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2003年SARS和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社會經濟生活發生深刻變化一樣，這場發生在2020年初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簡稱“疫情”），也一定會使我們的國家發生新的多方面變化。
筆者預感，其中一個變化就是，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以“自上而下”為主導的格局，將轉變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在不同領域發揮各自作用，“自上而下”以“自下而上”為基礎，二者共同成為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有效方式的格局。
兩年多前，英國暢銷書作家馬特·裡德利的《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在中國出版。他告訴我們，人們已經習慣“自上而下”的模式，比如打仗靠將軍，國家靠領導人，經濟自由派依賴亞當·斯密等，但實際上，現實世界恰恰存在著“自下而上”的模式，正是這種模式主導了技術革命和亞洲崛起。
在書中，他用“自下而上”的模式，解釋計劃經濟為什麼不能戰勝市場經濟？為什麼中國的改革開放能成功，而很多國家的改革卻陷入了停滯？為什麼嫁接他國的政治制度往往會給傳統社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為什麼區塊鏈技術會帶來爆發式的金融革命，其他的制度設計卻不能？為什麼美聯儲的調控反而會造成金融危機？
與裡德利的想法相似，我2017年在深圳的一次演講中說過，但凡社會在經歷大的變革和轉型的時期，一定會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響甚至決定著變革和轉型的成功。就像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革命，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那麼，正在進行的這場中國經濟轉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對其至關重要呢？我以為，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當然，人類社會有許多“自上而下”的事情，在中國尤其如此，其中有些“自上而下”的事情有時也很重要，例如，中國現在正在推進的自貿區建設，但更為有趣、影響更為深遠的，總是那些“自下而上”的事情。
經歷了那麼多的大事小事，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在中國，有些事——黨的領導，國家主權和政令暢通等，必須“自上而下”；另一些事，像民生、民情和民意，以及涉及社會治理、公共衛生治理的那些事，“自下而上”效果更好。就像這次疫情在剛剛出現時，八位知情的醫生在專業範圍討論疫情，被警方定性為傳謠，遭到傳喚。同時，網上相關帖子被刪除，這就堵塞了“自下而上”的正常的信息傳輸。大家設想，如果當時這八位醫生的意見得到關注，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疫情蔓延或許就將在比較短的時間，比較小的範圍得到控制。因此，這件事在成為公共衛生治理經典案例的同時，也將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自下而上”建立信息對稱機制的新開端。
可見，“自下而上”講的是信息對稱的問題，是組織效能的問題，進而是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問題。筆者是經濟學者，舉一些經濟生活的例子加以說明。
計劃經濟體制為什麼走不通？是因為它的信息傳遞是“自上而下”的。不根據“自下而上”的來自市場的需求信息，不可能有效地組織供給。
創業創新為什麼對中國經濟轉型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創業創新是“自下而上”的試錯。創業團隊、新創企業通過對新技術、新模式的研發、設計和創造，一方面供給創造需求，另一方面尋求新的需求實現模式。建立在創業創新基礎上的企業組織，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市場經濟加創新驅動，正在“自下而上”地構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想，在社會、文化和生態等方面，也都有類似的“自下而上”的方式，也都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
將壞事變成好事，是人類智慧的集中體現。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疫情將使我們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更加深切、更加準確的認識；也將使我黨的群眾觀點——“一切為了人民”，通過“自下而上”的信息傳輸機制，以及相適應的組織和治理，得到更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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