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十六) 作者:時光

(三)一扯後腿,二拆後臺

  •   翁同龢,是豪門子弟,應該是見過揮金灑銀的場面的,但他對手裡的公款有時卻很摳門。
  •   這不是好事,而是完完全全的壞事,甚至還是有罪的。因為他摳門的原因是整治政敵,場合是國防大事,後果是甲午戰敗。
  •   1894年5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朝鮮國王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與此同時,對侵略朝鮮蓄謀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達朝鮮,一場大戰一觸即發。而李鴻章面對此狀,卻無心應戰,雖然有北洋水師這支王牌,但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取勝的把握,而這一切又與翁同龢有密切關係。
  •   十年前,中國的北洋水師在李的苦心經營之下,比日本水師強多了。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以舉國之力,奮起直追,很快就趕上了中國。十年前那李鴻章一時興奮竟命令他的北洋艦隊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當時,伊藤博文登上中國艦艇,東看西看,臉色蒼白,黯然不語。而十年後呢?從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沒有增一艘艦艇,炮彈也是奇缺。定遠艦上的巨炮炮彈只有一枚,鎮遠艦也只有兩枚,其他小口徑的炮彈也沒多少。當時正向外國訂購一艘快船,因資金問題而被迫中輟,結果此船被日本人購去,這就是日本戰艦“吉野”號。戰備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敗?
  •   那麼,朝廷每年撥給北洋海軍的五百萬軍費哪兒去了呢?《中國海軍大事記》光緒十七年載:“四月,戶部決定:南北兩洋購買洋槍、炮彈、機器事,暫停兩年,所以銀子解部充餉。”
  •   丁汝昌作為海軍提督據理力陳,現在我國海軍戰鬥力遠遜於日本,添船換炮刻不容緩。五月,上諭說可以撥款,但到了秋天,還沒見到錢。不得已,李鴻章親自出馬,上諭也只是以餉力極拙來敷衍。
  •   而此時,只有以軍機大臣、皇帝師傅的身份主管戶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撥款不能下來。其實買炮彈事情也是一樣。當時德國的工程師漢納根,作為北洋海軍的顧問,他在甲午戰前兩年建議李鴻章購買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大開花彈,以供戰鬥艦上的大炮使用。李鴻章已經簽發了命令,但最後卻沒有實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給錢,說那是沒用的浪費。可笑的是,後來翁同龢竟然還是主戰派。
  •   翁同龢在此處處刁難北洋水師,說到底就是整李鴻章。而到了甲午之時,翁同龢對李鴻章的刁難,則對整個國家,整個時代產生了極惡劣的後果。
  •   翁同龢和其手下文廷武、張謇等盡力鼓吹戰爭。其時形勢,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卻為一己私利而欲開戰,實難逃眾人公論。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與李鴻章結怨,以公謀私,個人願望雖達,國家民族的命運卻因此而備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識的低劣,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   然而,翁同龢此後在政治舞臺上也並沒有待很久。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職務,逐回原籍,永不敘用。對此王照作詩一首:“當年煬灶壞長城,曾賴東朝恤老成。豈有臣心蓄恩怨,到頭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慶王為之請恤,上盛怒,歷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午之戰,次舉割青島。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卹典。王照在這裡並沒有為翁辯白,而是認為這正好是因果報應,是翁應得的下場。
  •   (四)得罪一個人,堵死一條路
  •   《蜷廬隨筆》中記載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藉此機會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試,看他到底怎麼樣,將來就會有整頓他的餘地了。”翁的話讓人毛骨悚然,這已不是是否主戰的問題了。
  •   在主戰的背後,身為軍機大臣的翁同龢,於中日交戰之際,不顧國家安危,挾嫌報復,以私害公。對此《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為其立傳時論道:“他因與李鴻章之間久懷宿怨屢謀報復,李鴻章不欲戰而迫其戰,在他看來正是挫抑之而困頓之的良好機會,又豈能放過?至於萬一試而不效,淮軍挫敗,私怨雖報而國事已壞,則就不是翁同龢所著急的問題了。”可翁同龢為什麼要整治李鴻章?
  •   在《走向共和》中,光緒皇帝也對翁同龢說:“朕知道當年因李鴻章彈劾令兄翁同書一事,你們結下宿怨。但你們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總要和衷共濟才好,千萬不可因私而廢公。“大臣之間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親自開口點明勸和,可見矛盾之深。那麼他們之間為什麼會有這麼深的矛盾呢?
  •   他們二人,是由於太平天國戰爭中的一樁恩怨,結下了樑子。翁同龢與李鴻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   當年剿長毛賊時,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任安徽巡撫,於定遠之役臨陣脫逃,棄城溜走。李鴻章令其戴罪立功。
  •   咸豐十年,壽州被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所攻,幸虧當地團練的竭力抵禦,太平軍才得以離去。但城內團練首領孫家泰、蒙時中、徐立壯等與城外的團練首領苗沛霖互相仇殺,苗因此叛變,糾眾圍攻壽州,縱兵四擾。清政府認為苗沛霖的部隊向來彪悍,真是反叛了,危害比太平軍還要大,因此密令翁同書想轍擺平這件事。
  •   翁同書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張學醇和苗沛霖很熟悉,於是就讓他前去勸降。苗表面上答應,並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清政府應當饒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殺孫家泰、蒙時中並把首級交付他祭靈以雪恥,翁同書答應照辦。孫家泰聽後自殺,蒙時中則被翁同龢抓來殺了。兩人的首級一起交給了苗沛霖。卻不料這不過是苗借刀殺人的藉口而已,他並無投降的心思,首級交付以後,叛逆如初。
  •   於是,曾國藩本來就因翁同書在定遠失守之時棄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責,極為憤慨,現在又對苗沛霖的處置失當,以致激成大變,忍無可忍,上書彈劾。曾國藩文采一般,想寫卻難於措辭。何況,翁同書又是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師,究竟如何措辭,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嚴懲,實在很費躊躇。
  •   曾國藩便讓李鴻章幫著寫,結果拿來一看,連呼精彩。不但文意極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極為鋒芒內斂、暗藏殺機的文字,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無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書個“斬監候”,也就是死緩。翁父聽到後,一口氣沒緩過來,蹬腿西去。朝廷藉著翁父翹了辮子的機會,順水推舟以眷念師傅的名義,將翁同書的斬刑改判充軍新疆。父死兄徙,對於翁同龢來說,一個好好的家卻因李鴻章的一紙彈劾而弄得如此淒涼,此仇怎能不報?李鴻章也許沒有想到以後自己的不幸遭遇與它緊密相關。果然,甲午一戰,翁同龢藉機傾陷,終使這位老臣敗走麥城,簽下了恥辱的《馬關條約》,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
  •   甲午戰敗,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漢奸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剛開始,李還有太后的保護傘,而此時,翁同龢卻帶領一夥人不斷進攻。此時的李鴻章官無翁大,面對翁同龢的排擠和非難,只能硬挺著。由此可見翁同龢的心胸狹隘,睚眥必報。
  •   吳勇的《庚子西狩叢談》一書中,載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鴻章因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賣國賊的罵名賦閒在家時,翁同龢派袁世凱試圖說服他撂挑子不幹,從而空下大學士的位子給自己,當即被李鴻章罵了出去,李並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從而使得翁成不了真正的宰相。這算是李給翁的一個小小的報復吧。由此可見翁李仇隙之深與李鴻章對翁同龢的憤恨。
  •   (五)還是性格決定命運
  •   性格決定命運。翁同龢不僅與李鴻章關係不好,而且幾乎與朝中所有大佬關係都很僵,這就不能不歸咎為翁同龢的性格問題了。
  •   當時的人們這樣看待翁同龢,說他“生平拘謹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平時“為人好延攬而必求其為用,廣結納而不能容異己”。(金梁《四朝佚聞》)與人議事,若有不合,動輒拂袖而去,或公開斥責,而不給對方以情面。
  •   潘祖蔭在世時,翁尚能聽其規勸,但潘氏死後,則無人矣。朝內大臣中與之融洽相處的甚少。張之洞與翁同科,結為金蘭之好,但翁同龢與張氏關係一直不好。李鴻藻與他同朝為官幾十年,到了後來,彼此也合不來。至於徐桐,本是他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但晚年兩人行同路人,幾不來往。他與榮祿為結拜弟兄,剛毅則是他的門人,之間在思想上雖說有新舊之分,但彼此早成宿敵。如此緊張的人際關係,對一個政治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失。
  •   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用這句現成的話來描繪甲午海戰以後的翁同龢的命運走向,可以說是十分貼切的。自甲午海戰失利以後,他便開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斷受到質疑(當然這一切普通百姓是不會知道的),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衝撞下形成的複雜政治漩渦中,總也調整不好自己的心態,處處被動。他就像落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來改變這種狀況。可惜他抓錯了,他又一次把賭注押在了自己毫不熟悉的事物上面,他選擇了維新運動。
  •   翁同龢怎麼看都不像個維新派,他和張之洞不一樣。張後來突然搞洋務其實是有伏筆的,張之洞的父親、老師都是崇尚“經世致用”的人,張受其影響很大;而翁同龢不同,他出身於帝師之家,接受的是非常傳統的君臣教育,仕途上也很順利,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接受過西方思想的影響,對於西方事物,他一直都是非常排斥的。
  •   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李鴻章修築了唐山至胥各莊的唐胥鐵路,後來又延伸至天津;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請修築天津至通縣鐵路。摺子呈送到朝廷後,慈禧太后認為可行,要戶部每年籌銀二百萬兩實施這一計劃。但翁同龢不同意這樣做,他無視鐵路交通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實現近代化,卻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鐵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礙國家安全作為理由來阻撓;其次他藉口說需要集中財力賑災,沒有那麼多的錢來築路。明眼人一聽就知道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濟與建設是並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還沒有困難到想築路而籌款無門的地步。即便說他反對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於公心,而不是為了掣肘李鴻章,但他的著眼點也僅僅是農業經濟,同時把這兩者對立起來,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
  •   康有為尊崇翁同龢是“中國維新第一導師”,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翁同龢對維新變法有興趣,把康有為等人作為決策集團外的一種引為鞏固自己朝內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沒有自己的哲學和變法理論,也拿不出有關變法的綱領和相應的一整套實施辦法,這是什麼樣的導師呢?1895年他第一次和康有為見面時,就承認自己“未知日本之情”,所以對康有為的上書內容還不夠理解,沒有代他上書言事。
  •   (六)大樹底下好乘涼,也能寸草不生
  •   徒弟是光緒,師傅是翁同龢,光緒炒了翁同龢的魷魚,這件事可稱晚清一大懸案。這件事得從維新變法說起。翁同龢對推動維新變法是有功勞的,但變法卻拿他祭了旗。
  •   起初,翁同龢對康的變法主張極為讚賞。他放下了一品大員的架子,親自去拜訪康有為,交流思想,並利用自己是皇帝師傅的地位,把康有為的著作給光緒看,培植光緒的變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對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活動積極支持。他支持康有為等維新派在北京辦“強學會”,還在光緒和康之間不斷穿針引線,才使百日維新有可能出現。
  •   當然,作為領導人,如果他能指明正確的方向並且任用合適的人,採取有策略的步驟,就算對具體事物不甚瞭解也沒多大關係。可惜的是翁同龢指不出正確的方向,他無法指明維新和洋務的區別,這讓洋務派很不以為然,認為維新不過是洋務運動的翻版,沒什麼稀奇的;他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只好任用康有為這個性格缺陷更大的人;他毫無章法,沒有任何策略可言。這一切都導致了他必然的失敗。更要命的是此時他竟然同時得罪了慈禧和光緒這兩大主子,沒辦法,只好讓他回家吃老米去了。
  •   清初以來,清朝皇帝會見外國使節的禮儀一直是重大爭論點,雖不斷改進,但始終沒有將“洋人”平等相待。光緒皇帝久有進一步改革的願望,但屢屢遭到翁同龢的反對。1898年春,光緒皇帝批准外國使臣的車馬可以直入禁門,但翁同龢反對。6月初,光緒皇帝擬在乾清宮接見外國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對。12日,光緒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對,因而“頗被詰責”。從翁自己記下的這短短四個字,不難想見當年君臣互相辯駁以及光緒皇帝動怒的情況。
  •   張蔭桓與康有為同鄉,長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國,見識開通,支持維新,是光緒皇帝企圖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參劾張蔭桓“居心鄙險,唯利是圖”。同月末,王鵬運繼續參劾翁同龢與張蔭桓,“奸庸誤國,狼狽相依”。但光緒皇帝不為所動,他一面表示要將張“交部議處”,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為重用張蔭桓掃除障礙。不料翁同龢很倔強,就是不肯推薦張蔭桓,以致和光緒皇帝長時間頂撞,“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語特長,不悉記。”從這短短的幾句話中也不難想象翁頂撞光緒皇帝的激烈程度。
  •   翁同龢與光緒皇帝的衝突非僅上述數事。膠州灣事件後,二人之間即衝突不斷。年輕氣盛的光緒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長久忍耐。頒佈《明定國是詔》後,光緒皇帝急於任用新人,迅速推行變法,卻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撓和反對。這樣,儘管翁同龢與光緒之間有多年的“師生之誼”,甚至有過“情同父子”的經歷,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的頂撞之後,他已被光緒皇帝視為維新變法的障礙,其被“開缺”的命運就是必然的了。
  •   將翁同龢開缺回籍諭旨雖系光緒手書,但能否就此斷定是出自光緒的本意?考慮到光緒當時的權力,若無慈禧的首肯,光緒還不能將翁同龢開缺。他的開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慈禧的態度。
  •   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在上書房行走時,曾授讀過大阿哥(咸豐帝)。因為這一點,慈禧一直眷戀著翁家。祺祥政變後,慈禧首批起用被肅順等迫害打擊的人中就有翁心存,稱其“品學純粹,守正不阿”。同治帝進學後,又任命其在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翁心存去世後,朝廷對翁氏子孫更是大加封賞。對於翁同龢也是如此。先後任命他為同治、光緒的師傅,委以重任。據翁同龢日記,從1865年到1894年近30年中,慈禧曾16次單獨召見翁同龢。這在當時朝臣中極為罕見。但是這種情況到了1894年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   是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戰爭正在進行、部籌款項為難為由,奏請停止太后萬壽慶典“工程”,一些御史言官也趁機紛紛上奏,呼籲停止慶典活動,移祝壽費為戰費。在輿論的壓力下,慈禧被迫頒諭,宣佈“停辦景點和宮中受賀”。然而從此在心中卻對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惡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將使其終生不歡。”加上翁同龢在甲午戰爭當中自私自利的表現,使得慈禧看穿了翁同龢,對其十分厭惡。
  •   從1898年開缺回籍到1904年去世,他的書法在這個時期獲得突飛猛進,“日臨漢碑帖數十字”,“以習八分及六法自娛”,上門求墨寶的人很多,他儘可能給予滿足,時不時還乘興畫上幾筆。
  •   這個搞政治的書法家活到最後還是沒能得到朝廷的平反,於1904年鬱鬱而終,留給世人的只有他那些字畫。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