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侗族主要分佈在貴州省黎平、從江、榕江、天柱、錦屏、三穗、鎮遠、劍河、玉屏，湖南省的新晃、靖州、通道，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三江、龍勝、融水以及湖北省恩施、宣恩、咸豐等縣。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國侗族人口數約為288.04萬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今對生態的維護與利用，可以向侗族學習
17 世紀以前，侗族密集生息於河網壩區，早就形成了稻魚鴨共生的傳統農藝模式 。17 世紀以後，部分侗族居民陸續遷往半山區叢林地帶定居，隨著所處生態系統的劇變，這部分侗族居民一方面保持傳統的稻魚鴨共生農藝模式，另一方面又針對新的生態環境完成了文化的重構，給傳統文化注入了一系列新的內容，能動地適應了新的生態環境，實現了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態環境的精心維護，做到了利用與維護的兩全其美。
一、生態屏障價值
從空間分佈看，侗族分佈區域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東有雪峰山，西有苗嶺支脈，北有武陵山、佛頂山，南有九萬大山和越城嶺，中有雷公山自西北向東南延伸，為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的分水嶺。舞陽河、清水江、渠水、都柳江、潯江貫穿其間。
從侗族分佈區出發，向東可以進入長江中下游平原，向南可以進入珠江平原，整個分佈區都位於低山丘陵，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因而就生態系統而言也具有過渡性。也就是說，如果對侗族分佈區的生態系統維護不當，甚至造成生態災變，江河下游地帶也要牽連受害；如果侗族分佈區的生態系統得到了良好的維護，那麼對江河下游而言，就是一道難得的生態屏障。
近年來，在對侗族傳統文化與所處生態系統的能動適應及有效維護研究方面，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斐然，其中楊庭碩、羅康隆、崔海洋、潘永榮、羅康智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們都指出，侗族的傳統文化不管是林糧兼營還是稻魚鴨共生都能做到對生物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態維護相兼容，生態公益價值方面的利己和利他價值兼容。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們的田野調查資料綜合分析，侗族傳統文化的生態屏障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一）侗族傳統文化為生物多樣性基因庫安排了著生的搖籃
侗族傳統文化的資源利用方式具有很強的仿生傾向，不管是森林、農田，還是村寨的建構都堅持最小改動的原則，以此確保當地已有的生物都能有穩態延續的能力，因而侗族地區成為我國生物多樣性的基因庫決非偶然，關鍵是侗族居民精心維護的成果，如何能穩定地延續下去，這是我們目前需要關注的問題。
目前在侗族分佈區仍然擁有眾多的瀕危動物和植物物種，我們在廣西三江縣的高秀、貴州省黎平縣的黃崗、從江縣的佔裡和小黃、湖南省通道縣的陽爛所做的大範圍田野調查，都親眼看到國家公佈的多種一級、二級、三級珍稀動植物在侗族社區頻繁露臉，並保持著良好的生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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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瀕危物種都仰仗侗族文化延續其種群的空間和存活的機會，這樣的基因和價值自然科學工作者早就作了定義，但他們總是把功勞歸因於大自然的造化，認為侗族分佈區地形、地貌、氣候特別，因而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確保很不相同的生物物種都能繁衍生息，但他們卻沒有注意到，如果完全按照自然規律聽任生態系統演潛，即令是在侗族分佈區內，其生物物種的多樣性水平也會因為優勢物種的擴張而有所損傷，隨著時間的推移，生態系統的生物物種的擁有量也會自然降低。但是一旦加入了侗族居民能動的適度干預，情況就會大不一樣，因為在侗族文化的規約下，侗族居民的生產和生活都顯得很有規律性。
與此同時，他們對生態環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會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但由於這種干預針對性強，作用力大，目的明確，同時又實施的是最小改動原則，因而可以遏止某些優勢物種的無限擴張，從而在當地侗族居民的生產和生活中會為那些瀕危物種和特殊物種創造最佳的生存環境，幫助這些特殊生物物種度過生存的風險，使其延續種群。
（二）侗族傳統文化充當不同類型生態系統策源地的跳板
眾多的觀察和試驗都表明，侗族地區至今尚存的那些瀕危物種，如紅豆杉、馬尾樹、紫花泡桐等等，在自然環境下很難形成植物群落，但在人類密集活動的村莊附近，由於人類在無意中抑制了某些優勢物種的競爭，反而為這些瀕危物種增加了生長的機會，才使得這些瀕危物種在侗族地區至今還保存著稍具規模的植物群落，這種方法被西方學者稱為"適度干預理論"。因此我們應當看到藉助民族文化的能動干預，去維護生物的多樣性比純粹地聽命於自然的效果要好得多，侗族文化在這方面的價值應當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侗族分佈區的原生生態系統大多都屬於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或混交叢林生態系統，僅有少數地區為溼地生態系統，其生態系統的結構相對單一，但侗族文化卻具有實施生態系統改性的能動稟賦。最明顯的事實莫過於侗族的稻田建構，其實質正在於將平原地區才有的河網生態系統搬上了山區，並使之立體化，但這決不是簡單地擴大山區已有的溼地生態系統。理由很簡單，處在亞熱帶的山區溼地生態系統，其生物物種構成必然具有耐陰冷的特質，而侗族建構了坡面梯田後，其生物物種構成反而更具多樣性，既有喜陽的生物，又有耐陰的生物；既有溫暖性的生物，又有耐寒的生物，從而使得這樣的溼地生態系統具有生物活性，年均生命物質產量更高，抗擊自然風險的能力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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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江河下游出現生態系統空缺時，侗族山區的這些人為生態系統就會順河蔓延，使江河下游受損的溼地生態系統能夠得到快速恢復。除此之外，侗族在人工營林區實施林糧間作並配置了人工淺草帶，還在叢林中配置引種的外來經濟作物，就其實質而言都是遵循仿生的原理。並憑藉侗族文化的規約，通過社會合力的適度干預，在原生的叢林生態系統中有限地人工建構了特異的生態系統，從而使侗族地區的生態系統構成更具複雜化和多樣化。但這樣的複雜化和多樣化又完全掌控在侗族居民的手中，不會侵害到原有生態系統的安全，同時又能為其他地區的生態系統提供一些生存延續的樣本，在必要時可通過移植去支持其他地區生態系統的恢復，因而侗族的傳統文化對生態系統類型的多樣化一直在人類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維護功能。
（三）侗族傳統文化是維護所在地區的自然與生態系統穩態延續的保姆
侗族的分佈區既是地理環境的過渡帶，又是生態環境的過渡帶，按常理推測這裡的生態系統必然很不穩定，但事實恰好相反。侗族的自然地理和生態系統都極為穩定，不要說嚴重的地質災害很難遇到，就是一般性的水土流失和生物汙染也不明顯，功勞同樣也來自侗族文化，其創造性正體現在對所處地理環境的深刻認識和把握上。
由於侗族人們早就認識到流水和重力侵蝕隱患嚴重，因而侗族的傳統文化早就形成了整套的對策，具體表現為: 大規模地實施河流改道，使河流分流緩行，儘可能降低流水的衝力，與此同時，無論是村寨和農田的建構都要配置分水裝置，如水壩、水塘、魚塘，從而使得整個侗族地區的流水都能做到塘、田、河渠的聯網分流，再加上淺草帶的合理配置，最終能夠做到降低重力的複合侵蝕，確保這一過渡地帶的地質和生態的穩態延續，即使遇上地質和氣候風險，受損的範圍都不會擴大，而且在侗族傳統文化的規約下，都能得到及時的恢復。正因為侗族傳統文化這一特殊功能的發揮，長江中游的水土流失才能夠得到高效的控制。以往將災害全部歸因於自然顯然存在著極大的觀察盲點，侗族地區對水資源環境的精心維護，其生態安全的維護功能比純自然因素的貢獻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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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侗族傳統文化是化解生態風險的守護神
自然狀況下的生態風險，一方面是因為生態系統的結構單一化而造成的應變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自然力活動的非規律性震盪而造成的災變。對後一種災變人類很難加以控制，但可以憑藉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結構的複雜性去化解風險造成的損失。侗族所生息的地帶氣候變數很大，年降雨量分佈極不均衡，對生態系統的安全十分不利，但生態系統自身卻擁有很強的補救能力，而侗族傳統文化的補救功能正好來源於侗族文化在其運行過程中能夠持續不斷地對生態系統的適度干預，既提高了當地生物物種的多樣化水平，又能造就生態系統的多樣並存，這樣的文化建構本身就具有抗風險的能力。侗族歷史上幾乎沒有遇到過大面積毀滅性的生態災害，原因就在於侗族文化擁有眾多的補救手段，旱地農作和溼地農作可以相互替換，人工林的樹種結構也可以相互替換和轉化，甚至畜牧業狩獵採集都可以在需要時適度放大，以抵擋各式各樣的生態風險，這樣的情況與我國發達漢族地區經常面臨洪澇和乾旱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總而言之，若就純粹的自然因素而言，侗族的生息地不穩定的因素甚多，但查對了侗族歷史後卻發現侗族地區一直是江河下游的生態屏障，不僅侗族文化的穩定延續有充分的保障，侗族居民的生活相對富裕，而且其生態屏障功能還使江河下游受惠。今天侗族地區由於傳統文化傳承受阻，其生態災變開始露頭，但就全球而言，侗族災變地區畢竟小得多，而江河下游因牽連受到的損失反而更加明顯，若無視侗族傳統文化的生態屏障功能就無法做好中國的生態建設規劃。
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價值
侗族的傳統文化不僅具有生態屏障的價值，同時還兼備補救資源結構、規避生態系統脆弱環節、馴化野生動植物的功能，這三大功能對維護侗族地區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對全國各民族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價值。這裡僅以水資源的維護為例來說明，侗族傳統文化在規避生態系統脆弱環節時，如何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侗族地區山高坡陡，地表海拔反差極大，因而液態水的截留、儲養、再生和利用都極為困難。
雖然侗族地區的降雨量都在 1200毫米以上，但液態水降落到地面就會迅速匯入江河，而無法在地表長期留存下來，從客觀上來看，這應該是極為不利的條件。但侗族傳統文化卻會變不利為有利，使看來最容易缺水的環境變成極為豐水的環境，不僅滿足侗族居民的生產生活需要，而且還拉平了江河下游的水位波動，也就是說在多雨的季節能為下游分洪，乾旱季節又能為下游不斷地補給淡水，因而將整個侗族地區看作是長江和珠江兩大河流的大水塔一點也不過分，正因為如此，侗族地區的水資源儲養成為我國曆史上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平衡錘。今天，由於我國工業的發展、都市的擴張，我國江河下游的水資源匱乏日趨嚴重，甚至像蘇州那樣的水鄉都會發生鄉民搶購水的情景，廣州也會發生海水倒灌的風險。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顯得更為重要，而侗族傳統文化恰好是提高液態水資源，擴大水流，促進水資源再生和節約用水的依賴力量。
（一）侗族傳統文化為水資源的高效儲養髮揮了主導作用
很多自然科學者總是誤以為只有天然林才能提高對大氣液態水的截留能力，但無論如何精心地測量和計算，即便最完好的森林生態系統，其截留能力也不會超過大氣降水的 30%，一半以上的大氣降水還會在短期內直接進入江河內。要提高降水的截留，他們只能仰仗水庫的興建，但水庫既不能修建到山頂上，也不能修建到坡面上，越是大型水庫越要修建在低海拔地方，可是這樣的水庫修建不僅要佔用優質的農田，而且風險極大，蓄積的水資源所含的勢能並不高，而侗族高山梯田的修建在不需要大量投資的情況下就能發揮類似的功效，難怪當地人自豪地將這樣的高山梯田稱為微型化的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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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表明，侗族農田的儲水可達半米深，且不影響農業生產，因而每一塊稻田、每一口魚塘對液態水的儲存能力都要比同等面積的天然森林大三倍到四倍，而且儲積下來的水還可以通過人工進行嚴格的控制，截留水資源的風險同樣微型化，這表明憑藉侗族文化的適度民族文化干預，反而能夠提高大氣降水的截留、儲養能力。可見侗族農田儲養水資源的能力反而比天然林要好，加之這種坡面的農田不僅不會干擾大型水庫的興建，反而能夠減緩水土流失的壓力。因此，侗族地區能夠成為我國江河下游的水塔，是其文化策略在起主導作用，而不是自然因素在發揮作用。
水資源的儲養是緩解水資源匱乏的關鍵基礎，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總是習慣地認為對水資源的儲養完全得仰仗自然條件。至於土壤的含水量，森林枯枝落葉的含水量都是不可改變的，能儲養多少水就能儲養多少水，這是人不能改變的規律。但認真觀察分析侗族地區地下水資源的運行後，我們發現這些習慣性的看法並不全面，在侗族傳統文化規約的適度干預下，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土壤對液態水的蓄養能力，同時還能抑制水資源的無效蒸發。
侗族的人工林區由於林木的更新速度很快，更新時又要實施林糧間作，森林鬱閉後植被構成和土壤結構又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這都能夠明顯地提升土壤對水的儲養能力，因為侗族地區土壤的透水、透氣性較差，在正常情況下，水資源下滲的比例並不大。在原生植被狀況下，地表都被青苔等植物所覆蓋，水資源的下滲就顯得更加艱難。而在侗族的人工林中，由於要實行林糧間作，糧食作物都是一年生的作物，莊稼收割後，其根系都要萎縮腐爛，從而在土壤中留下了水資源下滲的孔道。與此同時，農作物的存在還改變了地表的粗糙程度，使坡面的徑流變得緩行，不僅減緩了對土壤的沖刷能力，而且還讓流水所帶的泥沙就地沉下，等到森林鬱閉後，喜陽的植物都會自然枯萎，在地下留下孔道，這些都能提高土壤對水資源的涵養能力。
不僅如此，侗族的人工林、農田、魚塘也可以提高對水資源的儲養能力，這是因為他們的農田和魚塘都是在較高的海拔區位人工建構起來的永久性水利設施。一旦充滿水後，由於這些設施全部處在叢林環境中，再加上水生植物的覆蓋，水資源的無效蒸發就會降到最低限度，而水資源向土壤的緩釋卻可以終年持續，因而這些固定水域下方的土壤其含水能力經常處於飽和狀態，並通過地下滲透的方式，向江河下游可持續地補給水資源，這是森林生態系統不可能做出的貢獻，只有在侗族生境中靠社會合力才能做到的水資源蓄養舉措，其效果能夠全面提升土壤的水資源蓄養能力，對緩解我國水資源匱乏困境而言，這應當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文化對策。
（二）侗族傳統文化為水資源的再生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
傳統的理解總是認為液態水資源的再生純粹是自然規律運行的產物，和人類社會活動無關，人類社會只能夠被動地利用自然界生成的液態淡水資源，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上述傳統觀念引發了一系列爭議。隨著討論的深入，一些自然科學改寫了傳統的觀念，比如生態學家就通過事實證明: 地表生態系統的差異會導致水平降水能力的變遷，有的生態系統，比如熱帶雨林的生態系統，隨著晝夜溫差的變化會明顯地提升露水的總量，如果在同一地區換成淺草生態系統，那麼生成的露水就會大大地降低。
文化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進而證明: 每個民族受其文化的規約，會在一定的範圍內改變所處環境的性質，隨著所處生態系統的改變，截留霧和形成露水的能力也會明顯地改變。這就意味著在大氣垂直降水不改變的情況下，通過人類社會的合力去提高淡水的總量是可以做到的。人類學家早就注意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柏柏爾人就是用牛皮做載體，在牛皮上堆放石頭，利用晝夜間的降溫去凝結露水，從而解決沙漠中的飲水困難。這個例子生動地證明，通過人的能動干預，人類確實能夠提高水資源的再生能力。
侗族的資源利用方式不是將農田與森林徹底隔絕開來，而是將人居環境中的水域農田、草地和森林有機地融為一體。侗族地區地表上的植物群落層數，一般都包括三五層到十多層不等，地表以上 25 米以內的範圍都有茂密的植被多層次並存。這樣的植被既可以大量地截留霧滴補充液態水資源，也可以憑藉晝夜溫差形成大量的露滴，這正是侗族生息地不利用液態水資源截留，但水資源並不匱乏的重要原因之一。初步估算表明山區侗族生息地所擁有的水資源，大概有 1 /5 到1 /4 都來自水平降水，而不是來自大氣垂直降水，水平降水的提高是他們傳統生計所做的貢獻，而且這樣的貢獻還會通過水資源的地上和地下運行，將實惠轉贈給江河下游的各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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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再生的另一個概念是生態系統本身具有推動被汙染水體的自潔作用。不同的水生生態系統，其水體自潔功能也會各不相同，其中沉水植物、浮游植物和亭水植物並存的溼地生態系統，水資源的自潔能力最強。此外，季節不同、週期性變化較大的溼地生態系統，水資源的自潔功能更強。考察了侗族的水塘河網結構後，不難發現他們的稻魚鴨複合種養系統恰好是沉水植物、浮游植物和亭水植物人為改性的生態複合系統，也就是說，侗族建構的人工水域生產基地不僅是耕地和蓄牧場，同時還是被汙染水資源的淨化場。具體表現為留住侗族地區的液態水，其水質都可以達標，很少有汙水進入江河干流。
此外，侗族的農田會有計劃地實施泡冬和炕冬操作，也就是實施週期性的溼地生態系統改性。結合上文可以知道，這種有規律的生態改性可以加速腐質汁的降解，不僅為農田提高肥效，最為重要的是還提高了被汙染水體的淨化能力。每一個侗族村寨，如果都能夠發揮這樣的水體淨化功能，就意味著推動了液態水資源的再生，降低了水資源的無效浪費。
（三）侗族傳統文化為降低水資源的無效蒸發提供了文化對策
任何生態系統都仰仗液態水資源為生，任何民族的生產和生活都要消耗液態水資源，但人均水資源消耗的數量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區大不一樣，也就是說每個民族在維持其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對水資源的利用存在著很大的節約空間。就這個意義上說，侗族傳統文化規約下的生產生活用水堪稱最節約的方式。
在侗族生息地，降雨量大，蒸發量反而較低，也就是說蒸發量低於降雨量的水平，這是因為侗族居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儘量建構仿生式的人居環境，村寨和農田都掩映在密密層層的叢林之中，即便在天氣最炎熱的夏季，水域環境全被植物覆蓋，水面極少暴露在強烈的陽光下，再加上侗族地區植被層次多，覆蓋度高，太陽光能都被轉化為生物能貯存起來，因而中午的氣溫比缺乏森林的環境要低三到五度，加上森林的茂密使得地表的風速趨於零，這些原因的總和進一步使侗族地區液態水的無效蒸發量被人為地降低了一半以上，因而侗族的傳統生產方式堪稱最節約水的生產方式，加上侗族社區的水資源要人為地實施分流緩流和循環，這會進一步降低水資源的無效浪費，如果這樣的生存方式能夠得到有效推廣，可以成為緩解我國江河下游水資源匱乏的文化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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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侗族傳統文化規約下的傳統生活和生產方式，可以使能量資源具有超強的再生能力，並長期支持侗族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體到水資源而言，其可持續能力的受惠對象還不僅僅限於侗族鄉民，隨著液態水資源的流動，這種可貴的資源還能轉讓給江河下游各族人民分享。從這個角度而言，侗族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一種既利己又利他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值得各族人民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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