

起點在哪?40多年前,張瑞敏上任時,工廠約定十三條,其中一條就是不準拆了工廠的木頭窗子生火烤火。

有一連串的鏡鑑關係也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德魯克、豐田、稻盛和夫,對海爾這個公司組織的影響力。

1980年代,張瑞敏偶爾得到一本臺灣出版的德魯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開啟了向西方管理實踐求索的旅程。在這個過程中,你能在這裡的生產線上看到戴明博士的豐田全面質量管理、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甚至包括IBM流程再造、戰略地圖及平衡評分卡的影子。西方管理實踐深刻影響了海爾,又從海爾走出去,影響了中國數以千計的企業。

許多人一提到製造業,也會把海爾和日本企業拿來比較。後來,松下的一名哲學博士到海爾考察,參觀完畢拿著手巾擦汗,“我感到非常慚愧,我在這裡看到的是60年代的松下,今天的松下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沒有這個精神了,沒有這個朝氣了。我們在開董事會時,開到最後沒有招了,就把松下的著作搬出來學習”。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火神山,雲深不知處。

同樣的,聯想受麥肯錫影響很深;阿里巴巴臨危之際,靠的是GE的經驗重整使命、願景、價值觀。

公司組織經驗是實踐科學,當然是有序傳承的。他們的商業法脈傳承,參差多態。今天,他們匯聚在火神山腳下,火神山上空,天人交戰的,正是人類公司組織的最高成就者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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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製造死亡的方法,拯救死亡


一家又一家公司匯聚到火神山,組成了一個項目。

項目,是一個更大的系統。

美國人為了引爆第一顆原子彈,發現要聯繫統籌上千所本土科研學所,還有數以十萬計的知識工作者,於是創造了“曼哈頓工程”以及它的副產品——項目管理。

二戰後這種方式又在NASA被迭代應用,用於“阿波羅”登月計劃,成功的將阿姆斯特朗送上月球;它也被用於美軍採購管理,成功保證了美軍在這個星球的統治地位;它又用於企業生產經營,誕生了GE、IBM這樣的巨無霸公司。

然後呢?美國扶持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於是這套方式又完美的引入到日本(不論引入是以怎樣的方式),再次進化成就了日本1960年代的經濟起飛,特別是松下、豐田神話般的崛起。

火神山是中國公司創造的,一個有關項目管理的新故事。同時,中國公司的老師,還是來自日本。

火神山的盡頭是魯布革,一個小村寨。它在雲貴兩省交界的深山峽谷之中,黃泥河畔的山樑之上。

魯布革是布依族語言,意思是山清水秀的村寨。1984年,中國在這裡第一次使用世界銀行貸款,引進海外施工承包商,建設魯布革電站。

引進海外施工承包商,是世界銀行提供貸款的前提。當時八家中外廠商(國內廠家必須和海外施工承包商以聯合體方式合作)參與項目引水系統的投標,日本大成公司中標,中標價格比中國公司的報價低了接近一半(43%)。

然後,奇蹟上演了。大成公司以這樣的價格,少於中方規模的管理人員,用中國工人,按時按量完成了施工。這極大震動了中方。人民日報很快在頭版發表長篇通訊,名稱就叫《魯布革衝擊波》。

在當時的語境中,大成公司的奇蹟,被很多人認為所憑依的依然是一種工法,而不是系統——就好像建設人民大會堂時所推廣的石材雙切面背栓式幹掛施工工法。更深入一點的,認為這種改變,和華羅庚所推廣的統籌法相似,是對生產調度方式計劃的一種發展。

其實大成公司只是少做了很多事——採用新技術,少用了43%的水泥;採用精確的用工計劃,工資費用比中國公司少22%;按照工作面和施工強度配置施工機械,強調機械保養,去掉備用機械,機械費用少了40%。

關鍵是,他們知道哪裡可以少做,哪裡必須多做。

後來,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也明白了這個道理,然後變成了“基建狂魔”。

項目管理最初的緣起,是為了製造死亡——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福特開設T型車流水線的靈感,也是來自於某次參觀屠宰場時,看到傳送工人用鉤子把牛掛在一條傳送帶上進行運輸,按次序對牛進行肢解。

組織的進化總也都伴隨著這種代價。

可嘆的是,今天,人們終於正在用項目管理拯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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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類已知的組織管理當中,最難的部分


火神山之外,有雷神山。雷神山之外,有更多的方艙。方艙之外,是無數的口罩生產線、交通封鎖線、物資供給線。

一個項目接著另一個項目,堆出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因為病毒讓我們的世界變得很複雜。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原司長王振耀接受《財經》採訪時說,“我經歷過2003年的SARS,直接參與處理過2008年初南方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及汶川地震救災等重大災害的處置,但這次疫情包括傳染病、春節期間,加上涉及千萬人口多種因素,複雜程度比上述三災合一還要複雜,規模還要大”。

“這次是疫中有災,災中有疫。伴隨疫情擴大,後期牽扯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後勤供應和各類人員的救助和保障,這就類似於一次大災了,疫和災開始了轉換”。

這就是2020年的“兩彈一星”。

病毒的敵人是公司,大量的公司構成了項目,大量的項目構成了系統工程的一部分。

之所以說只是一部分,是因為除了公司組織,在前線的還有軍隊組織、慈善組織、政府機構、醫療技術單位等等。每一個組織都有其獨特的運轉規律。下到地面上,還會是不是冒出普通人的脾氣。

當項目和項目之間接縫不好,會出現的狀況,正如我們早前在湖北已經看到的。

所以,人人都知道錢學森是“兩彈一星”的功勳人物,卻很少有人知道,錢學森所追求的,是讓“兩彈一星”順利完成背後的系統工程論。

“兩彈一星工程所依據的都是成熟的理論,我只是把別人和我經過實踐證明可行的成熟技術拿過來用,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國家需要,我就應該這樣做,系統工程與總體設計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它的意義,可能要遠遠超出我對中國航天的貢獻”。

我被錢學森的這段話深深震撼。

原因在於,在錢學森看來,兩彈一星只是用來證明系統工程與總體設計部思想是可行的。它是項目管理中的項目管理,他所追求的,是人類已知的組織管理當中最難的部分。

難在哪?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曼哈頓計劃,動用了53.9萬人;

阿波羅登月計劃,動用了兩萬家企業;

可是某個紅十字會倉庫,半個月都點不明白。

當系統工程開始發揮作用,我們能看到的顯著事實是:新的省委書記履新後,湖北省更新了防控指揮部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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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各省在快速成立對口支援機構時,都設立了前方指揮部。其中山東省較其他省份,“高配”了副省長掛帥前方指揮部負責人。山東支援隊的駐地賓館大堂,被堆成了倉庫,正是系統工程要把握的核心之一—永遠追求存量,永遠追求“水庫式”經營,因為外行談戰略,內行談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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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在前方的指揮部,還成立了專家委員會。這也是系統工程的核心之一——將專家系統集成到指揮體系當中,因為需要充分明瞭系統中每一個領域的工作狀態,發出的指令才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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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系統越大,越接近規律的邊界。病毒從不走後門,也對賄賂不感興趣。除了越來越尊重規律,系統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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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劃之外的“飽和支援”


除此之外,還有嚴格推演沒有考慮到的,系統之外的事情發生嗎?

當然有。在救援物資產能沒有衝起來之後,大批的公司和個人,不需要號召,就滿世界購買、調配、運輸物資。

這個場面,像極了電影《流浪地球》中的飽和支援。

所以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正在被逆襲。越來越多的救援,出於自發和“隨機”。當災難來臨時,巨量的、瞬息萬變的現場需求和巨量的、同樣瞬息萬變的施救物資,經過獨木橋一樣的端點去分發,最終會失靈。

沒有人會想到,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夜裡一點,接省市緊急通知,將派出兩名醫生五名護士趕往湖北,當地發出這樣一條消息:上午九點半估計就要出發,全區醫療系統防護物資零庫存,請求大家捐贈一些n95、護目鏡和防護衣。時間太緊,若有請馬上聯繫送到區中醫院。

到了白天,你就看到有人小跑著過來送東西。於是這支隊伍的防護裝備,都是送來的。就像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裡那樣,升旗前夜,裝置出了問題,大喇叭一廣播,很多人就來捐了。

援助信息是分佈式的,受援信息也是分佈式的,龐大的系統要在這個階段高速運轉,即時響應,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數據採集、降噪、結構化,以及有效分發的能力。

數據透明能力,有兩種表現,一種是網絡上廣為流傳的,河南省的表現:斷路。一種是浙江省的表現,市政負責人對疫情數據倒背如流。前者依靠的是嚴密的組織,後者所需要的,還加上了一條:敏捷的信息傳輸。

物聯網似乎正在解決這一切,比如健康碼。這看起來是系統進化,對抗病毒的技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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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向病毒發起強有力的衝擊,靠什麼?


所以,答案就終結於技術,病毒會被物聯網殺死嗎?

或者說,組織系統會進化到,讓病毒完全離開地球嗎?

抑或者說,我們現在對於病毒的反思、組織的認知,都足以正確到保證下一次疫情不會再來嗎?

如果能。那以上所有的描述,其實都只是平淡無奇的,陳述人類的過往經驗。如果不能,那系統的真正答案是什麼?

從前有一位經營地毯的阿拉伯商人,對自己地毯店的外觀陳設十分上心。他每天總要在店內四處巡視,看看有沒有什麼不熨貼的地方,如果有的話趕緊糾正。一天,他巡視店面,發現地毯中央鼓起一塊,就上前用腳將它弄平;可過了一會兒,別處又隆起一塊,他再次去弄平;然而,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專門和他作對,隆起接連在不同的地方出現,他不停地去弄,可總有新的地方隆起。一氣之下,他乾脆拉開地毯的一角,一條蛇就立刻溜了出去。

蛇不出去,你沒法弄平地毯。

但是,真正的蛇,又是什麼呢?

彼得-聖吉在《第五項修煉》中寫到,“當我們在心態上放棄恐懼和反應式行動,非同尋常的重大創新機遇就可能發生。他們開始認識到,我們當前面臨的深層問題,並不是因為我們背運,也不是由少數貪心者所為。這些問題都是一種思想方式的產物,而這種思想方式的時代已經過去”。

《系統之美》作者德內斯-梅多斯說,“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社會的主流思維模式逐漸演變為科學、邏輯以及直覺和整體論相對的“還原論”,並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們都更傾向於認為,導致問題的原因是“在那兒(外部)”,而不是“在這兒(內部)”。這種“歸罪於外”的思維習慣,幾乎不可避免地讓我們去責備或怪罪他人,推脫自己的責任,並迷戀於尋找能夠擺脫或解決問題的“控制按鈕”、“藥丸”、產品或技術支持”。

這些洞見,凝練,如此不同而簡單。

無數的公司組成項目,無數的項目構成系統工程,複雜的系統工程升級到物聯網,無邊無際的物聯網,擊敗病毒。這個邏輯無比精妙。

公司向病毒發起強有力的衝擊,這種衝擊靠什麼?靠從科層制,一路演變過來的企業KPI嗎?還是狼性文化?或者是改善一切細節的執著?

全面質量管理的靈魂人物戴明晚年說,流行的管理框架都是泯滅人性的。

德魯克晚年坐著輪椅出席公開活動,講了一段很短的話:一家公司最不瞭解這家公司的就是CFO,因為他只知道過去,不知道未來。

成千上萬的公司學習阿米巴,畫出許多複雜的模式圖案,稻盛和夫最後只劃重點,搞好企業的基本條件是六項精進——付出不亞於任何人的努力;要謙虛,不要驕傲;要每天反省;活著,就要感謝;積善行,思利他;不要有感性的煩惱

公司由人組成。

系統靠人運轉。

在這個時代,組織進化的時代課題是物聯網。在永恆的時代,組織進化的課題還是人本身。

“疾病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之一。因為它告訴了你,你的生活出現了問題。如果你聽它的,然後改正,那它自然就會走掉。”——鍾南山

真正的高貴,是優於過去的自己。



關於作者:胡佳恆,星群電力集團首席運營官,此前供職海爾集團、壹讀、鳳凰週刊、財經時報。騰訊研究院騰研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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