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2003年SARS和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一样，这场发生在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简称“疫情”），也一定会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新的多方面变化。
笔者预感，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自上而下”为主导的格局，将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作用，“自上而下”以“自下而上”为基础，二者共同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有效方式的格局。
两年多前，英国畅销书作家马特·里德利的《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在中国出版。他告诉我们，人们已经习惯“自上而下”的模式，比如打仗靠将军，国家靠领导人，经济自由派依赖亚当·斯密等，但实际上，现实世界恰恰存在着“自下而上”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主导了技术革命和亚洲崛起。
在书中，他用“自下而上”的模式，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能战胜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成功，而很多国家的改革却陷入了停滞？为什么嫁接他国的政治制度往往会给传统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区块链技术会带来爆发式的金融革命，其他的制度设计却不能？为什么美联储的调控反而会造成金融危机？
与里德利的想法相似，我2017年在深圳的一次演讲中说过，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然，人类社会有许多“自上而下”的事情，在中国尤其如此，其中有些“自上而下”的事情有时也很重要，例如，中国现在正在推进的自贸区建设，但更为有趣、影响更为深远的，总是那些“自下而上”的事情。
经历了那么多的大事小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在中国，有些事——党的领导，国家主权和政令畅通等，必须“自上而下”；另一些事，像民生、民情和民意，以及涉及社会治理、公共卫生治理的那些事，“自下而上”效果更好。就像这次疫情在刚刚出现时，八位知情的医生在专业范围讨论疫情，被警方定性为传谣，遭到传唤。同时，网上相关帖子被删除，这就堵塞了“自下而上”的正常的信息传输。大家设想，如果当时这八位医生的意见得到关注，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疫情蔓延或许就将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小的范围得到控制。因此，这件事在成为公共卫生治理经典案例的同时，也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自下而上”建立信息对称机制的新开端。
可见，“自下而上”讲的是信息对称的问题，是组织效能的问题，进而是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问题。笔者是经济学者，举一些经济生活的例子加以说明。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走不通？是因为它的信息传递是“自上而下”的。不根据“自下而上”的来自市场的需求信息，不可能有效地组织供给。
创业创新为什么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创业创新是“自下而上”的试错。创业团队、新创企业通过对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设计和创造，一方面供给创造需求，另一方面寻求新的需求实现模式。建立在创业创新基础上的企业组织，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市场经济加创新驱动，正在“自下而上”地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想，在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也都有类似的“自下而上”的方式，也都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
将坏事变成好事，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疫情将使我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更加深切、更加准确的认识；也将使我党的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输机制，以及相适应的组织和治理，得到更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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