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加繆以“其重要的文學作品透徹地闡明瞭當代人的良心所面臨的問題”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那一年，加繆44歲，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非常年輕。
縱觀加繆的作品，幾乎都以荒誕出名。但當我們瞭解到他的生平，就會發現，這位諾貝爾文學大家的生平竟然和他的作品一樣充滿了荒誕。
阿爾貝·加繆
一、家庭悲劇
阿爾貝·加繆出生於阿爾及利亞，那個時候，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的領土。
加繆的父親是一名酒窖管理員，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加繆不滿七個月的時候，父親就被應徵入伍，僅僅過了三個月，就因戰爭去世了。
加繆的母親耳朵有些失聰，講話困難，可以說是沒有工作能力，所以父親的去世，讓本就貧困的家庭到了無以為繼的邊緣，無奈之下，加繆的母親帶著一家人回到了她的母親家。
對於曾經的這段生活，加繆日後回憶道：
有這樣一位婦女，丈夫的去世使得她和兩個孩子生活在貧窮中。她住到她母親家中，母親也很窮，還有個殘疾的當工人的兄弟。
她要幹活，要做家務，只能將孩子的教育託付給母親。她的母親粗暴、專橫、傲慢，對孩子很嚴厲。……外祖母不善良，溫柔的好母親卻不知道怎樣愛撫孩子，結果也是麻木不仁……——《加繆傳》
說外祖母不善良其實是一種比較客氣的說法，事實上加繆的外祖母對外孫的教育極其粗暴，動不動就用鞭子抽打，她需要的是絕對的服從，只要有“頂嘴”的事情發生，捱打總是少不了。
而加繆的母親呢，由於聽力不好造成表達能力欠佳，所以只能看著自己的母親嚴厲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懇求母親“不要打腦袋”。
阿爾及利亞
對於加繆的母親講話困難這件事，似乎是家族遺傳或其他什麼原因，因為加繆的舅舅講話也十分困難，13歲之前甚至完全不能講話，直到接受了一次外科手術之後才稍微好轉，但是也僅限於好轉，離流暢的表達還有很大的差距。
出生在這樣一個貧困、沉悶而又充滿了暴力的家庭，加繆的童年生活顯然不十分幸福，這在他的《貧民區的呼聲》的第一份手稿中就可見一般，在這本書裡，加繆將他的舅舅描寫成了一個“聾子、啞巴、惡棍”，可見當時加繆心中的憤恨有多深。
貧困的童年生活除了造成了加繆沉默寡言的性格以外，還加重了他的身體負擔。
1931年，17歲的加繆患了肺結核。
肺結核在現代不是一個難治療的病，但在那個年代肺結核並沒有特效藥，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做人工氣胸，也就是往胸膜內注氣，壓迫肺部，使結核處固定，令其結疤。並且要每隔12天左右再注一次。
那個年代，因肺結核喪命的人非常多，病情最重的時候，醫生也曾給加繆下過病危通知書，好在加繆挺住了，但不幸的是，肺結核伴隨了加繆的一生，所以和健康的人相比，加繆多了一種極端的生命體驗。
對於這種恐懼，加繆很少明確的表達出來，而是用一種反話來表現他那苦澀的心情。
當然，對加繆來說，肺結核也並非全都是壞處，在長期的靜養過程中，加繆有了充足的時間去思考和讀書，這為他日後成為一名作家打了堅實的基礎。
阿爾貝·加繆
二、與西蒙娜·伊埃，以拯救為名的荒誕婚姻
不幸福的童年，還不是加繆悲劇生活的全部，對加繆來說，他最大的不幸是娶了西蒙娜·伊埃。
西蒙娜·伊埃是個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她不僅外貌美麗，更重要的是她的思想和行為都非常超前，這種開朗的性格吸引了加繆。
加繆認識西蒙娜的時候，西蒙娜已經有了男友，但已經陷入情網的加繆還是決定把西蒙娜追過來。
那一年加繆十九歲，情竇初開，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西蒙娜對他而言，其實更適合做幻想的目標，散文詩的讀者，而不是妻子。
西蒙娜開放，喜歡過放縱的生活，為了追求刺激，西蒙娜14歲時就染上了毒癮。
對於染上毒癮的原因，西蒙娜的家人說是為了減輕痛經的痛苦，所以給她注射了嗎啡。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蒙娜的母親是知名的眼科醫生，西蒙娜的舅舅是著名的外科醫生，後來還成為阿爾及爾醫學院的院長，出生於這樣一個醫學世家，不可能不知道嗎啡是毒品，但不管真相是什麼，西蒙娜有毒癮事實，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母親從醫院開給她的嗎啡已經不能滿足她的需要。
為了獲得足夠的毒品，西蒙娜經常去勾引城裡的醫生。
加繆認識西蒙娜的時候，西蒙娜已經有很深的毒癮。但是，加繆還是和西蒙娜結婚了，因為在他看來，婚姻是拯救西蒙娜的良方。
西蒙娜
對於加繆的這種荒謬的想法，加繆的叔叔阿庫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一個好妻子應該是一個會幹活的、能夠支持丈夫的女人，西蒙娜和這類婦女毫無共同之處，所以他堅信西蒙娜不會是好妻子。
事實證明阿庫的想法是正確的，從與西蒙娜的結合的那一天起，加繆就沒有幸福過。
西蒙娜出生富貴，從小沒做過家務的她連砂鍋是什麼都不知道，自然也就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主婦，不僅如此，婚姻也沒有讓西蒙娜收斂自己的行為，為了獲取毒品，她四處勾引醫生。
為了幫助西蒙娜戒毒，加繆自己首先戒了煙，並且做出了許多被他的朋友稱為“聖人”的努力，但西蒙娜毒癮依舊，不僅如此，在毒癮的長期侵蝕下，西蒙娜傲人的容貌也逐漸凋零，眼神變得空洞無神，精神也開始恍惚起來。
加繆和西蒙娜共同生活了6年，在這六年中，加繆從未獲得過幸福。
對於西蒙娜對加繆的影響，我們現在已經無從知曉，但在加繆的作品中，幾乎沒有任何與西蒙娜相似的人物出現，要知道，加繆非常喜歡將現實中的人物寫進他的作品，就連他小時候一度十分厭惡的舅舅都曾多次出現，然而，如此眾多的人物中，唯獨沒有西蒙娜的身影。
不幸福的童年，加上一段近乎荒謬的婚姻，讓加繆的人生一直處在一種悲慘的處境中，所以加繆的作品都有著較為明顯的悲劇意識，並且充滿了對人性以及人的存在的意義的思考。
阿爾貝·加繆
三、莫爾索必須死
1938年，加繆開始著手創作《局外人》。1942年《局外人》出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也因此成了一種特定的文學形象。
《局外人》主要講述了一個名叫莫爾索的人，因為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哭而被判死刑的荒誕故事。在理解莫爾索的故事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懂的一個概念是“常人性”。
所謂“常人性”就是順從或遵循普世的生存理念。
打個比方，親人去世了，別人都哭，我們也哭，這就是普世性；結婚了，別人都高興，我們也高興，這也是普世性；在工作中獲得了肯定，大多數都會獲得一種滿足感，這都是普世性。
莫爾索就是一個“反常人性”的人，因為在任何需要感情流露的場合，莫爾索都表現的非常冷漠。
唯一的母親死了，本應該痛心疾首，但莫爾索不僅不悲痛，反而對旁人的關心感到有些厭煩，如果說這是莫爾索性格中天生的冷漠在作怪的話，那麼在母親死後第二天就和女友瑪麗廝混，就相當違反人倫道德了。
除了親情上的麻木不仁，莫爾索對待愛情也是“反常人性的”。
莫爾索喜歡和瑪麗約會，但當瑪麗問他愛不愛自己的時候，莫爾索說好像並不愛，又過了幾天，瑪麗來找莫爾索，問他是否願意和自己結婚，莫爾索卻說“結不結婚都行，如果她要，就結。”
莫爾索的“反常人性”舉動還體現在他對工作的態度上。
有一次，莫爾索所在公司的老闆問他願不願意去巴黎負責新市場開發，要知道這份工作不僅可以和大公司打交道，還可以生活在巴黎，並且經常旅遊。這種好差事換成任何一個人都會感到興奮，但莫爾索卻說“人們永遠也無法改變生活，什麼樣的生活都差不多。”
有一天，莫爾索誤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而遭到了審判。在一般人看來，在法庭上，被告一般都會想方設法的讓自己免罪，但莫爾索卻不是這樣，面對殺人的事實，他既不為自己的殺人行為感到難過，也不為自己辯護。最後，法官以“在精神上殺死了自己的母親”為罪名判了莫爾索死刑。
莫爾索的罪名乍一聽起來非常荒謬，但其實又順理成章，因為在當今的社會中，任何反常規的行為其實都可以視為一種威脅。就好比莫爾索，他對任何事物都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對理想和信念的漠視，這對一個社會來說，是極其危險的。所以莫爾索必須死。
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說，莫爾索的荒誕舉動又何嘗不是一種對自由生活的追尋，而這恰恰是大多數人所缺乏的。
阿爾貝·加繆
四、就連死都充滿了荒誕
《局外人》大獲成功之後，加繆緊接著又創作了《西西弗神話》，同樣獲得了成功。
1941年，加繆開始著手創作他的另外一部代表作《鼠疫》，不幸的是，創作還沒完成，加繆的肺結核就復發了，並且病情迅速惡化。
17歲那年，加繆的右肺得了肺結核，這一次輪到左肺了，為了健康，加繆再次接受了氣胸手術，比上次更加嚴重的是，在這以後加繆都要定期做吹起療法以控制病情。
肺結核後期是漫長的療養，這對加繆來說無異於苦行的生活。對於這段生活，加繆在日記中曾這樣說道：
“並不是我拋棄了人和物（我做不到這一點），而是物和人拋棄了我。我的青春正離我而去，這就是患病。”——《加繆傳》
那一年，加繆才29歲，心態卻已如老人般深沉。當然，讓加繆如此悲觀的原因除了複雜的病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戰爭的爆發。
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和阿爾及爾被戰爭隔絕，遠在里昂的加繆無法和家人通信，不僅如此，戰爭的爆發讓他幾乎找不到工作。
貧窮、焦慮整日伴隨著加繆。
但即使再這樣的條件下，加繆也沒有停止創作，在對家鄉的懷念中，加繆完成了《鼠疫》的第二稿。
阿爾貝·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照片
之後許多年，加繆陸續發表了多部作品，都獲得了不錯的口碑，加繆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但是對於獲得諾貝爾獎卻他卻是不曾想過的，因為幾乎所有的獲獎者都是在提名之後又苦等了很多年才有幸獲獎。
所以，當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加繆非常震驚，以至於有點恐慌。在他看來，有許多比他更有資格獲獎的作家，他獲獎實在有點名不正言不順，加上許多知識界人士的冷嘲熱諷，讓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有一種“犯了過失，必須祈求原諒的感覺”。
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居然會產生一種犯了過失的感覺，似乎有些荒謬，但更荒謬的還在後面。
加繆曾經說過：“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然而，命運之神偏偏要跟他開一個玩笑，1960年，加繆在開車從馬蘭前往巴黎的途中，由於道路溼潤造成車輪打滑，加上車速過快，加繆顱骨、脊柱破裂，當場死亡。
一代名作家就這樣結束了自己47歲的生命。
加繆去世的第二天，薩特寫了一篇評論發在了《法蘭西觀察家》上，這些充滿褒獎的文字無疑是對加繆一生最好的總結：
“他是20世紀反歷史潮流的倫理主義流派繼承人，他的作品或許是是所有法國文人中最具有原創性的。他那倔強的、狹隘的、單純的、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向我們時代裡那些廣泛而醜惡的秩序發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戰。但也正是通過這些頑強的抗爭，加繆在我們這個現實金錢與馬基雅維利主義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確認了道義的存在價值。”——《加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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