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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相伯（1840—1939）， 祖籍江蘇丹陽，生於丹陽馬家村（今江蘇丹陽），中國著名教育家，震旦大學、復旦大學、復旦中學、嚮明中學創始人兼首任校長，愛國人士，耶穌會神學博士。傑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國高官于右任、邵力子為其弟子。後人輯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其故居有江蘇丹陽、丹徒和上海徐家彙、松江泗涇等地。

1939年4月，《良友》雜誌第150期封面人物，是一位飽經風霜的百歲大壽星，國民政府給他褒獎令，稱讚他為“愛國老人”，中共中央從延安發賀電，譽之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與此同時，這位百歲壽星的“福相”，幾乎被掛在每個照相館裡，給抗戰中的艱難人們一種精神上的鼓舞。這位老人，便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傳奇——馬相伯。

一個百歲老人，何以能登上風靡全球華人世界雜誌的封面，更何以能夠得到國共兩黨高層的一致愛戴呢？

他的魅力，不在百歲，而在“博學”、“愛國”與“興學”，其動人的故事，說不完道不盡。有人把他的一生概括為三個階段：前三十年，給了宗教；中間三十年，致力於政治；後四十年，為教育嘔心瀝血。似乎有些道理，但不盡然，我想透過“教育”這個窗口，窺斑見豹，讓大家領略一下這位百歲老人驚人的風采。

1876年，馬相伯離開耶穌會，以天下無人能比的全才身份，登上了大清帝國內政外交的政治舞臺，與弟弟馬建忠一道成為李鴻章的重要幕僚，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中。

1896年，馬建忠參與《馬關條約》談判，一時間，馬氏兄弟成了全國人民心中的賣國賊，甚至被人謠傳為李鴻章的私生子，或者根本就是外國人，因為馬氏兄弟懂多門外語，且曾是天主教徒。

1897年，58歲的馬相伯，歷經了妻子和長子的海難之痛，聆聽了母親臨終對他這個非神甫的兒子之罵，似乎看破了自己的天命，大夢初覺醒，來了一個華麗的轉身，決定重返教會。

馬相伯自以為人到暮年，大限將至，意在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於是，將自己3000畝田產全部捐獻給耶穌會，並立下字據，“自獻之後，永無反悔”，一來作為重返教會的交換條件，二來為實現自己的辦學夢想，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還有40年的時間為中國的教育做出偉大貢獻。

相伯捐獻財產字據手抄件（部分），存於上海檔案館

早在1886年，馬相伯借赴美借款之機，去了一趟歐洲，考察了幾所著名學府，大發感嘆：“自強之道，以作育人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或許，“教育報國”之志，就此深深地紮在他的心間。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學堂”理念，創辦震旦學院。“震旦”為梵文，“中國”之謂，含“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1895年創辦的北洋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而震旦學院則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梁啟超曾著文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震旦學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後來的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於右任。1904年，這名被清廷通緝的陝西舉人，化名“劉學裕”入學。

　 此後，耶穌會干涉震旦學院辦學，違背學校的民主自治傳統，引發“震旦學潮”。馬相伯明確表示同情學生，並於1905年在吳淞另立復旦公學。“復旦”之語，出於古詩《卿雲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且含“恢復我震旦，復興我中華”

馬相伯和震旦學院師生合影（圖正中為馬相伯）

　 1925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創辦北京公教大學，次年改稱輔仁大學，馬相伯參與其事，貢獻良多。他寄語輔仁大學：“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

　 如果僅有一所復旦，馬相伯或許不會作為一種象徵，赫然出現在中國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舉國上下對他的關注，還在於他年近百歲，仍一次又一次進行抗日廣播演說，一次又一次參與組織抗日民主集會。正如他的弟子、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國所以永久存在於世界，都在此。”

　 面對如此尊榮，馬相伯卻有些落寞。壽辰之後不久，一日，胡愈之來訪，交談中馬相伯沉痛地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胡愈之聽後，感慨唏噓，無以為言。

　 人們當然不會忘記他的這些“叫聲”。1906年，馬相伯赴日，在日華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說，勉勵留學生：“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張之洞將此語引為至言，譽他為“中國第一位演說家”。

　 “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他慷慨激昂發表抗日言論：“噩耗傳來，天地變色！國家危難至斯，誠達極巔……雖自顧老邁，亦願勉勵負一部分責任”。 91歲的馬相伯一腿已經不便，讓人攙扶著，揮毫寫字，寫一副對聯書賣50元，寫一個“壽”賣30元，一直到寫不動為止，共得10萬元，全部捐給前線將士。

從1932年11月起，他連續4個月發表12次國難廣播演說。他在上海土山灣的居所“綠野堂”，已成為國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徵。“七七事變”後，他發表《鋼鐵政策》廣播演說，呼籲國人立即行動，誓死抗擊日本侵略。

（馬相伯手書“還我河山”）

1937年11月，日寇攻陷上海，馬相伯繞道去往昆明，在路經越南諒山時，因病留居。

1939年，他在異國度過了百歲誕辰，民國政府及各地機關和團體都遙祝他百齡典禮。延安也致賀電，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
他卻說：“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

1952年，陳毅市長派員陪同馬相伯親屬去越南諒山迎回靈柩，安葬於當時新涇區（今長寧區境內）息焉公墓。1984年4月6日，遷葬於宋慶齡陵園內。

　 馬相伯逝世後，弟子于右任敬輓：“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馬相伯另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入獄，馬相伯多方營救。次年七人獲釋後，前往看望馬相伯，合影留念。沈鈞儒在照片上書題“惟公馬首是瞻”。

　 這張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學教科書在內的大小歷史著作，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照片上，馬相伯在眾人簇擁下，端坐正中，盡現人瑞之相。

馬相伯和孫女

附錄：《馬相伯與震旦、復旦之種種——教蔡元培與24個學生學拉丁文》

（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筆錄）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我離開京畿，回到上海徐家彙，重新過我的書呆子的生活。當時蔡孑民（蔡元培，號孑民——編者注）先生在南洋公學（即現在之交通大學）任教，要跟我學拉丁文，我告訴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為古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無奈孑民先生執意要學，說拉丁文為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無從瞭解。孑民先生的話固然說得正當，然我還以為很難辦到。一來是因為中年而有繁重職務在身的人，學習外國語，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較長時間不可；二來是孑民先生當時在南洋公學任職，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閒來讀拉丁文。當時我住徐家彙慈母堂前一排的樓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因為這兩個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為有益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為然，於是就選派了24個學生來學，我起初還是不打算教他們拉丁文，但他們也和孑民先生一樣，拿定主意要我教他們，我沒法，只好教了。

當時在我們徐家彙教會中的法國人，都在背後笑我們，以為中國人如何能學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卻大膽地教他們讀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學作品，最有名的演說家西塞羅的演說。4個月後，經過考試，他們居然都寫得出來，說得出來，從前笑話我們的外國人，也不能不欽佩我們的青年學生的努力。還有，我教他們，除了拉丁文外，還有法文和數學，他們始而都齊聲告訴我，他們全部學過了。我說：你們且慢，等待我教一點，你們才說。我的教法，完全和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數學，我教他們加減乘除，不但教他們演算的技術，並且教他們原理，使他們從根本上理解每一算術的作用，並且教他們用代數的方法演數學，他們都很能領悟。其中很有幾個，後來都在數理方面有了深造。

後來我又教他們哲學，凡哲學術語，一本拉丁，“不徒欲探歐語之源流，並欲探希臘拉丁人震古爍今之愛知學也”。

從創辦震旦到退出

我教了24個學生稍稍有點成績，於是風聲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遠之如雲南、四川、陝西、山西的皆不遠數千裡間關跋涉而來，這些來學的當中，有八個少壯的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這樣一來，我們就覺得有把組織擴而大之的必要，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學校，實具有西歐專科學校的性質，名之曰“震旦學院”，於1903年開校。我們當時以為這樣的學校應該把範圍放大，藉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別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數種信條：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

我辦震旦時，有一樁事業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點。那時一班外國人在中國教我們青年的外國語文，簡直有些顢頇，譬如，他們教英文，一開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學生摸不著頭腦；我從拼音字母教起，使學生漸漸可以獨立地拼讀外文。那時他們教英文所用的課本大致都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用的，淺薄鄙俗、毫無意義。我則選些英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給學生講習，藉以提高他們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時至12時，我召集全校學生開講演會，指定題目，先由一人登臺講演，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使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意見，互相觀摩，大家都很有興趣。當時一些外國教職員也都贊成。當我創辦震旦時，有些人若即若離地站在旁邊，待我把學校辦成，他們卻又“見獵心喜”，對於我的主張，動輒加以阻撓，而且關於招收學生的辦法，我的見解也與他們不同。他們只願意收年輕的學生，我則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甚至三四十歲的，只要他們誠心來學，程度相當，皆應一視同仁，儘量收納。因為中國的情形與歐西各先進國不同。我們的青年固須教育，我們的成年人尤須教育，因為他們學了一點，馬上到社會上去，就有用。

震旦開了一年多之後，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與校方意見不合，遂脫離關係而另組織一校以答與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的誠意，這就是現在的“復旦”。

復旦的創辦

1905年，復旦公學成立。初辦的時候，學校經濟非常艱窘，又沒有校址。我們在吳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吳淞鎮臺的舊衙門，地方很宏敞，既遠城市，可以避塵囂；又近海邊可以使學生多接近海天空闊之氣。大家決定了，我便打了一個電報給兩江總督周馥，請他把這個舊衙署撥給我們，並請他幫助些許經費，他回電很鼓勵我們，吳淞舊鎮衙署照撥，並匯了兩萬銀子給我們做經費。

我在復旦（以前也是這樣）對學生非常愛護，非常喜歡和他們談話，他們在課餘也喜歡來同我問難，有了困難，也常來找我給他們解決。有一次他們因飯食問題，幾乎要起鬨，我開誠佈公地訓誡他們，道：你們到此地不是來做大少爺，而是來求學的；而且學生不應以家庭為家庭，而應以社會為家庭……青年們到底是些無邪氣的孩子，被我一番詞嚴義正的話教訓過了，他們也就再沒有什麼說的了。

在我創辦復旦的時候，顏惠慶先生把李登輝（1872—1947）先生推薦給我。李登輝本是華僑，15歲赴新加坡讀書，19歲赴美讀書，27歲獲文學士學位。1905年，他赴上海，擔任復旦公學總教習，我始而請他教英文，後於1913年我辭去校長的職務，李登輝便繼任校長。1917年復旦公學改為復旦大學，李登輝仍擔任校長，復旦大學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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