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句話雖說出自於班固的《漢書》，但是與老子的《道德經》還真有莫大的關係。老子說：“魚不可脫於淵”，故而“察見淵魚者不詳”，故而“水至清則無魚”；老子說：“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故而“人至察則無徒”。
孔子拜訪老子離開時，老子贈送孔子一番話：“聰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難而幾至於死，在於好譏人之非也；善辯而通達者，其所以招禍而屢至於身，在於好揚人之惡也。”（《莊子·外篇·天道》）
聰明而深察，並不是過錯，又有哪個能人是可以隨便被人矇蔽的呢？但是如果自恃其能，因為能察見別人內心中的隱私，而去宣揚並譏諷別人，這就是過錯了。
善辯並且明白四達的人，並不是過錯，但是如果自恃其能，因為能得知別人的錯處，而到處去宣揚別人的不好，這就是過錯了。
三國時的楊修，可謂是極聰明的人，他能通過曹操一句“雞肋”，而判斷出曹操想要退兵的意圖。但他宣揚到人盡皆知，就是為自己招災引禍了，最終楊修因為自己顯露在外的聰明而被殺。
所以老子說：“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是老子昏頭昏腦，弄不清狀況嗎？並不是，老子只是不像俗人一樣表現得昭明細緻，而是“執左契，不責於人”。就算掌握了你的證據，摸清了你的底細，也不會因此而責問於人。
人不能太過精明，過於精明的人，人人在你面前無所遁形，這叫作“光而耀”。耀眼奪目到刺眼，就不會有人肯接近，肯親近。所以“人至察則無徒”，沒有人肯跟隨。
而如果國家的政令過於細密，就好像捕魚時使用“絕戶網”一樣，網眼小到連魚苗都鑽不過去，久而久之，魚兒也就絕種了，無魚可撈。
就像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後，制訂了較為嚴苛的律法，用解縉的話來說就是：“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見《明史》）。人人有過，人人都是待罪之身，又豈能定下心來安居樂業呢？
魚兒為什麼不能脫於淵，因為魚兒也需要有自己的成長空間，需要有自己的安全感。人不是同樣如此嗎？如果人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注目之下，恐怕連睡覺都不會安穩的吧！
所以治理國家，要“其政悶悶”，行寬厚之政而不能政令繁苛。倘若不論民眾身在何時何地，都能感受到政令的打擾，又如何肯安穩下來，產生久居之心呢？國至察，同樣也會“無徒”。
故而老子說：“ 太上，下知有之”，最高明的領導者，下屬只是知道有這麼個人而已，因為日復一日都不會受到他的打擾。
淵，深淵，深不可測的意思。老子說：“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道的作用不會窮盡，因為它就像深淵一樣深不可測。
如果池子裡的水過於清澈，一眼就能看到底，那麼也就不復為深淵矣，也就不具備能夠衣養萬物而取之不盡的特性了。所以老子說：“莫知其極”，才“可以有國”；沌沌兮，才足以養人。
深淵，是魚兒的養育之地；民眾，是國君的養育之地；國家，是國之利器的養育之地。如果國家的軍隊，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注視之下，又何談是國之利器呢？故而深淵可以養人，可以養器。如果時常把利器拿出來賞玩，“揣而銳之”，則“不可長保”。
魚不可脫離於深淵，否則很容易被人捕去；君不可脫離於民眾，否則很容易遭受危險。在人群中彰顯自己，拔高自己的，就好像魚跳出水面，脫離了自己居住的深淵一樣。失去了自己的存身之本，則難以生存，難以持久。
戰國時，齊國的靖郭君田嬰準備在封地修築城防工事，有個門客用“海大魚”三個字勸諫他：“你沒有聽說過海里的大魚嗎？魚網釣鉤對它無能為力，但如果因為得意忘形離開了水域，那麼螻蟻也能隨意擺佈它。”
“以此相比，齊國也就如同殿下的水，如果你擁有齊國的保護，又何必在封地修築城防呢？如果你失去了齊國的保護，就算你把封地的城牆築得跟天一樣高，又有什麼用呢？”於是田嬰停止了修城的事。
正因為魚兒要潛藏深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以“察深淵之魚者不祥”。窺探他人的存身之本併到處宣揚，即為察見他人的“深淵之魚”，會遭到被察之人的反彈。
制定的規矩太過精細，甚至涉及家庭瑣事、男女隱私、言行舉止，就會讓人完全失去存身的個人空間而難以成長。故“人至察則無徒”。
深淵才可以潛藏大魚，小池塘就只能出產泥鰍，因為沒有深厚的底蘊。表露在外的，往往只是浮華的細枝末端，如同冰山一角。真正的高人，就像龐大的魚一樣藏身於淵，不因利而出，不為名而顯，逍遙自在，遊於道中。
因此真正道德修養高的人，會收斂自己的光芒，“和其光，同其塵”，守其“中”，而始終不離於道。如此，方能使自己得以“養”，得以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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