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希宇，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国共产党灌县（今都江堰市，下同）地方组织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灌县地方组织历史上的第一位县委书记。
干希宇，又名干素，绰号干疯子。原籍郫县，后迁居灌县。1896年农历9月10日，出生在郫县一个城市贫民家里。母亲为人和善，诚恳勤俭，以打草鞋和编织线帽线袜辅助家庭生计。父亲禀性刚直，不阿不谀，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也颇识些文字，最初以出卖苦力养家糊口，后经营土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其父因参与革命活动，避难至汶川县水磨沟，依靠出卖苦力，帮人搬运货物维持生活。后来举家迁往灌县定居下来。曾经带头参与反对中药材捐税而被捕入狱。
干希宇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生活俭朴的优良品质，具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精神。他聪慧上进，刻苦好学，虽只念过两年私塾却很有一点文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新思想的涌进，使灌县知识界受到很大震荡，并为之宣传鼓动。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到很大影响，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们有的赴法勤工俭学，有的组织社团，学习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干希宇就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之一。
1923年，他参加曾古愚发起组织的“导江书会”，先后阅读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资本论》等进步杂志和书籍。新思想的启迪使他很快由一个政治上无知的青年成长为一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活跃分子，他与王用全、陈益帆等在灌县先后组织了进步社团“储经讲学会”、“青年合群会”、“武士会”、“少年协助团”等，并开办了平民夜校，在群众中进行新文化新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他组织夜校学员座谈救国救民的道理，谈论国家大事，抨击时政，干希宇成为了当时灌县河东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鼓动者和活跃分子。
1925年下半年，江防军为了没收灌县的庙产作为军饷，假借省公署取缔“淫祠邪祀”名义，取缔了灌县土布商人的行会组织“大烛会”，将“大烛会”财产没收作为军饷，引起“大烛会”会员土布商人的强烈不满。干希宇家经营土布，于是他乘势出面组织土布商人反对江防军没收“大烛会”财产，并准备联络全市商人展开罢市斗争。干希宇的行动触犯了反动当局的利益，引起了反动军阀邓国璋的注意，并密令逮捕。于是，干希宇被迫出走重庆，后来在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之初，他先是拟定东下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改变主意，于1927年春，去了武昌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学习期间，干希宇仍和家乡的进步青年保持着联系，不忘他们的学习，常常给他们寄去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指导家乡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在革命思想的指导下，灌县青年活动很是活跃。灌县青年的进步活动在群众中产生了新的影响，在群众中特别是知识界中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为后来灌县党组织的创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干希宇对人友爱，工作热情，为学员们钦佩和信任，每当农民运动讲习所征求学员对生活学习方面的意见时，他常常被推为代表，代学员们陈述。他稳重而不冷漠，热情而不轻佻，学员们对他的评价是：“其貌不扬，真像块老姜，你一接触他，就理解那瘦小的个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给你稳定安详的感受。”在农讲所，他积极参加一部分农讲所学员自发地“抓反革命”的活动和农讲所组织的训练以及各种活动。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革命，攻打武昌，党组织集结农讲所学员出征还击，干希宇被编入三营参加战斗。这次还击夏斗寅的战斗，人们叫它纸坊战争，打垮了夏斗寅部。1927年，“七.一五”事件宁汉合流后，农讲所被迫停办，干希宇学习结业，离开武昌回到四川从事党的工作。
1928年初，干希宇受中共川西特委派遣，同广州农讲所学员张子玉（叙永人）一起到灌县创建党的组织。启程前，干希宇在成都适逢曾与他一起组织过“储经讲学会”等进步社团的陈益帆，虽分别几年，两人仍旧志同道合。于是，干希宇将陈益帆引见并介绍给了张子玉，随后，三人便一同前往灌县。在灌县，干希宇、张子玉秘密吸收陈益帆为共产党员。为了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三个党员建立了灌县党小组，由干希宇任党小组长。党小组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开始了积极领导灌县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党小组开始了筹建支部的工作。经请示上级后，决定建立“灌县特别支部”。1928年3月下旬的一天，在灌县北门外山上竹林寺召开大会，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灌县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干希宇任支部书记兼工运工作。1929年寒假，灌县的党员已由1928年初的3个党员发展到约20个党员，组织发展了，特别支部在汇报并征得省委同意后，在川西特委的指导下，召开灌县县委成立大会。会议在县郊农村胡克培叔父胡祝轩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干希宇、王用全、陈益帆、蒋澄中、胡克培、刘海民等。会议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灌县委员会，确定了县委领导成员及分工。干希宇担任县委书记。
从1928年初党小组建立到1930年8月革命受挫、组织消失、活动被迫停止为止，其间，干希宇在1928年的一二月间，针对灌县警察所征收“茶酒桌捐”，引起茶酒商人的不满，带领刚刚成立的党小组领导了灌县茶酒商人反对征收茶酒桌捐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8年下半年，领导了教育界反对封建礼教的“曾皮之战”；1929年2月，领导了城关建筑工人反对成立黄色工会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之后，干希宇与王用全到崇义和早就在崇义一带搞农运的陈益帆商议后，召集、组织了20多人的农民参加的斗争骨干力量，发起了崇义乡上瓦窖农民反对征收“亩捐”的斗争，随着抗捐斗争的发展，组织成立了“崇义乡上瓦窖农会”，赢得了反对征收亩捐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农会的威力；同时，他与川西特委搞工运的同志一起，深入到独轮车工人中，了解独轮车工人的疾苦，参与了川西特委领导的川西坝子独轮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1930年，广汉“汉州兵变”失败后，邓锡侯、刘文辉下令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反共高潮在全川掀起，白色恐怖笼罩灌县，党组织工作被迫停止。1931年初，干希宇由上级安排，撤离灌县，去了成都，由省委分配工作后担任省委交通，以“中西教育用品社”经理身份作为掩护，开展联络工作。同年，党组织借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机会，在成都安排了一次“飞行集会”活动，干希宇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活动开始时，负责演讲的同志因其他事情耽误而未能按时赶到现场，干希宇临时救场，登上凳子充满激情地演讲起来，从而保证了这次活动的圆满完成。
1932年，他在成都积极开展赤色工会的工作，并支持朱芳淮（现名朱挹清）同志在工人中办起了油印小报《我们的朋友》，这份报纸积极宣传革命，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启发工人觉悟。他积极帮助小报的发行，使小报的发行由原来的100多份增加到700多份。为了开辟工作据点，干希宇又帮助朱芳淮在成都桂花街开了一家书店，有时干希宇的母亲也来书店帮助经营。为支持革命工作和接济同志，干希宇还常常把家里的衣物、用具拿去变卖，而他自己却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
1933年，干希宇被组织调到中江，在中江县委具体负责军委工作。后来，县委负责人罗洪恩被捕，形势变得非常紧张，但是，为了工作的开展，干希宇不顾个人安危，继续肩负起县委工作的重担，他说：“罗洪恩同志被捕了，现在县委的工作就暂由我来负责，待请示省委后再作决定。”他带领同志们继续战斗，积极开展农民工作，发动农民抗粮抗捐。不久，省委批准另组中江县委，新县委由七人组成，要求必须有四名工农分子参加，由农民党员老李同志任书记，干希宇负责军运工作。在省委指示下，干希宇深入群众，筹集武器，准备组织暴动。这年冬，文家场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手拿锄头、钉耙、大刀开始了暴动。他们烧了地主曾万一的田契，开仓分了曾万一的粮食。暴动队伍声势浩大的行动，刺痛了反动当局的神经，军阀田颂尧闻讯后，派队伍迅速赶来镇压，由于干希宇指挥得当，暴动群众迅速转移，没有造成伤亡。
1934年2月，省委通知老李、干希宇、何曼修、李晓南四人回成都开会，专门总结文家场暴动的经验教训。会上，省委书记史伯康批评中江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会同志们不同意史伯康的看法。会后，老李等同志调离，干希宇仍然被派回中江工作。
这年冬天，由于形势变化，干希宇被迫从中江撤离，转移去了重庆隐蔽。1935年春，干希宇在重庆被捕，被迫参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侦缉队，期间，他没有出卖过同志和组织。不久，干希宇脱离特务组织侦缉队回到成都。
1938年夏秋之际，省工委副书记邹凤平指示朱芳淮与干希宇联系。邹凤平说：“干素（即干希宇）被捕过，没有党的关系了，被捕之后，特务强迫他作了侦缉员，我了解他，他没有做坏事。他提出来要恢复党的关系，但是我们暂时不能，因为这个人太红了，哪怕他被迫参加了特务侦缉队，人家还是说他是共产党。你去给他联系，你们熟，是老熟人，他有什么事情给你汇报，我们有什么消息，你给他转达，跟他单独联系。”1939年秋，邹凤平又对朱芳淮说：“你去通知干素，特务要抓他，叫他好好隐蔽。”年底，干希宇去《民声报》社对朱芳淮说：“我没有职业，生活无着，再则也确实有人跟踪我，我又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叫我怎么办呢？这样好不好？我跟李家钰部队里的几个连排长熟，我坐他们的汽车到山西去。我的妹妹（干玉梅）在山西打游击，只有去找我妹妹，抗日嘛，人人都可以去，你给组织上汇报一下，同不同意我这个办法，我走后如能把关系给我介绍到山西去就好了。”朱芳淮表示同意，并向邹凤平作了汇报，但是后来一直未与干希宇碰上头。
1939年底，干希宇离开成都去了山西，在晋东南军粮运输处垣曲县同善镇站民夫第四大队担任队长，负责民夫运输工作。1940年11月，被阎锡山军阀政府逮捕。1941年5月，垣曲沦陷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垣曲狱中。时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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