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中國歷史上由鮮卑族建立的政權，也是南北朝時期第一個統一北方的封建王朝，從公元386年拓跋珪建國，至公元534年分裂滅亡，共享國148年。
北魏時期，經過連年征戰，結束了北方五胡十六國政權林立的混亂局面，促進了民族融合，為隋朝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瞭解北魏歷史，離不開一部最重要的史書——《魏書》。作為二十四史之一，《魏書》是我國封建社會歷代“正史”中第一部專記少數民族政權史事的著作，也是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一部史書，甚至被稱為“穢史”，千百年來飽受非議，受到不少史學家的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直至今天，人們研究瞭解北魏歷史，《魏書》仍然是最全面、最翔實的參考史料。
北魏地圖
關於北魏史書真實性的爭議風波，後世史家、學者多有剖析，至今莫衷一是。今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即從史書背後三代主要修史官員的命運遭遇，探尋一下北魏史書引發爭議的原因。
北魏修史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時期開始，至北齊文宣帝（高洋）時期撰成《魏書》，大體經歷了五個階段，但最主要的階段有三個，即鄧淵撰修《代記》、崔浩撰修《國書》、魏收完成《魏書》。
鄧淵、崔浩、魏收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高官加才子，受命修史，但或被誅，或滅族、或死後挫骨揚灰，結局都很悲慘。一幕幕慘劇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1、鄧淵：博覽群書將門子，“禍非其罪”遭連累
提到撰修北魏史，人們首先會想到崔浩，其實北魏史書撰修第一人，名叫鄧淵。鄧淵出身將門，他的祖父鄧羌，是十六國時期前秦名將，智勇雙全，素有“萬人敵”之稱。父親鄧翼，曾任前秦河間相、後燕建武將軍、尚書左丞。
鄧淵性情純樸，正直誠信，從小博覽群書，“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北史》）。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擊敗後燕後，任鄧淵為著作郎，後出任薄丘令，因政聲良好，被提拔為尚書吏部郎。由於他博學多才，精通典章制度和朝廷舊事，深受拓跋珪重用，當時，朝廷的各種禮儀律令、軍國文書、政策詔令大多都出自鄧淵之手。
鄧淵之父鄧羌素有“萬人敵”之稱
公元402年，鄧淵隨拓跋珪出征後秦，因功再封中壘將軍。消除了北魏的最大威脅，志得意滿的拓跋珪於是下令，命鄧淵撰修國史，追思既往成敗得失，記錄北魏興衰歷程。
作為北魏國史的開篇之作，難免要追敘開國以前拓跋家族先世的歷史內容。但當時鮮卑族是遊牧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可供借鑑的資料主要是流傳於鮮卑人中口耳相傳的《代歌》（北魏始稱代），鄧淵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對《代歌》內容進行篩選整理，將拓跋先族的歷史舊事及近代北魏的興衰史實，寫成北魏第一代國史——《代記》。
《代記》共十餘卷，其內容和體裁“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北史》）——因為可供借鑑的事例太少，只是順著年月記載皇室的起居行事。這看起來更像是一部編年體的流水帳，以時間為主線，記錄拓跋家族開基建國、興衰發展的歷史實錄。
但僅過了一年，即公元403年（一說為406年），鄧淵就稀裡糊塗被賜死了。
關於鄧淵之死，史書的記載是，鄧淵的堂弟鄧暉為尚書郎，與定陵侯和跋交好。和跋因事被誅，和跋的子弟逃往後秦，傳說是鄧暉派人將其送出境外，拓跋珪懷疑鄧淵知情不報，於是將鄧淵賜死。“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魏書》）
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
但這一說法漏洞百出，為後世多數史家所不信。一是史料語言模糊。鄧淵功高位顯，且“謹於朝事，未嘗忤旨。”道武帝僅僅是“懷疑”他知道內情，就將其賜死，理由牽強。二是《魏書》記載，和跋的子弟逃往後秦，之所以能出境，是因為“詐稱使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並沒有鄧暉派人護送的記載。
後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鄧淵之死是“禍非其罪，悲哉！”（《魏書》），而非死於知情不報。更大的可能是，鄧淵受命作《代記》時，過於直筆，如實記述了拓跋先族某些不夠“光彩”的史實，觸怒了拓跋珪，便找了個藉口將其處死。
2、崔浩：智謀無雙白馬公，“國書事件”釀慘禍
崔浩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執政時期最重要的謀臣，從公元423年拓跋燾即位，到439年，北魏統一北方，結束十六國混戰局面，崔浩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和謀略家，在北魏攻取胡夏、北燕、北涼，征服柔然、吐谷渾等割據勢力時，舌戰群臣，力排反對勢力，為拓跋燾出謀劃策，顯示了超常的智慧謀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北魏統一北方
但他的結局卻很悲慘，最後受辱而死，被滅九族。這一切，源於歷史上有名的“國書事件”。
崔浩出身名門世家——清河崔氏，祖父崔潛，為後燕黃門侍郎。其父崔宏，號稱冀州神童，北魏初官至吏部尚書，賜爵白馬公。其母盧氏是後趙文學家盧諶的孫女，出身范陽高門盧家。崔浩和弟弟崔恬皆娶太原世族郭逸之女。
除了家世顯赫，崔浩才華更為出眾。“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魏書》）簡直是個奇才、全才。
崔浩性格謹慎，為官恭謹勤勉，從道武帝時期入朝為官，歷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倍受器重，官至司徒，封白馬公。深受朝廷賞識信任。
太武帝拓跋燾
公元439年，拓跋燾攻滅北涼，統一北方後，下詔崔浩監秘書事，統領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等人，編寫國史，續修《國書》（一說為《國史》），並特別強調由崔浩總管，務必真實記錄。（這也從另一側面透露出，鄧淵可能就是因修史實錄被誅，後世史官對此心存恐懼）。
崔浩不負皇命，帶領編撰組歷經十年，編修《國書》三十卷。其中，《道武紀》及拓跋先人追敘部分，以鄧淵《代記》為基礎，進行篩選加工。根據太武帝本意，《國書》主要是作為內參史料，供皇室內部查閱。但其時崔浩位高權重，趨附者眾。書成後，著作令史閔湛、郗標為了巴結崔浩，建議崔浩將《國書》刻在石碑上，以彰顯崔浩直筆修史功績。
崔浩採納了二人的建議，將《國書》刻在石碑上，立於都城平城郊外的交通要道，佔地一百步見方，共動用了三百萬勞力。但崔浩記錄北魏先祖的事蹟，十分詳細，來來往往的鮮卑人看了後議論紛紛，向太武帝控告，說崔浩是故意暴露先祖的汙點。
“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 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鹹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資治通鑑》）
拓跋燾大怒，將崔浩等人下獄，並下令調查。太武帝還親自審問，崔浩嚇得說不出話來，只承認以前曾收受賄賂之事。拓跋燾於是下令將崔浩同僚、下屬、宗族共幾千人全部誅殺。在中書侍郎高允的以死抗爭下，最後只將清河崔氏及崔浩的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族人全部誅殺。其他涉案人員，只誅殺本人，共128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國史之禍”。
崔浩雕像
崔浩被囚車載往刑場時，押送他的幾十個士兵一邊輪流往其身上撒尿，一邊嘲笑、歡呼，崔浩不斷髮出陣陣慘叫，引得路人紛紛觀看。
崔浩之死，從史料記載看，是由於直筆修史，“暴揚國惡”，觸怒了鮮卑族人及太武帝，但這一結論實在站不住腳。
首先，拓跋珪時期鄧淵撰修《代記》含冤被誅時，崔浩和他的父親崔宏，同時在朝為官，作為鄧淵的同僚，崔浩不可能不知道事件的真相，所以在主持修撰《國書》時，肯定會吸取鄧淵的教訓，不可能將過於明顯的“國惡”編修於內。
其次，崔浩身歷三朝，聰明過人，對皇帝的喜好、心思瞭然於胸。起初，由於道武帝晚年猜忌心重，濫殺大臣，朝臣都人心惶惶，躲著道武帝。崔浩卻勤於政務，有時整天都不回家，從未觸怒過道武帝，相反，道武帝還經常派人給他送粥。崔浩對拓跋燾瞭解更多，拓跋燾被立為太子，就是崔浩極力進諫的，拓跋燾和崔浩相互欣賞，君臣相得。皇帝喜好什麼、厭惡什麼，崔浩豈能不知？
北魏傑出謀臣崔浩
關於崔浩之死的深層次原因，後世史家多有分析，如，北魏漢化過程中漢人與鮮卑貴族的利益權勢之爭、崔浩與太子的矛盾、崔浩倡導滅佛引發的佛道之爭、崔浩自身的性格缺陷，等等。這些不是本文的探討重點，但不可否認的是，崔浩之死的背後，必然另有原因，“國書事件”不過是個藉口。
無論如何，一代功臣才子，落得如此結局，著實令人慨嘆。
3、魏收：“穢史風波”惹爭議，“一國大才”身後悲
北魏史書經由鄧淵、崔浩兩輪撰修，皆惹禍上身，對後世修史者帶來較大影響。其後，獻文帝時高允、孝明帝時李彪和崔光、孝莊帝時代人綦俊和山偉又先後奉命編修魏史，但都懼怕言多失體，應付了事，致使國史編修進展緩慢。
直至北魏分裂後，東魏孝靜帝時期，權相高歡、高澄父子掌權後，北魏修史才重又提上議程。經高歡父子推薦，朝廷命魏收為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負責修撰國史。
魏收出身鉅鹿魏氏，是當地世家大族。其祖父魏悅官至濟陰太守，其父親魏子建官至左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魏收從小機敏聰明，不拘小節，十五歲時就以文采聞名，初為北魏太學博士，後受到吏部尚書李神雋器重，推薦其為散騎侍郎，兼修國史。
東魏權臣高歡
高歡掌權後，魏收仕途並不如意。重臣司馬子如非常賞識魏收的才學，就向高歡推薦，稱魏收是“一國大才”，希望高歡能重用他。長史崔暹也向高歡之子高澄推薦魏收撰修國史，魏收從此受到高歡父子信任，開始參與國史編修。
“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北史》）
文宣帝高洋篡魏建立北齊後，給予魏收優厚待遇，詔命其專職撰修《魏書》，並特別強調：“要好好地遵循直筆原則，如實編寫，我可不會像北魏太武帝那樣誅殺史官。”
魏收接令後，組織了專門的編寫班子，借鑑前代鄧淵的《代記》、崔浩的《國書》以及高允、崔光等史官撰寫的國史資料，進行篩選加工，斟酌取捨，同時，對缺失的內容進行續補撰寫，僅用三年多時間，就完成了總計130卷的《魏書》編纂。
魏書是二十四史之一
但《魏書》在內部傳閱後，卻引起了軒然大波，朝臣貴族紛紛指責《魏書》內容不夠公正真實，有的反映史書漏掉了自家有功績地位的先人，有的反映史書歪曲事實、褒貶不當，還有的反映入史人物取捨不公，先後有100多人投訴，並指斥《魏書》是“穢史”。文宣帝於是召集朝臣與魏收當面對證，面對指責，魏收概不承認，並依仗皇帝的寵信，上奏朝廷反說他們是誣告、迫害自己。
文宣帝高洋愛惜魏收的文才，對指責魏收的朝臣或鞭打、或免職、或流放。“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雲遺其世職位；或雲其家不見記錄；或雲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帝大怒，親自詰責......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北史》）但爭議仍然不斷，高洋只好下令《魏書》暫停刊行，允許對史書中涉及家事記載不實的投訴者進入史館，據實提出修改補充意見。
鑑於朝臣貴族非議太多，《魏書》在文宣帝一朝始終沒有發行。孝昭帝繼位後，又命魏收繼續修改。武成帝即位後，朝臣仍反映史書記載不實，武成帝又下令魏收進行修訂。
《魏書》自面世以來，就一直伴隨著“穢史”爭議，直至公元572年魏收病逝，風波仍未結束。公元577年，北齊滅亡的同一年，魏收的墳墓被人挖掘，屍骨遭揚棄。
北齊文宣帝高洋
魏收雖然落得個掘墳拋屍的結局，但和北魏前代史官鄧淵、崔浩稀裡糊塗被朝廷誅殺不同，其死後被掘幕揚屍的死因比較清楚——濫用職權，引發眾怒。魏收雖然才華橫溢，但性格偏激怎麼，人品低下，對上恭維奉迎，對下侍寵而驕，狂妄自大。他常說：“什麼樣的小子敢對我魏收不恭！我抬舉他就能讓他上天，打壓他就能讓他入地！”這一性格必然會四處樹敵，招到同僚不滿甚至憤恨。
另外，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仍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家族先人能入史立傳，既是家族社會地位的體現，也關係到當世人的切身權益。不管魏收是因為個人恩怨感情原因，還是修史失誤，遺漏或歪曲事實，必然會觸犯某些門閥士族的利益。更何況，從投訴對證情況看，《魏書》確有不夠妥當準確之處。所以，他的身後結局，並非偶然。
鄧淵、崔浩、魏收三代北魏史官，因為一部史書，或因觸怒皇室，或因激怒門閥世族，最終結局悲慘，一方面揭示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虛偽本質和殘忍無情，另一方面，也讓史書的真實性大打折扣。即使如此，《魏書》作為歷史上唯一的少數民族政權史料，其地位和價值仍然值得肯定。
（參考史料：《北史》《北齊書》《魏書》《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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