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眾多瘟疫中危害很大的瘟疫之一。在中世紀早期它又被稱為查士丁尼瘟疫在那個時候就曾使歐洲各的不同程度上受到沉重的打擊。而 14 世紀這場瘟疫顯而規模更大，影響程度也更深。它幾乎衝擊了西方文明差不多一切的方面，觸及到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所有關於歐洲古代、中世紀專著都談到了黑死病，但大都都是寥寥數筆帶過。西方有關黑死病的著作有上百萬部，對黑死病的評價也眾說紛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以考坦（Coultan) 為首的西方學者認為它是歐洲從中世紀邁入近代的轉折點。20 世紀 30 年代，以科斯明斯基（Kosminsky)為首的蘇聯史學家和支持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認為黑死病只是當時社會普遍危機的一部分，主張淡化黑死病的歷史影響。而有關於黑死病與人口之間的問題，西方學者對其的認識是以馬爾薩斯以來的人口發展理論為基礎的。而馬爾薩斯並沒有對社會的具體情況作出分析，用這種人口模式來解釋中世紀人口發展的是以著名經濟史學家波斯坦為代表的“新人口論”最近，對黑死病的研究討論又出新亮點，關注了黑死病在“性別選擇”上的影響（Curtis Daniel R）和修道院的墓地裡埋葬者身份的對比與發掘出來的骨骼形態發現不少修士死前曾受過暴力毆打來具體描繪當時的社會狀況（K.Krakowka）。
國內學術界對此的研究也是頗多,但並沒有關於黑死病的專著，有王旭東、孟慶龍的《世界瘟疫史》和武斌《人類瘟疫的歷史與文化》等文章涉及到黑死病之後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和黑死病對其社會經濟文化造成的影響。龍秀清、李錦榮《論黑死病對英格蘭修道院的影響》趙立行《1348 年黑死病與理性意識的覺醒》。這兩篇更加強調了黑死病造成的社會意識的轉變，並且同時提到了這些由於反思黑死病所產生的社會意識進而影響了政治、宗教 和經濟的變革。
現在依然普遍認同馬克思的觀念“社會的再生產包括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和人口的再生產 兩個方面，物質資料的再生產是人口再生產的基礎，人口的不斷再生產又是物質資料不斷再生產的條件。”⑤尤其是在中世紀時期，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很低，社會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主要靠人力，於是人口的數量稱為影響社會物質再生產的主要因素。“中古時期的農業，幾乎完全支配著經濟生活，可能有 90%以上的人口是靠土地為生的”而突如其來的黑死病就像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使得本來擁擠、骯髒、汙穢不堪的中世紀時期的西歐社會在突然之間喪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本來人口減少的後果本應該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那麼理 所應當歐洲應當至少在人口還沒恢復以前一直低迷下去。“英國人口到了 17 世紀初才超過。
1348 年的水平”可歐洲卻“提早”的實現了近代化，實現了經濟的蓬勃發展。這不得不讓我們從新審視一下人口的減少給經濟帶來的發展這一反常現象。
本文旨在研究的是發生在西歐 14 世紀的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銳減對經濟造成的深遠影響。因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涉及面之廣、死亡人數之多堪稱空前絕後。這場沉重的打擊給歐洲帶來的慘重後果也成為中世紀黑暗的另一個寫照。從而引發了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醫療衛生的危機進而引發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醫學革命等一系列深刻的變革。而黑死病銳減的人口和其對經濟的影響是這一系列深刻的變革之一。從長遠意義上考慮，研究黑死病對西歐日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運動之間的內在聯繫，尤其是研究其銳減的人口和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這個看似不相容的矛盾，對於現今社會有著很深刻的意義。
筆者希望通過這次小小的探討對“馬爾薩斯陷阱”理論進行補充和揚棄，並且希望通過接下里的研究藉助各個時期各個國家不同時間不同生產方式對“馬爾薩斯陷阱”進行量化分析，並積極尋求繞開“馬爾薩斯陷阱”的辦法，以用於現代社會。
一、人口減少的直接影響——加速農奴制的瓦解
“中世紀歐洲社會的莊園農奴制，從 11 世紀後期或 12 世紀初期就顯示出了裂痕。領主和農奴都有著改變舊有的莊園經營模式的共同需要，這就把農奴制打開了一個永遠無法修復的裂口”還有就是在 11 世紀後期或 12 世紀初期，城市的復興吸引著勞動力，一些不堪忍受沉重勞役負擔的農奴開始由莊園逃亡城市。但逃離的過程是艱辛的並且逃到城市也不見得出境會比之前好到哪去，但大多數農奴都認為城市總就是自由的。
而黑死病的到來正加速了莊園農奴制度的解體。在這次可怕的瘟疫中，有錢人紛紛逃離 疫區到偏遠的荒無人煙的宅子裡躲避，當然包括那些主教。可憐的農奴們由於出不起錢來購 置交通工具而困守原地；並且大多數農奴因為沒有人生自由而被迫被困在疫區等死。大瘟疫 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而在這些死亡的人口中絕大多數又都是農民。“1349~1450 年歐洲人口總數下降了 60~75%，而且死亡的人數主體是農民。”“法國的勃艮第地區的吉維爾（Givry）村莊在 1348 年 14 個星期內 615 人死亡，這顯示出黑死病造成的當地農村人口的死亡率為 50%”“在英國劍橋郡 3 個莊園、埃塞克斯郡兩個莊園、康沃爾郡東部 2 個莊園，死亡率達 50~60%；格拉斯頓伯雷修道院的 22 個莊園上平均死亡率為 55%，埃塞克斯郡 3 個莊園為 43%。”在這次大瘟疫中人數減少的直接影響就是這一個時期內的耕作都無法正常進行，所以直接受到打擊的就是莊園農奴制經濟。
而這一打擊又是如何具體實現的呢？“人口下降使許多農民和地主的地產至少部分閒置起來。領主起初力圖強迫其現存的承租人按照老的習慣條件來利用閒置土地，並抗拒諸如勞動法令一類的要求增加實際工資與新的經濟條件保持一致的各種法律；這些企圖很快就落空了。農民的逃亡、領主間急於吸引佃戶的競爭以及農奴拒不服從秩序挫敗了這些企圖”除此之外，政府需要財政支出確保這混亂的社會狀態保有秩序，有些嚴重的地方人們死的死逃的逃，陷入了無政府狀態；人口的急劇減少，物價開始普遍下降“所有的東西價錢都下降了， 一匹馬原來值 40 先令，如今 6 先令 8 便士，一隻母牛現在只值 12 先令。”
這些變化可以歸納為：“（1）由於地租相對於勞動力的價值下降，要素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嚴重依賴地租的封建稅入也相應下降（2）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品相對提高（3）利用市場組織的經濟活動的費用上升。”於是，農奴獲得了人身自由，自由自配自己的時間，在繳納了定額的租金後，農民可以將自己的剩餘的糧食在市場上出售，從此貨幣地租取代實物地租成為了普遍現象；居住自由也被承認了，領主再不能把離開他的地產的農奴抓回來，農奴的身份地位提高了“賤農在法律上的人格得到承認，他們可以上法庭起訴，並且同他們的家人一道享有免於虐待的法律保護；他們可以自由地讓渡、交換、出賣他們所有的各種財產或將其傳給子孫。於是“死手捐”沒有了。
“農奴解放的人口比城市的解放涉及到的人數多得多，它是歷史上重大的事件之一，人身自由和締約自由第一次在農村人民中宣佈並付諸實施。”農奴制瓦解的終極原因是農業生產力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新的經濟基礎迫切地要求著新的上層建築，如果沒有黑死病這場變革也終將會實現，可是那將會晚很多，黑死病的爆發無疑是一個催化劑，以摧拉枯朽般不 可阻擋的勢頭加速了農奴制的崩潰，雖然它的代價是慘痛的，伴隨著血與火的，但不可否認它瓦解農奴制經濟的徹底性與革命性。
這也就是筆者所論述的人口數量的減少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正是人口減少直接造成的農奴制經濟的瓦解，改變了原有的經濟結構，使得農業生產力的進步與新經濟的發展的呼聲得以發出。正所謂不破不立，破而後立，農奴制經濟的瓦解為接踵而來的城市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掃平了道路。這就顯示了以退步實現進步的第一個特徵：經濟基礎的進步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的進步。
二、黑死病之後的人口減少的間接影響
1、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災難中的大量農民的喪生已使封建制度失去了足夠的剝削對象，由於勞工人數大量減少，農奴難以在領主的土地上履行應盡的勞役，大量的土地荒蕪了，在英格蘭東部的伯克蘭（Brekland）地區到了 15 世紀有 28 個村莊，超過該地村莊的半數被徹底拋荒了”人口的 大量死亡和人們紛紛逃散，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被拋荒。於是歐洲大量的農場被改為牧場和草 場。因為例如一個牧養場與農場相比，只需要一個牧羊人和數只牧羊犬就能飼養大批的羊， 只需要向這些被拋荒了的土地上隨機撒上草籽就會長出大量的青草。畜牧以牧草和灌木為食，不需要額外的餵養飼料。
而且“走投無路”的莊園主在這期間發現了出人意料的驚喜：家畜除了提供肉類還能提供其他資源，牛皮可以製作成皮革，羊毛可以被製作成呢絨，呢絨的需求量很廣，當時英格蘭有這樣一句諺語“羊蹄可以使沙子變成金子”。並且，這恰恰配合了當時人們的消費心理和“黑死病的性別選擇”被“物種的自然選擇”留下來的人們開始害怕黑死病的再次發生於是乎他們由原來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存錢、攢錢變得最求現在當前的享樂，甚至出現了超前消費的消費意識。而由這些呢絨類產品製作而成的奢侈品稱為這些被“黑死病的性別選擇”留下來的“一夜暴富”的女士們貴婦們追捧的對象。
“新興的工業在黑死病後也開始發展壯大，在尼德蘭地區，多元化的紡織品迅速發展， 對上等的綢緞衣服和亞麻製品的需求量與日俱增。亞麻是當時流行的內衣原料，併成為當時的時尚，德國南部順應市場潮流，大量生產亞麻和棉麻混製品”於是出現了類似托斯卡納這樣的很好的工業調整範例。“托斯卡納的一些地區發展絲綢工業，並向整個歐洲和中東地區外銷產品，以市場為依託的工業靈活轉型和迅速反應是他們在人口持續下降時，取得發展的關鍵所在。”
這就說明不僅是莊園農業經濟開始轉變成集約化規模化專業化的畜牧業養殖經濟，而由 這新興的畜牧業經濟帶來的多元化的手工業作坊也應運而生。這就是人口銳減的間接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於人口的銳減直接造成的是大量的土地被拋荒，而土地被拋荒就 逼迫這些莊園主另謀出路，當他們發現了畜牧業的經濟利益的時候便一發不可收拾，從而產生了專業化牧場。
2、剩餘人口的當前可支配收入
表面上，黑死病對於經濟的破壞使得那個時期的西歐社會看起來淒涼無比“在那個寂靜無人的街道上，那些逃難的富人的馬車就是少見的還有一些生活氣息的東西了……一個人花上一天功夫搜遍全城，若能找到三個雞蛋就是巨大的福氣了。”
然而，瘟疫不同於戰亂，只是人口——社會再生產的一個部分被毀，物質基礎尚未被破壞而保存完好，個人的財富也保存完好。“一些人突然間由於繼承了別人的財富而變得富裕”物價的降低和財富的容易獲得，人們的當前可支配收入得到提高，再加上經歷了這一次大瘟疫的慘痛教訓，人們的內心唯恐再次經歷巨大的死亡，所以更加追求現世的享樂。“一些勤儉節約的普通民眾大肆揮霍顯示出對自己的將來失去希望；而農村那些依靠放息來維持生活的領主，紛紛移居城市，不在鄉村組織經濟生活”“富人們宣稱‘慷慨解囊是我們擁有的最高貴、最吸引人的美德，花錢更使我感到快樂和滿足’”
在這樣的消費心理的驅使下，人們變得偏好奢侈品。“皮毛變得流行，人們比任何時候都能承受，中世紀末期大量的皮毛生意使得北歐的皮毛商和皮革工人衣食無憂”在各大城市有產者競相構築房屋“都有白色大理石和斑紋石精雕的大門，哥特式的窗戶，庭院中興建各種雕像、噴泉、花園、壁畫……大而華麗的壁爐、鑲嵌細緻的傢俱、絲織的天棚，金或銀的窗簾、青銅製成的吊燈。”
首先，奢侈品的被追捧就要求製作這些奢侈品的手工業者有著良好而高超的技藝，從而從消費端入手倒逼供給端的改革。一般的手工業作坊的生產產品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倫敦出現勢力強大的呢絨手工工場，著名富商契康伯僱傭勞工達一千人”這就出現了與以往城市小手工作坊不同的生產經營模式，這種經營模式的轉變孕育著由農業文明向工業 文明的轉型。眾所周知，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發生時是在英國，而開始的標誌就是：哈格里夫斯發明珍妮機。而發明它的原因就是毛呢產品的過量的需求同當時的生產力不匹配。說白 了就是毛呢產品的供不應求。於是新的生產力形式開始出現，人類邁出了由機器生產取代人力生產的第一步。
其次，社會再生產的資料得以轉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使小農轉化為僱傭工人，使 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所以，表面上看只是由小農轉化為僱傭工人，但這其中也包含著社會物質資料的轉化，隨著這些小農的移居城市，他們的身家也隨著他們移動，由此他們的物質資料轉化為更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生產要素，同時，這些小農也是城市經濟的消費者，他們的消費和生產共同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與轉型。並且，這些與城市的第二次復興是分不開的。
再者，手工業品和奢侈品的供不應求和價格猛漲，也促進了城市金融家和商人階層的壯大，並且掌握了雄厚的資本。“黑死病後，再英國的佈列斯托爾的坎內家族，擁有總載量重達 2854 噸的大船 10 艘，僱傭水手 800 人，控制了全市的船舶貨運量的 1/4.”“而 14 世紀末，巴黎商人尼古拉·布拉爾承辦查理六世為加爾德遠征募集的軍隊的軍需，總數達 10 萬金埃勾之多，盧加的拉龐狄成了勃艮第宮廷的主要放債人，無論在歐洲的什麼地方他們的重要性都日益增加，上層貴族也十分歡迎他們，給與他們社會聲望，作為服務的報酬。”
最後，全民性的對奢侈品的追求不僅使金融家和銀行家壯大，各種服務人員的人數也隨之或興起或壯大。例如：建築師、管家、園丁、馬伕。就像梳毛工的出現一樣，這些新興的職業隨著由於經濟發展的影響而逐漸有了細緻劃分的社會分工一道發展起來。
大批的勞動力湧現城市，填補了黑死病造成的城市人口的大量消亡。城市再次復興，並以它新興起的獨特的魅力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自由勞動力，生產力的發展不僅產生了新興的城市經濟，更產生了一個新的階層——市民階層。
三、死亡人口的不同身份造成的影響
當我們在探討黑死病的人口銳減時往往忽略了對死亡人口的身份進行探討和研究。不同身份的人口死亡對潛在的社會意識和社會經濟形態的影響是不同的，然而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社會影響在幾個世紀後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些學者認為例如宗教改革的序幕追根溯源還是要追溯到黑死病時期的。
（1） “性別的選擇”的影響
對於黑死病的“性別選擇”的討論，目前筆者只發現了國外一篇關於此的論文。丹尼爾·克魯蒂斯的《1349-1450 年，黑死病和接下來的瘟疫的性別選擇對於荷蘭南部的影響》文章中的“sex-selective”一詞給與筆者很大啟發。李化成的一篇歷史學論文《黑死病期間的英國社會初揭 1348-1350》中有所涉及。當代醫學對此方面的研究有《中國 1950~2010 年鼠疫患者性別構成比例分析》。劍橋大學的約翰·哈徹教授曾在紀錄片《肯·福萊特的黑暗時代之旅——黑死病》中提及“沃爾沙姆維落斯 660 年曆史的法案卷宗”，為黑死病的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記錄了瘟疫爆發時期的鄉村生活，一戶名為“克蘭默家族”的農莊居民。黑死病帶走了該家族的全部男丁，即該家庭中的全部勞動力。該法案卷宗詳細記載了奧利維亞·克萊默的事情，其中有一條很私人的條款“奧利維亞 威廉·克萊默的女兒未婚先育罰款 32 便士”這是當時一個普通農戶家庭所承擔不起的。而當黑死病來臨後由於家庭當中全部勞動力和男性合法繼承人的喪失，兩姐妹繼承了大量的土地。由於兩姐妹並不會幹農活，她們選擇了使莊園變成草場進行養羊的事業，從此變得富裕起來，不僅還清了她未婚先育的 32 便士還因此變得十分有錢。這雖然是個個例，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兩姐妹最終選擇都是必然的。這個個例應和了之前提到的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銳減導致的經濟發展方式（由傳統農莊的莊園經濟轉變為畜牧業）的轉變。
接下來我們再討論一下，黑死病究竟是何如選擇自己的被害人的。“一般認為，男人的死亡率要高於女人，在黑死病之前，男女比例為 105：100，但黑死病之後，男女比例朝著反方向發展，因此黑死病後女人在勞作中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甚至有些學者稱‘14 世紀末和 15 世紀是女人的黃金時代’”。不知是否是黑死病病毒的本質特性。中國醫學學者鞠成、張芳等人的《中國 1950~2010 年鼠疫患者性別構成比分析》中提到過這樣的一些數據：旱懶疫原地男性病例明顯多於女性，分年齡組比較，只有 20~39 歲年齡組鼠疫患者男女比例存在差異……患腺性和肺性鼠疫的男性也多於女性。”
由此可知，鼠疫的易感人群還是有所差異的。這樣的細微差異會造成很大影響。“女人們用一切化妝所能提供的手段來改變她們的姿容，不厭其煩地來修飾面貌、膚色和改變頭髮 的生長狀況……鄉間婦女也在這方面與城市姐妹爭豔，勸誡她們說這種裝飾是高等妓女的標誌是沒有用的”
女性作為消費的主力軍，一方面促進了種種奢侈品和其相關行業的興盛，使其甚至產生了專門為女性設計的高級消費品。另一方面，如同沃爾沙姆維落斯的“克蘭默家族”這樣勞 動力全部死亡的家庭，留下了繼承大量土地的女性，這些女性勢必要採取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由畜牧業代替原先的莊園農莊的經營模式。
（2） 修士大規模死亡的影響
修士並非真的有和上帝溝通的能力，肉體凡胎，染病當然不稀奇。況且， 在黑死病期間， 修士總是避免不了與患者進行接觸併為患者提供幫助，這樣修士染上黑死病的幾率相當大.在中世紀時期，得了病就會被認為是上帝的懲罰，救治的辦法無非是那麼幾種：修士為你禱告；用肉體受刑的苦難來消除你的罪業；放血；剪下來幾頁聖經用火燒了和水喝了。這些辦法如何能救得了在西歐狂暴肆虐的黑死病，染上了病不用說救別人，教士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在卡爾卡松（Carcassonne），所有的法蘭西斯派修士全部死亡；在圖盧茲，聖塞爾南（Saint-Sernin）大教堂的 20 個教士死了 12 個；阿維尼翁教堂的官員死了 1/4。”“據施魯斯伯裡估算，英國受俸教士的死亡率在 43.5%左右，在黑死病期間內，德國死亡的方濟各修士會多達 124434 人，在意大利有 30000 名方濟各託缽修士會修士命喪黃泉”在有些地方教堂都有所荒廢。
而神職人員在看到己方有大規模的死亡之後，他們的所作所為就與他們聲稱的道義背道而馳。“他們把一個個求助者拒之門外，更有甚者把與自己同門的教士驅逐除外。就這樣， 人類的‘救贖者’成了不折不扣的偽善者。人們開始在懷疑神存在和作用的同時，也開始懷疑博愛的上帝和博愛的神聖，從而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開始內心反省。”人們會自然而然的想：這麼多修士的死亡，如果他們不是最大的罪人的話，為何上帝會殺掉這麼多？教會的力量在根基上出現了動搖，黑死病的到來意味著教會的權威開始弱化。那就意味著，無需神職人員也能和上帝對話，一旦你有了這個想法你接下來就會想，好吧，那我為何還要這些所謂的權威，那我為何還要主教……這些想法的可怕就在於它的顛覆性。
這些想法就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思想誕生的原地。隨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人文主義精神的傳播。從 15 世紀開始，出現了全新的自然觀念。即人是世界的中心，人高於自然。人類藉助科學發現和發明，掌握自然規律，就能夠合理的運用自然，讓世界為人類造福。而這自然科學的思想起源就在於對於神學的不信任，於是人們更加渴望去了解自己瞭解自然， 近代自然科學就此應運而生。
要知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與發展離不開資本主義政權的建立，15 世紀中葉，西歐從黑死病的恐慌中恢復過來，資本主義政權陸續在歐洲各國建立，資產階級革命為近代自然科學的誕生提供了社會條件，同時也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基礎做了保障。
筆者認為這與黑死病期間的對於神學的否定和懷疑是密不可分的，假使沒有修士的大批 死亡宗教的根基就無法動搖，科學不可能擺脫宗教對其的束縛與排擠，就不會有近代科學的 誕生，而近代科學正是促進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所以，黑死病造成的西歐的修士大規模銳減客觀上促進了經濟的近代化。
四、結論：黑死病期間人口銳減對其西歐經濟的正面影響
“馬爾薩斯陷阱”理論是這樣講的：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數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過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再配合社會再生產理論：社會的再生產包括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和人口的再生產兩個方面，物質資料的再生產是人口再生產的基礎，人口的不斷再生產又是物質資料不斷 再生產的條件。那麼就會產生一種不科學的想法：人口多達一定程度就會發生戰爭、瘟疫等 能讓人口大規模死亡的事件，於是乎我們的社會遭到重創後就會止步甚至會倒退，用人口的 數量的減少來滿足我們與之不相稱的經濟基礎。這種理論就會造成循環史觀和天命循環論的出現。
而就拿這次 1348~1349 年肆虐西歐的黑死病來講，其確實給西歐的經濟造成不小的損失， 但萬萬不可無視它的進步意義。從整體上看，黑死病的爆發從根基上摧毀了當時西歐的莊園 農奴制經濟使得西歐可以重建人口和經濟體系，客觀上解放了勞動力，為新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加速了經濟、級數、社會行政管理的近代化；從微觀上來看，就人口的減少對經濟而言， 它瓦解了農奴制，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的轉型，並且使得女性再經濟生產中獲 得勞動的社會條件從而參與社會經濟貢獻病從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也促進了人們思想觀念 的轉變從而引發近代自然科學的誕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經濟基礎和理論支撐。
當我們同時也要看到，黑死病的爆發是偶然的，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而言絕不是歷史的動力，黑死病本身也不可能創造歷史，它只能算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減少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更像是一把鋤頭挖空了封建農奴制經濟的根基，使得剩下的人無力在以原 來的生產方式進行勞作和生產，從而產生了新的經濟形態；它也像是當頭一棒，打醒了沉浸 在愚昧無知曾經在黑暗的教會神學統治之下的西歐人民，從而產生了新的經濟意識與科學主 義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黑死病雖然在現在看來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但是對於當時西 歐的人民來說卻是痛苦的、伴隨著血與淚的。
現如今，在我們肯定黑死病積極意義的同時卻要避免類似這樣大的災難再次發生，因為人類不會再承受的起與現在的生產力相匹配的大規模災難。我們的發展終究不能靠災難來促 進；我們的進步也不能靠人口的減少來實現。在未來，我們需要各方專家的配合，找出儘可能多的資料完善並量化“馬爾薩斯陷阱”和“新人口論”，進而指導我們未來的生產生活。也使人們不會陷入對“馬爾薩斯陷阱”的無謂的恐慌之中。
參考文獻：
[1] 道格拉斯·諾斯 羅伯斯·托馬斯著 厲以平 蔡磊譯《西方世界的興起》；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17 年 4 月
[2] W.湯普遜《中世紀社會經濟史》，下冊，商務印書館 1984 年版，第 455 頁。
[3] P 布瓦松那：《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 1985 年版，第 252 頁。
[4] 堅尼·布魯克爾《文藝復興時期的弗羅倫薩》，三聯書店 1985 年版，第 57 頁。
[5]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 1979 年版，第 133
頁。
[6] 坎寧安：《英國工商業的增長》紐約，1980，第 515 頁，
[7]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文藝復興》（上），東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6~417頁
[8] 羅伯特·福西耶：《劍橋插圖中世紀史》下冊（1250~1520）郭方、李桂芝譯，山東 畫報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2 頁。
[9] 亨利·皮朗：《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 1988 版，第 203 頁
[10] 薛國中：《黑死病前後的歐洲》，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4 期
[11] Robert S Gottfried,The black Death-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New Work:Free Publishers,1983,P55
[12] Hatcher.J,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350, Macmillan Press,1984,P22~23
[13] 李化成：《黑死病期間的英國曆史初揭 1348-1350 年》
[14] 李曉光 《黑死病與 14-15 世紀歐洲社會歷史的變遷》，第 35 頁
[15] Mirko.D.Fantini.West med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Harvard University 2ress. Cambridge.1998.P99~103
[16] 趙紅：《是災難，更是契機和動力》，湖南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 19 月第 5 期
閱讀更多 猻芬克斯沒有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