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放生池碑記》看蒲松齡的人文情懷

在風雨飄搖的封建社會末期清朝，社會矛盾尤為突出，官場腐敗，民不聊生。蒲松齡千里迢迢從山東淄川到寶應做幕賓，正是封建社會忽剌剌似大廈將傾的沒落時代。

有悲天憫人情懷的蒲松齡在《鶴軒筆札》多次寫到寶應“彈丸蕞爾之邑”，官場腐朽，巧取豪奪，廣大民眾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社會現實。

康熙九年（1670年）庚午秋九月，蒲松齡應同鄉好友時任寶應知縣孫蕙的邀請，到寶應縣衙作幕賓。蒲松齡乘坐帆船沿大運河南下，在寶應登岸，碼頭不遠處有人工開挖的一方大塘。

寶應歷來有水鄉澤國之稱。河蕩縱橫，水產資源豐富。盛產鱗小肉細味道鮮美的鱸魚，是聞名遐邇餐桌上的美味佳餚。自明代始，地方官員為取悅上級，開挖了二十多畝的魚塘，專門用來蓄養鱸魚，供達官貴人享用。也就是碑文所述“餘蒞寶伊始，舟過邑南，有塘一區，涵空射日。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創於明季，計地廿餘畝。”

寶應縣衙地處京杭大運河要道，南來北往的官員很多。達官顯貴都把品嚐寶應鱸魚作為人生一大快事。更有甚者，有的吃了還要帶。孫蕙上任後，苦於頻繁接待，對多年沿襲的這一惡習深惡痛絕之。然而只能夠乾著急，沒有辦法。

蒲松齡到寶應不久，深入民間探訪，得知本邑接連遭受三年水災，百姓民眾只能夠“嚼蘆根充飢築堆修堤”。初到的那一年，天降罕見大雪，氣溫奇寒。“連朝餓鬼殭屍，踵踵相接，誠耳目所不能聞睹也。”在四處奔走呼號忙完救災後，他向孫蕙建議，既能夠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還能把政府官員從繁冗的接待事務中解放出來，上策是將鱸魚放生。

要改變幾百年沿襲的陋習，必須要有冠冕堂皇的說辭。蒲松齡經過縝密思考，周密計劃，獻計說，對外宣稱，當今皇上以大德仁化治理天下，不允許輕易殺生。這樣，一般人不敢非議，官員也不好再開口伸手要鱸魚了。孫蕙依計而行，毀了魚塘堤壩。還在“放生池”邊修了小亭，立了石碑，由蒲松齡撰寫一篇《放生池碑記》，曉諭天下。

從此，寶應不再受“鱸魚之患”。老百姓們無不拍手稱快。

《放生池碑記》的開頭說“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子興許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為偶殺一物，遂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他從歷史上兩個仁德君王不忍心殺牛和避免傷害螻蟻的事情說起，推及“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的結論，亮出自己的觀點。

我們且不說蒲松齡透析現象由此及彼的推論技巧，從中還應該體悟到蒲松齡的人和大自然萬事萬物和諧相處大一統的人生理想。主體與放生客體的生命，其世界靈性是溝通協調融合的。這彰顯了蒲松齡一種深沉的生命意識與跨類的生命和諧的大愛情懷。

碑文緊接著聯繫一些社會現象，以犀利的筆觸揭露巧取豪奪吸取民脂民膏的殘酷現實。跟著三個排比句“庸詎有念民膏而撫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詎有得民情而愛哀矜者乎？工役之興作，庸詎有惜民力而軫恤者乎？” 的嚴厲詰問，以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揭露執政者和達官顯貴的窮奢極侈和慾壑難填貪婪本性。和前面的“仁民要矣；抑思愛者仁之始，仁者愛之推。”觀點正反映證，收到振聾發聵的教化效果。

碑文緊扣主題，控訴殺生害命的殘忍與血腥。以魚為例，“魚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謀，相與大恐，使知有恐，而殺身之怨，始有所專歸矣。嗚呼！可勿懼哉！而不寧惟是，倏而涸轍，敗鱗棄路，引頸穿楊，推之即論囚赤渭者類也；杯棬臥錦，頳尾猶搖，肉案沾腥，金梭尚擲，推之即舂骨聚糧者類也；翻飛尺素，借代葵心，於牣方沼，輒供釜底，推之即暮金枉法者類也”。

作者認為，有生命的魚，是有知覺和思想的。它知道有生命之虞，它選擇逃生，它選擇反抗。那怕最後“肉案沾腥”，“ 輒供釜底”。這些描述，旨在說明，饕餮天物的人，難以逃脫殘害生靈踐踏生命的罪愆譴責。

碑文的最後，蒲松齡寫了一個傳說，宋這個地方的廣大民眾和地方長官尊奉普陀菩薩不捕魚的敕令，地方長官調任時，數萬人形魚嚎啕大哭，說有德行的人離開了。感天動地，活靈活現。

“昔宋諸暨令依普賢懺法，禁捕江湖魚，後奉詔還，夢有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曰：‘長者去矣！’”

放生是愛生、尊生、重生、敬生、救生的善行善舉，也是好生、惜生、憫生、憂生、順生的好生之德。蒲松齡筆下的放生不只是讓有生命的萬事萬物活下來那麼簡單，他告訴世人的是對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與包容。他是要世人淨化心靈，提升人品學養，聚化善念。善因結善果，因果相生相剋，如此而已。

蒲松齡在《放生池碑記》這段文字裡，所表現的對生命的關懷角度、程度與他人不同。別人多基於生與死的兩極對立考慮，從惻隱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的視角對生進行觀照，而蒲松齡則以寬廣的放生視域立足生命的終極關懷。

蒲松齡的放生思想和他普世大愛的情懷，和他的出生地淄川的鄉俗民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他76年的人生歲月中，除了趕考和一生僅到“第二故鄉”——寶應的不長時間外，一輩子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淄川度過的。他對家鄉故土的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放生事件與放生民俗，是有深刻的瞭解和研究的。

據淄川地方誌記載，淄川古屬東夷，自來民風“敦厚闊達”。範譁在《後漢書·東夷列傳》指出：“《王制》雲：‘東方日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通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淳樸的民風，崇德尚賢的教化習俗，蒲松齡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必然受到薰陶和濡養，必然在與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滲入濃烈的倫理與情感道德因素。“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這種“泛愛眾，而親仁”的精神氣質，在明清時期的山東淄川，在放生事項上尤為明顯。

親友們愛生愛物愛民的行為對蒲松齡影響很大。一次，親友放生一隻鶴。他在《放鶴召鶴歌有序》中，以欣喜快慰的心情，展開想象，寫被放的鶴獲得自由後，如何翱翔天際，棲息松柏，沐浴和覓食等：“鶴飛去兮，濟南之南。憩秦松兮，躡岱嵐，飲則有汶水兮，浴則淄潭。彼其稻梁兮，慎勿貪，曳縞衣以遐舉兮，謝弋人之耽耽。”

綜上分析，蒲松齡對物對人生命的救贖，一方面表現了他對眾生平等、積善行德的精神關懷，也表現了他敬畏生命、對萬物生命等量齊觀的理性思索。也表達了他對生存、對生活、對物際、人際關係的態度與理性思考，彰顯著他獨特的人生價值觀。

蒲松齡在寶應放生鱸魚這件事，不僅烙印著蒲松齡身處社會底層的困窘與拮据的艱辛，也讓我們看到蒲松齡對生命生存的深層體悟以及體悟之後對放生的強烈訴求。 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一種博大的生命意識與深厚寬廣的人文情懷。

“你也說聊齋，我也說聊齋，喜怒哀樂一齊到心頭來……”對這位享譽全球的三百多年前的“世界短篇小說之王”蒲松齡和他的作品《聊齋》，儘管見仁見智，評說不一，但他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他普世大愛的人文精神，這是誰也不能抹殺和質疑的。

附：放生池碑記

蒲松齡

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子輿許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為偶殺一物，遂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餘蒞寶伊始，舟過邑南，有塘一區，涵空射日。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創於明季，計地廿餘畝。民間網罟禁勿入，惟官之儲供應、備宴享、用餽遺。歲凡再取。官攜壺榼，於以悅耳目、快口腹焉。” 噫！過矣！用民力而窮己欲，所需幾何，暴戕物命爾乃！長民者顧如是耶？或者曰：“仁民而愛物。”仁民要矣；抑思愛者仁之始，仁者愛之推。夫苟任已欲，欲生貪，貪生殺，以是而司牧於上，舉凡錢穀之輸將，庸詎有念民膏而撫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詎有得民情而愛哀矜者乎？工役之興作，庸詎有惜民力而軫恤者乎？蓋目擊此芸然含生之倫，日群然延頸於此，乃待我之一欲而殺之，魚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謀，相與大恐，使知有恐，而殺身之怨，始有所專歸矣。嗚呼！可勿懼哉！而不寧惟是，倏而涸轍，敗鱗棄路，引頸穿楊，推之即論囚赤渭者類也；杯棬臥錦，頳尾猶搖，肉案沾腥，金梭尚擲，推之即舂骨聚糧者類也；翻飛尺素，借代葵心，於牣方沼，輒供釜底，推之即暮金枉法者類也。餘用是惻惻焉憫，震震焉驚，故舍之為放生池。世有以餘言為然者，則此林林總總，皆可作一生想；而郎當木索之下，皆可作一放生想。昔宋諸暨令依普賢懺法，禁捕江湖魚，後奉詔還，夢有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曰：“長者去矣！”令作夢魚文，以屬後人。餘願後之君子，庶幾共勉斯意也。是為記。

寶應縣安宜高級中學，李映華，寫於養怡齋

2018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