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很多人都在說詩。詩是什麼？如果去查《毛詩序》，那上面會說詩是心志，所謂“詩言志”就是這麼來的。要我說的話，我覺得詩是河流，如果講完整一點，詩就是歷史夾縫中的一道河流。
是河流，所以就很被動，永遠必須在時代的夾縫裡流淌。歷史和時代好比是河床，是兩岸的地質地貌，是高山厚土，是巨峽危巖。它是把河道給你限定死了的。歷史給你留下什麼樣的河道，你詩歌就只能怎麼流淌。
它寬闊，詩的河面就寬闊；它窄小，詩的河道就蜿蜒幽深。詩歌一路流到今天很不容易，在歷史的面前，它真的是很渺小、很艱辛。那些最偉大的詩人，在他們生活的每一個時代都是些很卑微的生命。杜甫病死在一條船上，李白是一個被赦免的囚徒，荷馬可能是一個盲人，但丁是一個流放者，一個瘧疾病人，最窮的時候幾乎要飯。
時代是什麼樣，詩歌就是什麼樣，無法掙扎，不能超脫。建安的時候，滄海橫流，時局板蕩，英雄輩出，大家都渴望建功立業，但又哀嘆人生苦短。同時天下殺伐不歇，人民朝不保夕，生靈塗炭。那麼多的志向要抒寫，那麼重的苦難要抒發，所以那時候的詩就慷慨悲涼，蒼勁古直，“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而到了正始時代，歷史和環境變了，司馬氏執政，搞高壓政治，血洗士人，須臾之間小命就沒了。這時候就不是建功立業的問題了，而是明天能否活下去的問題了。於是頹廢和消極取代了熱血，不能慷慨悲歌了，只好玄言玄語。這個時代的詩歌也就曲折隱晦、寄託遙深。
你看一個時代的詩的氣質，就知道那一段歲月的氣質，質樸的，蠻荒的，柔靡的，華美的，壯觀的，雄渾的，隱晦的，頹唐的，一目瞭然。開元和天寶不一樣，安史亂前和亂後不一樣，盛唐和晚唐更不一樣。同樣都是柳樹，初盛唐的賀知章的柳，是“碧玉妝成一樹高”，到了晚唐李商隱的柳，就是“已帶斜陽又帶蟬”。再說蟬呢，初唐虞世南的蟬，是“居高聲自遠”，而兩百年後李商隱的蟬，是“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彷彿長河嗚咽，盡是大唐的輓歌。
這樣一講，好像詩很卑微，很弱小，在歷史面前什麼都不是。但是不要忘了，詩是河流，河流是有力量的。沒有河流就沒有文明。沒有河流的土地是荒蕪的，沒有河流的國度是貧瘠的。同樣，沒有詩歌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沒有詩歌的人民，是神的棄民。
河流的力量在於時間，時間每長一點，江河的力量就顯現一分。它是歲月的沉默之鞭，是神的悄無聲息的刀斧，就像詩的力量一樣溫和而堅定。所以聶魯達、荷爾德林才會那樣讚美阿諾河、萊茵河。再柔弱的河流，千百年流淌下來，也能夠改造大地，斷裂山巒，滋潤心靈之苗。
沒有什麼時代是不能寫詩的，就好像沒有什麼時代會阻止江河流淌。西周的災荒，有先民寫了《苕之華》。東漢匈奴之叛，蔡琰寫了《悲憤詩》。安史之亂時杜甫在寫詩，靖康之恥後岳飛在寫詩，四五運動的時候王立山在寫詩。什麼時候不能寫詩呢？
連睡著的時候都可以寫詩。《紅樓夢》裡有一個香菱就是做夢的時候寫詩，還寫得不錯，也不影響睡覺。有人歪曲別人阿多諾的話，說哎呀呀這個時候可不能寫詩，寫了我不愛聽，其實不是不能寫詩，也不是影響他睡覺。而是他有病，不想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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