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未來社區”：新加坡治理的邏輯和機理
2020年03月12日 14: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徐林字號
關鍵詞：“未來社區”;超前治理;智慧治理;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居民自治打印 推薦
隨著2019年初“未來社區”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國內關於社區治理的相關討論便絡繹不絕。“未來社區”應該呈現出何種面貌，是否可以借他山之石來促進我們思考，可能是我們建設“未來社區”進程中必要的一環。作為全球典範的新加坡或可成為這樣的對象。然而，新加坡的國情與我們大不相同，照搬照抄式地學顯然行不通。我們應分析並理解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理念和社區建設與治理機制背後蘊含的邏輯和機理，這樣才能更好地將其經驗本土化。 超前治理：城市治理的核心理念 首先，根據居民的需求超前預判城市公共服務供給的變化趨勢，提前進行政策調整。新加坡管理層通過“民意處理組”“議員接待日”“人民協會的基層網絡”以及向私人調查公司購買服務等多種渠道，廣泛收集公眾對公共政策的反饋意見和對公共服務的期望。在此基礎上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準確預判居民需求的特點和變化趨勢，並應用於政策制定，從而確保公共服務供給的針對性和超前性。 其次，基於未來城市的發展趨勢，超前規劃。在1971年的概念規劃中，新加坡著眼於未來5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基本框定了整個城市發展的空間佈局。每隔10年，規劃部門會根據城市的發展趨勢，在不改變大格局的基礎上進行深化和調整，以應對未來城市發展可能出現的問題。新加坡的“空中花園”計劃正是這一理念的集中體現。 再次，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確保硬件設施的技術韌性。從環境治理 、汙水處理、垃圾焚化到“智慧城市”打造，新加坡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引入世界上先進技術，爭取一步到位。如新加坡的大士南垃圾焚化廠是可以滿足未來50年需求的深層隧道排汙系統工程，2008年獲得了“國際水協會”頒發的項目創新獎。 智慧治理：城市治理和社區治理的有效手段 2006年，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國2015”10年藍圖，覆蓋了公共部門、私人部門和國民等利益相關者，是全球第一個智慧國家藍圖。新加坡將自身定位為全球“數據港 ”。為了實現數據的價值，新加坡開發了包括公共數據和私人數據在內的“數據市場”。通過制定數據接口標準、建立數據庫的安全保障以及強化社區參與等，數據市場可以破除數據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間的界面障礙，鼓勵數據所有者分享其擁有的數據，幫助數據使用者（如創新活動和商業活動等）開發出更多的數據應用領域，實現更大的社會利益。 在智慧社區建設方面，新加坡的目標就是要為居民提供一個安全、舒適、便捷、現代化的社區環境，包括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首先，硬件方面的投入有：在組屋區修建裝有電子車位監控系統的智慧停車場；在鄰里中心安裝智慧電風扇，根據環境溫度、人流量和自然風勢自行啟動或者調節風速；等等。其次，軟件方面的投入有：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務端口，居民只需輸入一個密碼就可以享受到電子政務服務，包括住房申請、稅務申報、工作許可、對政府服務的反饋意見和建議等；開發“一聯通”系統，讓每個居民都能智慧地參與到城市管理中；等等。 便捷性和可達性：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原則和導向 新加坡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其公共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地鐵網絡/輕軌網絡構成了新加坡公共交通的骨架，公交網絡構成了公共交通的支線和末梢。每一個樓群都有公交線路抵達，地鐵站和公交車站以及居民組屋之間可以實現無縫對接。所有的組屋、商場和公共建築物之間都是用無障礙有頂棚的長廊相連，而且一直連接到公共汽車站，所以，在新加坡，步行、候車都是非常方便的。 新加坡的社區按照“棋盤設計、嚴絲合縫”的理論建造，非常人性化。組屋所在的市鎮的結構就像一個大棋盤，棋盤中心就是鎮中心，這裡是居民餐飲、購物、休閒、娛樂的中心和交通樞紐 。一個市鎮又分為5—6個鄰里，每個鄰里又像一個微型市鎮，鄰里中心有小型快餐店、食品店、雜貨店和診所。每個鄰里分為6—7個樓群，每個樓群佔地10—15公頃，500—1000戶，2500—5000人，有自己的綠地空間、健身設施和停車場，還有幼兒園、老人活動中心等。無論住在哪座樓的居民，想去鄰里中心吃個飯或者乘車去鎮中心，走路不超過5分鐘（在有頂棚的走廊穿行，不怕日曬雨淋）。這樣一個20萬人左右的市鎮，除了去遠處上班，日常生活可以基本不出市鎮。 居民自治：基層社區治理的核心機制 新加坡的社區治理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導下的居民自治。人民協會的基層組織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公民諮詢委員會、居民聯絡所都是重要的基層組織。這些社會組織層次不同，參與人群不同，從而可以讓不同需求、不同能力的居民都能找到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渠道和平臺。 公民諮詢委員會是一個選區內最高的、全區性的綜合基層組織，起著樞紐型社會組織的作用，其委員大都是有名望的人。該組織指導並協調本選區其他所有的基層組織。它還充當政府和居民之間的聯繫紐帶，既把國家政策傳達給居民，同時也是居民向政府相關部門反饋意見的通道。 每一個鄰里都有居民聯絡所，在功能上類似於我國一些大型社區的居民活動中心和居民辦事窗口所提供的服務。新加坡的公共服務基本上下沉到這裡，一樓辦理的業務大致相當於我國城市中各個行政區辦事大廳辦理的事務。二樓是各類社會組織活動的場所，是社區社會組織開展活動的落腳點，也是孵化器。 上述三個基層組織和活躍於社區中的功能型社會組織一起在不同層次、不同角度服務於居民。他們既為居民提供差異化、多樣化需求，也為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提供了豐富的舞臺。 嵌入式居住：社會和諧、民族和諧的制勝法寶 新加坡約有82%的居民居住在公共住房（組屋）中，約94%的居民有自己的房產。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既保證了公民擁有“恆產”，避免了中低收入者因為購房而更加貧困化；同時又通過嵌入式居住，有意識地將組屋區建設成社會融合與民族融合的平臺，避免了城市住宅區的“異化”甚至“極化”。 一方面，在新加坡，每一個片區既有政府組屋區，也有私人公寓區。它們交錯分佈在同一個區塊中，從而避免不同收入層次的居民在不同的區域扎堆居住，形成類似於很多國家那樣涇渭分明的富人區和貧民窟。新加坡絕大部分居民居住於政府組屋中，各種社會服務都是圍繞著組屋興建的。嵌入式居住又可以發揮組屋住宅區公共設施的“空間溢出效應”，方便私人公寓的居民使用組屋區各類服務，提高了公共基礎設施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規定組屋區必須按照民族比例居住。每個社區華人的人口占比不超過84%，馬來人不超過22%，印度人不超過10%；而每幢樓華人佔比不超過87%，馬來人不超過25%，印度人不超過13%。這一政策體現了多族群“嵌入式”居住的特點，為族群之間的溝通和了解創造了條件，減少了發生族群衝突的可能性，因此，地處族群異質化程度最高的新加坡卻是全球最和諧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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